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9年10月下旬，夜色沉沉，平汉铁路上一列满载弹药与兵员的军列正疾驰南下。列车里的日本兵困倦不堪，偶有交头接耳，却没人意识到，他们离终点还有不到两分钟的路程。空气冷透，河面雾气翻滚，探照灯射出的光束在桥面摇晃，却无力刺破厚重的水汽。
漕河大桥下方的草丛里，宁亚川趴伏良久。黑衣贴身，身旁是二十多斤TNT，雷管、导火索缠得严丝合缝。桥身上传来沉闷的“哐当”声，每次响动都像锤子敲在他的心口。机会只有一次，方位若差几寸，桥毁不了，命却难保。
宁亚川1912年出生于河北易县北宅村，家贫，不到十二岁便挑起农活。读书的日子短得像秋天的晨雾，还未看清就被生活吹散。25岁那年，“七七事变”使整个冀察大地战火冲天，他跟随赵登禹部队当工兵，第一份本领便是缠雷管、装炸药。
北平失守后，他与战友被冲散，只得暂避乡间。可是烧毁的院落、倒塌的祠堂日日刺痛双眼，几个月后，他踏上去往晋察冀根据地的小路，走进八路军一分区工兵连。凭着能吃苦、懂技术，他很快做了排长，又被选去抗大二分校授课，不到三年已是远近闻名的“工程把头”。
百团大战筹备期间，情报显示：日军依赖平汉铁路日运兵力数千吨，若能摧毁漕河大桥，敌后机动便成奢望。然而此桥拥有双层钢轨与混凝土桥墩，两侧筑有炮楼，夜间封锁，白昼巡逻。连队三次试爆，桥面不过被掀起裂缝，很快就被敌工营焊补完好。反复受挫，连长急得灰白了头发。
这时宁亚川递上请战书，只写八个字：“借夜与雾，以桥论胜。”连长盯着他：“要几个人？”答曰：“不必多人，一己足矣，二十斤药足矣。”连长沉默半晌，只说：“若能回来，欠你二斤烧刀子。”这段话后来成为战士茶余饭后的谈资。
出发前，宁亚川把自己装扮成货郎，拨浪鼓敲得漫不经心，实则一路丈量桥墩、探底水深。大桥全长逾千米，东西桥头一高一低，南北风口又多，他选定靠西岸第三座桥墩：水流平缓，灯光死角，便于引爆后迅速脱身。
行动之夜，巡逻更迭紧凑，探照灯每隔二十秒扫射一次河面。宁亚川先潜在河岸，等到凌晨两点后降温起雾，他才弓身入水。冰寒刺骨，却能借雾隐形；水至胸口，他用绑在脊背的木架托举炸药，轻轻拍水前行。灯光掠过，他伏入水面；光柱移开，又继续前进。花了近半小时，终于趴上桥墩。
装药、嵌雷管、拉信管，动作像老木匠打榫，一气呵成。点火前，他已听见远方铁轨颤鸣。那是军列压桥的警号。再等十秒，引信延时恰好；再等五秒，车头将踏入生死线。火柴划亮刹那，橘色火星在黑暗中一闪，他纵身跃入岸旁灌木。
巨响伴随火光，夜空被撕开。桥墩碎裂，钢轨翘起，前进中的军列猛然折断成两截，十余节车厢连同两节弹药车冲出断面，翻落滚滚河水中。高爆弹连锁炸响，火球窜起数十米，震颤传至十里外。1500名日军同行沉没，硝烟染红水面。日军这才明白，不可一世的防线竟被一个人撕开。
惊慌的哨兵四处射击，子弹在山腰乱跳。宁亚川沿事先勘好的羊肠小道摸黑上山，可搜山的鬼子越来越多。连长带着一个排火速赶来接应，激战中，他挡下一颗子弹，倒在山坡血泊之中。次日清晨，宁亚川抱着抢来的冲锋枪和那副空弹袋，回到连部时已是满身血污。他只说了一句：“酒呢？连长在哪儿？”
连长永远停在了漕河边。营部追认他为烈士。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得知经过，在前线临时指挥部扯下一块红布，签罢名字，将一枚铜制小圆饼包好，命人飞马送达，“此为奖章，以志壮举”。师长杨成武将一坛高粱酒亲手交给宁亚川，嘱咐他：“兄弟，替老连长喝。”
那次爆破后，平汉铁路中断整整百日，日军修桥三上三败，运输线瘫痪，正面战场压力为之一轻。宁亚川却婉拒了更高的军衔，只坚持留在工兵连。战友私下评他“半生埋火药，一声震长空”。多年后，易县地方志提起此事，总把那枚红布包铜板放在篇首，因为英雄的名字或许会被尘土遮掩，但桥塌时的轰鸣声，从未在记忆中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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