新来的女同事哭着找我借30万，我刚拒绝，她竟敢骂我，我回头看了眼办公室，笑着掏出了手机

办公室的空调嗡嗡响着。

新来的罗欣宜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眼泪断了线一样往下掉，说她爸尿毒症晚期，手术费差30万，公司里能求的只有我一个人。

我的手还没来得及抬起来，她已经从地上弹起来，指着我鼻子骂我冷血，说我做假账，说我吞了职工的救命钱。

满屋子人齐齐看过来。

我愣了三秒，回头看斜角墙上的摄像头，红灯一明一灭。我摸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低声说了一句：“老谢，麻烦帮我调一下上周的监控。”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传来谢英华沙哑的声音：“钱哥，监控单独存好了。还有件事，罗俊德昨晚从住院部转走了。”

我攥着手机，指节发麻。

转账记录是真的。尿毒症也是真的。可这场戏，从一开始就是做给我看的。

罗欣宜进财务部第三天，我就注意到她不对劲。

这姑娘嘴甜，勤快，见谁都笑，每天早上提前到办公室烧水拖地，连刘晓悦桌角那盆快死的绿萝她都记得浇水。

可只要一闲下来，她就盯着手机发呆，有时候眼圈红红的，抬头看见我望过来，又急忙把脸扭开。

那天午休，我路过走廊尽头楼梯间，听见里面有人压着嗓子哭。

门虚掩着，罗欣宜蹲在台阶上，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肩膀一起一伏。

纸片上是市中心医院的抬头，缴费项目栏印着一行字：血液透析。

她听到脚步声猛地回头，看见是我，慌慌张张把纸往口袋里塞，脸上挂着没来得及擦干的泪，嘴唇动了动，“钱……钱叔。”

我站在门口，进退不是。

“家里有人生病了？”

她低下头，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我爸，尿毒症。医生说……要换肾，光手术费就得三十多万。”说到这里她顿住了，使劲咬了咬嘴唇，“钱叔，您……您能不能别告诉别人？我不想让大家以为我靠这个博同情。”

我心里不是滋味。

我也有孩子，何琴十九岁，何晨十六岁。

孩子在外头受了委屈，最怕的就是被人另眼相看。

我点了点头，从兜里掏出一包纸巾递给她：“放心，我不说。有什么困难，别硬扛着。”

她用力点头，眼里又泛起泪花。

我转身下楼，脚步踩在台阶上，一下一下都有回声。

走出办公楼大门时，我停下来，回头望了一眼三楼走廊的玻璃窗，罗欣宜站在窗边，正低头擦眼睛。

我摸出手机，拨通了门卫室的座机。

“老谢，我。新来那个实习生，你帮我留意一下，她平时都跟谁接触。”

电话那头谢英华咳嗽了两声，带点笑：“怎么，钱大主管要查户口？”

“别闹。帮我盯着就是了。”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揣回兜里，心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一个刚入职三天的实习生，家里急等着30万救命，不请假不去医院，还能坐在这里天天笑眯眯地给人泡茶？

这种镇定，不像一个走投无路的人该有的样子。

那天晚上回到家，何琴正在厨房煮面条。见我进门，她探出半个身子喊了一声：“爸，洗手吃饭。”

我应了一声，在餐桌前坐下。何琴端来两碗面，自己咪了一口汤，突然问我：“爸，你们公司是不是来了个新同事，姓罗的？”

我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我同学说的。她跟那个罗欣宜是大学同学，说她家条件挺困难的，爸一直生病住院，妈也没什么正经工作。同学说她来咱们这儿上班之前，还挺犹豫的。”

“犹豫什么？”

何琴摇摇头：“我同学没说清楚，就说罗欣宜有段时间挺不开心的，好像是她妈非逼着她去什么地方上班，她本来还想考研呢。”

我夹起一筷子面，热气腾腾，糊了镜片。我没有追问下去，但心里那团疑云又厚了一层。

一夜没睡踏实。

第二天一早，我提前四十分钟到了公司，第一眼就朝罗欣宜的工位看去。

她没有来。

茶水间里只有刘晓悦在冲咖啡，看见我，招呼了一声：“钱哥，今天来得早。”

我嗯了一声，随口问：“罗欣宜呢？”

刘晓悦撇撇嘴：“一大早就来了，在楼梯间打电话，听着好像跟她妈吵起来了。”

“吵什么？”

“听不清，就听见她挺激动地说‘你别逼我’。”刘晓悦压低了声音，“钱哥，这姑娘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我昨天看她眼睛一直都是肿的。”

我没接话，走到自己的办公室坐下，打开抽屉，翻出上周的考勤记录。

罗欣宜入职三天，每天准时打卡，没有一天迟到早退。

一个父亲重病住院的姑娘，上班率竟然比谁都高，这不太合常理。

上午十点，总经理何鹤轩的助理打来内线，通知下午一点在三号会议室开全员大会，宣布新季度的员工培训安排。

我放下电话，扫了一眼墙上的钟。还有三个小时。

我拉开抽屉，底层放着一只黑色牛皮纸信封，里面有我前两天调出来的旧档案，财务部近五年的报销明细，后勤部的采购单据，还有一页手写的审批记录，签字栏上是一个名字：罗银凤。

我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又把信封塞了回去，锁好抽屉。钟在墙上走着，办公室里安安静静。直觉告诉我，这场会，不会那么太平。

下午的会果然出了事。

何鹤轩刚说完培训安排，罗欣宜忽然从角落站起来，所有人都始料未及。她径直走到会议桌中央，当着三十多人的面，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

“钱叔，求求您借我30万。我爸的病等不了了。”她的声音颤抖，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我在公司没有别的人能求了，我知道您管着账，您一定有办法的。”

会议室里瞬间哄闹起来，几十双眼睛齐刷刷落在我身上。我愣了两秒，本能地弯腰去扶她：“你先起来，有事好好说。”

她不肯动，反而哭得更大声了：“钱叔，我就差这30万了。医生说再不手术，我爸真的撑不过这个月了。”

我拉着她胳膊，手上用了点劲，把她从地上拽起来。

我承认，那一刻我心里确实不好受，一个二十几岁的姑娘当众下跪，换谁都不可能无动于衷。

但我更清楚，我只是一个财务主管，公司账上的每一分钱都不属于我，30万打个响指就能拿出来，这不是助人，这是害人。

“欣宜，你听我说。”我压低声音，“这笔钱数目太大了，我去哪儿给你弄？公款更不能动，那是犯法的事。”

话音刚落，她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眼泪还挂在脸上，眼神却像换了个人似的，猛然尖锐起来，声音也提高了几分：“公款？钱叔，你说得好听。你做这些年的账，里面有没有见不得光的东西，你自己心里清楚！”

满屋子倒吸冷气的声音。

我一动不动地站着，盯着她的眼睛。

她在发抖，眼角还有泪痕未干，嘴唇发白。

那副模样你很难说她在演戏，更像是拼尽全力的孤注一掷。

她扬着下巴，大声说道：“你就是冷血！我爸命都快没了，你还能端着架子坐在这里教训我！”

说完她转身跑出了会议室，门在身后砰地一响。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何鹤轩坐在主位上，眉头拧成一个疙瘩，没有说话。

我扭头看了一眼墙角的摄像头，红灯闪烁，是今天早上刚亮起来的。

前一天下午我下班时，还没有这台机器。

我站在原地，手插进裤兜，指尖碰到手机硬冷的边缘，把手机摸了出来。

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走出会议室的，就记得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有风灌进来，吹得后颈发凉。

我拨通了谢英华的电话，声音出奇平静：“老谢，麻烦帮我调一下上周的监控。”

谢英华在那头沉默了片刻，声音低了下来：“钱哥，监控录像我已经单独存了一份。”他顿了一下，“还有件事，你可能需要知道。罗俊德，就是罗欣宜她爸，昨晚从市一院转走了，据说是转去省里的专科医院了。”

“转院？”

“对。她妈罗银凤办的。”

我靠在走廊墙上，闭上眼睛。

罗银凤。

那个七年前在采购单上做手脚，被我当场查出来的女人。

她走那天指着我鼻子骂的那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钱勇军，你不得好死。总有一天我要让你尝尝什么叫走投无路。”

我没有想到她选了这样一种方式来兑现。

我攥紧手机，指节发白，又松开。

“老谢，帮我查一下罗欣宜的入职资料是怎么提交的。还有，她跟罗银凤的关系，确认一下。”

老谢应了一声，挂了电话。

我走进厕所隔间，拧开水龙头，把水开到最大，让冰凉的水流冲刷着手背。

镜子里的自己，眼角的皱纹比从前深了许多，两鬓也白了。

三年了，我没有再想过那个女人，更没有想过她会在七年之后，用这种方式重新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我想起罗欣宜跪在地上时颤抖的声音，想起她骂我冷血时眼里一闪而过的、几乎看不见的犹豫。我开始明白，那个姑娘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她哭是真的，她家穷也是真的。但她跪下来向我要钱这一幕，是排练过的。因为我太清楚罗银凤了，那个女人的每一步棋，都是算好了才走的。

我关上水龙头，擦干手，走出厕所。手机震了一下，是谢英华发来的短信，只有几个字，像一把刀子捅过来，却冷得让人起鸡皮疙瘩：“钱哥，罗俊德在省一院住院部的缴费记录，用的是罗欣宜的工号。也就是说，她这30万，本来就是替你借的。”

这句话我盯着看了很久。替你借的，这四个字里藏着一把刀。

她们真正想要的，不是30万，是我这个财务主管的位子，是我这些年在账上留下的干净名声。

只要我被迫私自动用公款来救她的父亲，那我从此就有了把柄，被人捏在手里，再也抬不起头。

这天晚上我回到家，何琴已经睡下了，何晨还在房间打游戏，键盘敲得噼啪响。

我坐在客厅沙发上，把谢英华发来的照片摊开：罗银凤和罗欣宜在医院门口碰头，罗银凤提着保温桶，罗欣宜低着头跟在她身后。

灯光昏黄，我在照片下压着一张草稿纸，把七年前的事情重新理了一遍。

罗银凤当年因为虚报采购金额被我查出来，我没留情面，按程序上报了。

她没有犯法，只是被辞退，保险照拿，公积金照领。

可我没想到，她会把这一切记在自己的账本上，记在我头上。

我叹了口气，把照片收进抽屉。客厅的灯管嗡嗡响，像有人在我耳边低声说话。

04

我让女儿何琴帮我做了一件事。

她加了罗欣宜的微信，用的身份是省城某大学的大四学姐，做毕业生求职调研。

罗欣宜刚出校门，对同校学姐没太多防备。

加上微信当天就聊了起来，何琴问一句，她答三句。

第二天晚上，何琴抱着手机跑到我房间，表情有些复杂：“爸，那个罗姐姐，她把她爸的事跟我说了。”何琴翻着聊天记录给我看，“她说她爸以前是园艺工人，身体一直还行，后来查出来尿毒症，家里就垮了。她妈以前在一家公司当后勤，后来被人坑了，丢了工作。”

“那她现在，对她妈说的那个‘坑她的人’，是什么看法？”

何琴沉默了一下，说：“她没说那个人的名字。但她跟我说了句话，她说这个社会就是老实人吃亏，欺软怕硬的人反而混得风光。”

我心里沉了一截。

这姑娘已经被完全洗脑了。她信了一个谎言，信了很多年。罗银凤把所有的不幸都归咎于别人，而罗欣宜作为女儿，只能无条件地站在母亲那一边。

当晚，我去了一趟单位附近的打印店，把存着资料的U盘重新整理了。

我做了两个U盘，一个是真的，另一个同样是按真盘的样子做的，里面存了一份完全不同的文件。

我考虑了很久，决定不惊动何鹤轩。

我手里没有足够硬的证据，只凭罗银凤家那一点过往，翻不起浪。

她设的局还没有完全展开，贸然摊牌，只会打草惊蛇，把自己搭进去。

我给谢英华发了条信息：门卫室里那个旧保险柜，帮我腾出来。

谢英华没有多问，回了一个字：好。

那天下午，我请了半天假，去了趟市区东郊的修理市场。

那里有一家不起眼的修锁铺子，铺子老板五十多岁，姓程，以前是银行的保卫科科长，退下来之后开了这家店，专门修保险柜、配钥匙，活儿细，嘴也严。

我找他帮我配了一把钥匙。

老程递过钥匙时，抬眼看了看我，“你这保险柜是老型号了，怎么还配新钥匙？”

我笑了一下：“谁家里的钥匙，不是备一把以防万一呢？”

他没有再多问。我把钥匙揣进兜里，走出铺子，阳光晒在肩膀上，暖烘烘的，我却觉得后背一阵一阵发凉。

因为我决定做一件事，一件自己也没有十足把握的事。我要用这把假钥匙，打开那只假保险柜，引罗家的人亲自走进来。

周五下午，我故意在财务部门口踱步，手里拿着一串钥匙，在罗欣宜面前晃了一圈，又走回办公室。

没过多久，我听见她起身去饮水机接水，走到我办公室门口时，有意无意地往里扫了一眼。

我坐在办公桌后面，正低头翻一本账簿，面前放着那只旧保险柜，柜门半开着，露出里面一沓纸和一个U盘。

我装作没有注意到她的目光，伸手关上了柜门，拧了一圈锁，又用手肘碰了碰锁柄，固定妥当。

抬起头时，罗欣宜已经端着水杯走回了座位上，神色平静，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我低下头继续翻账簿，指尖的汗洇湿了纸页一角。

当天晚上，我留在办公室加班到九点。

大楼里已经没什么人，走廊灯关了一半，光线暗得发沉。

我故意没有锁办公室的门，也没有把保险柜的锁拧到底，只是带上了，压到刚刚好卡住，轻易就能打开。

走之前，我给谢英华发了一条消息：“今晚可能睡得不太平，你留点神。”

他回了一句：“你放心。”

夜里十一点半，我坐在家里客厅的沙发上，没有开灯。

手机屏幕亮着，里面是谢英华偷偷装在走廊消防栓箱里的摄像头拍到的实时画面。

画面里空荡荡的，走廊尽头有一盏灯忽明忽暗地闪着。

十二点过九分，画面里出现了一个人影，穿着深色工装外套，戴着帽子，低着头从楼道拐角走向我的办公室。

步态刻意放轻，但还是看得出来，那是一个女人，骨架偏大，腰身有些发福，像五十岁上下的人。

她在办公室门口停下，手伸向门把手，轻轻一转，门开了。

人影进去，一个完全符合我预测的脚本，只是多了一个细节：她走进去之前，朝走廊身后张望了一眼，停顿了约莫两三秒，才迈进去。

她进去的时间没有持续太久。

大约十分钟后，她出来了，手里多了一样东西，一件银色的小物件，正是我那只备用的U盘。

她把U盘攥在手里，快步走向楼梯间，消失在监控画面里。

整个过程，没有看到罗欣宜。

我盯着手机屏幕，心里堵着一口气。

我想过那个进来的人可能是罗银凤，确实是她。

可我心里还是有点说不出的不舒服。

她女儿没有来，罗欣宜没有出现在这台摄像头里，说明她可能并不知情。

但是，谁又能说准呢。

周一早晨，我像往常一样提前二十分钟到办公室，拉开抽屉，那只U盘安安静静地躺在抽屉最底层。我拿起来，翻过来看了看，完好无损。

我把它插回电脑，里面是我昨晚重新处理过的文件，一份关于罗银凤当年采购单据虚假报账的旧案资料，以及一段模拟转账记录，标的金额为人民币29万元。

我把文件打开又关上，关上又打开，愣神了一阵，然后把它拔下来，放回保险柜里。我没有把它锁死，仍然只是轻轻带上门，保持原样。

两天后，3月17号上午，何鹤轩的秘书小周突然敲了我办公室的门，表情有些微妙：“钱主管，何总请您去三号会议室一趟。他说，有份材料想请您当面确认。”

我心里咯噔一声，表面却不露声色，放下手里的笔：“好，我这就过去。”

走出财务部时，我瞥了一眼罗欣宜的工位，她不在。

桌上水杯还冒着热气，手机也没拿，像是临时被人叫走了。

我心里沉了沉，脚步加快，推开门走进三楼走廊。

会议室的门半掩着，里面隐约能听见罗银凤的声音，尖锐，逼人：“何总，我不是来闹事的。我是为了公司名誉着想，有些东西，您看了就明白了。”

我停下脚步，站在门边，伸手推开那扇门。阳光从会议室的落地窗扑进来，直直地打在长桌正中，所有人齐刷刷地看向我，眼神各异。

只有一个人的眼神，让我心里一颤，罗欣宜站在罗银凤身后，脸色苍白，目光躲闪，像一只被逼到角落里的兔子。

她看见我，低下头，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我看了她一眼，移开目光，走到会议桌边坐下，声音平静：“何总，您找我？”

何鹤轩把面前的一只U盘推到我面前：“老钱，你看一下吧。”

罗银凤冷笑一声，张嘴刚想说点什么，何鹤轩抬手打断了她：“罗银凤，你先别说话。”

我拿起U盘，插入桌上的笔记本电脑。

里面只有一段视频文件，三十七秒，右下角的时间戳是三天前凌晨，画面里，有人用钥匙打开财务室门，径直走到柜子前，拿走一只银色U盘。

画面清晰到能看清那人手指上的戒指，一枚金黄色的、嵌着红色颗粒的款式，正是罗银凤左手无名指上戴着的那一枚。

会议室里安静得可以听见窗外的风声。

罗银凤猛地站起来，脸涨得发紫：“你……你什么时候装的摄像头！”

我看着她，缓缓说：“我没有装摄像头。这段监控，是走廊消防箱例行更新时录下来的。你可能不知道，那台消防箱的位置，正对财务室门口。”

她僵在那里，像被人抽去了骨架，目光忽地转向罗欣宜，嘴唇剧烈颤抖着，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罗欣宜站在她身后，脸色煞白，眼眶泛红，牙齿死死咬住下唇。

我关掉视频，放下手机，看着罗银凤，声音并没有抬高：“七年前你虚报采购款，我按制度办事。你说我坑你，可以。可你不该把你女儿拖下水。”

罗欣宜的眼泪一下子滚下来，她攥着衣角，指节泛白，低低地叫了一声：“妈……”声音带着哭腔，像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罗银凤回过头，狠狠瞪了她一眼：“你别说话！”

何鹤轩站了起来，拿起桌上的一张纸：“罗银凤，公司决定，即日起解除你的劳动合同，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至于这段监控视频，我会同步移交公安机关，由他们判断是否构成盗窃。”

罗银凤愣住了，整个人像被锤子砸了一下，身子晃了晃，扶住桌沿才没有倒下去。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散会后，所有人都走了。

我最后一个走出会议室，在走廊的拐角停住了。

罗欣宜站在楼梯间门口，背对着我，肩膀一抽一抽的，没有哭出声。

她手里攥着那只U盘，那只她从保险柜里拿出来的U盘，里面什么也没有的文件。

她听见脚步声回过头，满眼是泪，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钱叔……对不起。我不知道我妈让我拿的那个东西是这个。”

我看着她，那张和她母亲有几分相似的年轻面孔上，写满了一种我说不清的复杂情绪。我没有说话，只是转过身，扔给她两个字：“回家吧。”

罗欣宜没有再说话，眼眶红了，紧紧握着那只U盘，转身下楼。

我站在原地没动，听着她的脚步声消失在楼梯间里。

过了很久，我掏出手机，翻到女儿何琴的微信，发了一条消息：“她走了。”何琴很快回了一个字：“嗯。”

我收起手机，站在走廊尽头的窗边。阳光从玻璃窗涌进来，明晃晃地照在地上，像一场大雨之后，天已经放晴了。

我用了两天时间，把罗欣宜离职的事情办完了。

实际上也没有太多手续要办，她来公司还不到一个月，没有社保转移，没有公积金账户，工资按天结算，扣除几项杂费后，总共两千一百多块。

刘晓悦把她的离职单放到我桌上时，欲言又止了半天，最终只叹了口气：“钱哥，那姑娘挺可怜的。我看她走的时候眼睛肿得像桃子。”我没接话，低头签了字。

那天傍晚，我去门卫室取快递，谢英华递给我一个信封，鼓鼓囊囊的：“罗欣宜的，让转交给你。我寻思着你要是不想收，直接退了也行。”

我接过信封，摸了摸，里面是一沓现金。

她没带走自己的尾款，这笔钱是她走前的最后一天工资。

她也没带任何东西，桌上那盆她一直浇水的绿萝，现在换成了刘晓悦在照料。

我拆开信封，抽出两张百元钞票，剩下一沓重新塞进去，放回谢英华手里：“你找机会，把钱给她寄回去。地址我这有，下午发你。”

谢英华接过信封，看了看我：“钱哥，我听人说，罗银凤被带走那天，罗欣宜在医院门口蹲了一下午，饭也没吃。她爸已经转院了，据说情况不太好。”

我嗯了一声，没往下接。

这天夜里，我坐在客厅里，开了盏台灯，翻着何琴给我打印出来的聊天记录。罗欣宜在微信上跟何琴说的那些话，我反复看了几遍。

不是以批判者的视角，而是以一个父亲的身份去看。

“学姐，你说一个人要是从记事起就被告知，某个人的存在毁了你全家的一生，你会怎么面对？”这是快离职前一天她给何琴发的信息。

我关掉手机，靠在椅背上。

台灯的光落在桌沿，照着一只旧茶杯。

杯子是她第一天来办公室时，主动帮我去饮水机接的水。

那天她双手捧着杯子递给我，笑着说：“钱叔，您喝茶。”

一个月不到，物是人非。我做的是职场里常有的事，谈不上磊落，也算不上阴损，但总觉得这屋里有些东西变了。

一周后，一个周末的傍晚，手机响了一声。

我拿起一看，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没有署名点开内容，只有两句话：“钱叔，对不起。我爸已经不在了。我妈也被拘留了。我回老家了，以后不会再来打扰您。”看完短信，我把手机放下，坐了很久。

第二天一早，我拨通了何琴的电话：“你之前帮忙打听的那个罗欣宜，她现在联系方式你还留着吗？”

“留着呢。爸，你该不会……”何琴犹豫了一下，“想帮她？”

“她爸没了，她妈被拘留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什么都不剩了。”我顿了顿，“你把她的地址给我，我给她寄点钱。”

何琴沉默了一会儿，说：“爸，我帮不了你。我说实话，罗姐姐虽然不知道自己妈妈干的事，可她之前当众那么对你，你还要帮她……你不觉得她欠你一句道歉吗？”

“她道过了。”

何琴那头又沉默了好一会儿，最终轻声说道：“那我发你微信吧。”

“好。”

挂了电话，我在窗前站了很久。

窗外的梧桐叶子正绿，有风从缝隙里穿过来，带着初夏的气息。

我想起罗欣宜第一天来时那副拘谨的模样，想起她在走廊尽头蹲着哭的样子，想起她用颤抖却倔强的声音骂我冷血的那张脸。

那是罗银凤的女儿，也是被她母亲带着走上歧路的孩子。

我打开手机银行，犹豫了几秒，输入了一串账号，转了三千块钱。转账备注里我只写了一句话：“给孩子买点吃的。”

转完之后，我愣了片刻，又补发了一段文字过去：“你爸的事，节哀。以后的路，走稳了。”

直到发完，我才发现自己的手指有些发抖。

那是我活到四十七岁，很少有过的一种复杂感受：愤怒过，心软过，最后都化成了沉默，落到胸口里，不重，却沉沉的。

三个月后，何鹤轩在公司年会上给我颁了“廉洁标兵”的奖状。台下掌声一片，我笑着接过，说了句“应该做的”，就回到座位上。

何琴刚好放假回家，坐在我旁边，凑过来轻声跟我说：“爸，你猜我今天在哪看到一个人？”

“哪？”

“车站。我看到罗欣宜了。她在那边奶茶店打工，人瘦了一圈，但看着精神多了。”何琴说完，低头咬了一口夹心饼干，“我本来想过去跟她说句话的，但她先看见我，朝我笑了一下，我就没过去。”

“嗯。”

“爸，她过得好像还行。”何琴又补了一句。

我端着手里的茶杯，杯壁温热，是罗欣宜走后我第一次觉得办公室还算有温度。

年会结束后，我独自回到办公室，把奖状挂到墙上。

退了两步看了看位置，确认端正，又伸手擦拭了一下玻璃面。

奖状的镜框底面有些松，我翻过来拧紧背板时，看到镜框背面贴着一张邮政汇款的回执单，收款人是一个陌生的名字，金额是两千元，日期是罗欣宜离开公司后的第三天。

汇款人一栏没有署名，但那个邮局网点，是省城东街的。那是罗欣宜老家的地址。

我把回执单摘下来，对折，放进口袋。站在原地沉默了一会儿，喝了一口凉透的茶，坐回办公桌前，翻起积压了一上午的报销单。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投在奖状的玻璃面上，也照着桌上那盆绿萝。

叶子绿油油的，是有人在一天前刚浇过水，水珠顺着叶脉慢慢滑落，在光线下显得通透又干净。

我没有抬头去问是谁浇的，也不用问。

有些事，不必说破。

说破了，那一杯水的情分，反而淡了。

日子还在往前走，我放下手里的笔，端起茶缸子，走到窗边看了一眼。

天很蓝，风很好。

何琴的短信刚好进来：“爸，下周我回家陪你过生日。带上一个朋友，你猜猜是谁？”

我看了那条短信，心里忽然暖了一下。

重新坐回桌前，把翻到一半的报销单合上，写下批复意见：“准予报销。”门外走廊传来脚步声，轻快、不急不缓，像一个刚熟悉了路的人，正一步步往里走。

我摸摸茶杯，热的。那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