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的遗产有多深厚？后代吃了1000年，第29代孙竟成世界船王

提到包拯，大多数人脑海里浮现的是那张铁面无私的黑脸、开封府的惊堂木，以及无数民间故事里"日审阳、夜审阴"的传奇形象。但很少有人追问过一个问题：这位北宋最著名的清官，他的后代都去了哪里？

翻开史料会发现，包拯的身后事远比他断过的任何一桩案子都更加跌宕。他差点绝后，儿子早逝、孙子夭折，六十岁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血脉留在世间。

他留给后人的全部"遗产"，不过是刻在堂屋东壁上的三十七个字。然而就是这三十七个字，穿越了将近一千年的时光，最终在一个名叫包玉刚的人身上，绽放出连包拯本人都无法想象的光芒——他的第29代嫡孙，成了举世瞩目的"世界船王"。

公元999年，包拯出生于庐州合肥一个普通官宦之家。天圣五年（1027年）考中进士后，他没有立刻赴任，而是回家赡养年迈的双亲，这一守就是整整十年。

直到父母相继去世、守孝期满，包拯才在将近四十岁时正式踏入仕途。这个选择在当时的官场并不多见。对于一个刚金榜题名的年轻人来说，放弃前程回家侍亲，需要的不仅是孝心，更是一种对名利的超然。

晚入官场的包拯，仕途却几乎没有波折。他先后担任天长县知县、端州知府、监察御史、开封府尹、枢密副使，在不到三十年的为官生涯中升迁超过二十次。

他弹劾过国丈张尧佐，参过贪官王逵，连宋仁宗的面子都不给，弹劾时甚至把唾沫星子喷到了皇帝脸上。朝堂上有人怕他，有人恨他，但几乎没有人不服他。

包拯为官的核心信条，浓缩在他任端州知府时写下的那句诗里："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这是他唯一存世的诗作。端州盛产名贵端砚，历任知府都借上贡之名超额征敛数十倍来巴结权贵。唯独包拯严令按朝廷定额征收，多一方也不行。

据说他的手下人心疼这样的机会白白浪费，偷偷在行李中藏了一方端砚。船刚出羚羊峡驶入江中，包拯就发现了，严厉申饬之后，将那方砚台掷入了江水之中。这就是"不持一砚归"的故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考古人员发掘合肥东郊的包拯家族墓群，清理出五十余件随葬品，全部是陶瓷器、铜镜、铜钱一类的寻常物件，没有一件贵重金玉器具。一个做到枢密副使的高官，身后竟清贫至此，印证了曾巩对他的评价："仕至通显，奉己俭约，如布衣时。"

命运给这位铁面清官出了一道比任何贪腐案都更残酷的难题。

但命运在最后关头留了一线生机。包拯有一个媵妾孙氏，也就是妻子陪嫁来的丫鬟后来被纳为妾。孙氏性情刚烈，与包拯不和，被打发回了娘家。

谁也不知道，孙氏离开时已有身孕，回家后便生下一个男孩。直到包拯六十大寿前后，守寡多年的长媳崔氏才揭开了这个秘密，她一直暗中关注着孙氏母子的情况，确认孩子无恙后禀报了包拯。

老年得知尚有血脉在世的包拯大喜过望，为孩子取名"包綖"，后改名包绶。这个老来子成了包拯唯一的血脉延续，但父子相处的时间极为短暂，包绶五岁时，包拯便因病去世。

临终前，包拯留下了一篇仅有三十七个字的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他让儿子将这段话刻在石碑上，竖立在堂屋东面的墙壁旁，"以诏后世"。三十七个字，没有一个多余。不是财产清单，不是庄园地契，而是一道刻进石头、也刻进血脉的底线。

包拯去世后，五岁的包绶由寡嫂崔氏抚养长大。崔氏是宰相外孙女出身，丈夫早逝、儿子夭折，却没有改嫁，靠替人洗衣缝补勉强度日，变卖了一点房产来供包绶和侄子包永年求学。

有人猜测他的死极有可能与长期清贫有关。灵柩在外地停放了十多年，儿子们长大后才凑齐路费把遗骨运回合肥。孙子包永年同样为官清廉，四十一岁去世时"了无遗蓄"，丧葬费用还是堂弟资助的。

据包拯传记记载，从包拯去世到其孙包永年离世，不到六十年间包家仅有十九口人，却先后去世了十三人。清廉是一种选择，但这种选择的代价，有时候是用生命来支付的。

幸运的是，包绶育有四子，开枝散叶之后，包家族系逐渐庞大。据《包氏宗谱》记载，包绶的六世孙在靖康之变后随宋高宗南渡，先到杭州，后来辗转定居浙江宁波，在东海之滨繁衍生息了七八百年。那道三十七字家训也随着宗谱代代传抄，从庐州带到了东海之滨。

1918年，宁波镇海庄市钟包村的商人包兆龙喜得次子，取名"起然"，表字"玉刚"，"玉"取洁身自爱之意，"刚"取刚直不阿之意。此时的包家人并不知道自己与包拯的血脉关联。包兆龙教子极严，深谙过度娇惯可能导致后代放纵。

包玉刚十三岁就被送到上海，进入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攻读船舶知识。在同龄人还在父母身边的年纪，他已独自面对上海滩的喧嚣与孤独。

抗战爆发后中断学业，包玉刚先后在英商洋行和中央信托局工作，白天上班、晚上读夜校学金融管理。凭借过人的勤奋，七年间从普通职员一路做到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这段银行生涯让他练就了用金融思维管理风险的本领，也为日后的商业帝国攒下了第一桶金。

1949年春，包玉刚携家人和数十万元积蓄移居香港。起初做些小生意，日子过得不温不火。但当他站在维多利亚港的码头上，望着远洋货轮进进出出的时候，童年对大海的渴望被重新点燃。

他提出要做海运，母亲劝他"行船跑马三分险"，父亲认为他是门外汉，凭什么跟老牌船东争？但包玉刚主意已定，一边研读航运书籍，一边四处打听行情。

1955年，37岁的包玉刚凑了77万美元，其中一部分从日本银行借来，从英国买下一艘烧煤旧货轮，取名"金安号"："金"代表赚钱，"安"代表稳中求胜。同年成立"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

与所有船东采用短期出租模式不同，包玉刚反其道而行，把船以长期合约租出，租金虽低但胜在旱涝保收。这套策略背后是他十年银行经验的风控意识，稳定的现金流才是撬动银行贷款的最好杠杆。

凭借长期租约的稳定收益，包玉刚赢得了汇丰银行的信任，后来甚至成为汇丰的副董事长。源源不断的贷款让船队像滚雪球一样膨胀。

六十年代中期，他打入国际石油运输市场，与壳牌、埃克森等巨头建立合作。从1955年一艘旧船起步，到1977年，包玉刚的船队已经拥有超过200艘船，总吨位达到2100万吨，比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国有船队都要庞大。

美国《财富》杂志称他为"新一代海上统治者"，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对他说过一句话："搞船队虽然我比你早，但与你相比，我只是一粒花生米。"

成为船王的包玉刚并未被成功冲昏头脑。七十年代末两次石油危机后，他敏锐地预判航运业将步入长期寒冬。当多数船东还在幻想低迷只是暂时的，包玉刚已经果断启动"弃舟登陆"战略，大规模卖船，将资本转向房地产。

这个转型的经典之作，是1980年对九龙仓的收购。九龙仓是香港英资四大洋行之首怡和集团的核心资产。

包玉刚在李嘉诚帮助下暗中大量买入股票，当怡和旗下置地公司以高价反击时，包玉刚在三天之内调集21亿港元现金，仅用两个小时就将持股提升到49%。这场收购战轰动香江，被视为华人资本对英资财团的标志性胜利。

这场战役大涨了华人志气，包玉刚在谈笑之间调集二十个亿的故事，至今仍是香港商战史上的经典。此后他又以5亿新加坡币拿下会德丰，成为继李嘉诚入主和记黄埔之后夺得英资洋行的第二个华人。

然而在所有辉煌的背后，包玉刚始终不知道自己还有另一重身份。

1984年10月，66岁的包玉刚回到阔别四十多年的宁波，参观了江南最古老的藏书楼天一阁。古籍管理人员听说来者是香港船王，特意捧出一套镇海横河堰《包氏宗谱》。

包玉刚沿着宗谱上的世系一路往上查，查到最后，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宁波包氏源自北宋名臣包拯，包绶后人在南宋末年南渡定居宁波，包玉刚正是包拯的第29代嫡孙。

女儿包陪庆后来回忆，那是她结婚后第一次看见父亲那么激动。包玉刚拿着宗谱翻来覆去地看，反复念叨"无价之宝"，喊出了那句后来广为传颂的话："我是包青天的子孙！"

得知身世后，很多事情突然有了解释。包兆龙给儿子取字"玉刚"，洁身自爱、刚直不阿，与包拯一生行事遥相呼应。

包玉刚虽然富可敌国，却一生勤俭：每年只准家人在夏威夷度假十天，女儿一次只能买一双鞋，他常穿补了又补的旧衣服去游泳，告诫女儿"鞋是用来穿的，不是用来摆阔的，有鞋穿就不用买鞋"。

他的座右铭是八个字，"持恒健身、勤俭建业"。这种近乎苛刻的自律，与包绶死时身上只有四十六枚铜钱、包拯"不持一砚归"的操守，形成了一条穿越千年的精神线索。

知道自己是包拯后人后，包玉刚对祖国的回馈愈发慷慨。他捐资2000万美元兴建宁波大学，邓小平亲题校名。他向上海交通大学捐赠1000万美元建图书馆，以父亲名义在北京捐建兆龙饭店。

他还与中国第六机械工业部合资创立改革开放后第一家中外合资公司，国际联合船舶投资有限公司，促进了中国重工业发展，为中国航运业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

1987年，安徽合肥重修包公墓竣工，包玉刚专程从香港赶来参加落成典礼。站在先祖墓前，这个世界船王与九百多年前那个不持一砚归的清官之间，似乎完成了某种跨越时空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