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坠青云之志：江泽民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上）

江泽民对经济改革的贡献，长久是被忽略的，大家都认为朱镕基懂经济，90年代经济改革主要是朱镕基做的，江泽民貌似没有做什么突出成绩。这个认识是错误的，经济体制改革背后本质是走什么路、实行什么样治理模式的政治问题，必须有坚强的政治支持和意识形态解放作为背景，这是更根本的问题，怎么改是操作和技术层面问题。

也有很多人觉得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帆风顺的，没有什么政治风浪，这也是不正确的，或者对改革史缺乏深入了解造成的。

尽管90年代改革不像80年代那样充满新旧冲突和波折，但是阻力仍旧不小。“十四大”、“十五大”、2001年“七一讲话”前争议反对声音都很多，但是江泽民改革立场一贯坚定，敢于旗帜鲜明推动改革，敢于直接面对对改革的质疑反对，推动了在关键时机改革的不断深入。

尤其是邓小平逐渐淡出舞台和去世后，很多力量都想改变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的路线，终止改革，江泽民立场鲜明维护了改革。

所以说，90年代中国改革做的成功，得益于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密切配合、共同努力，江泽民在最关键的要不要改、走什么路问题上毫不含糊，朱镕基等人操作有方，才使得顺利完成了历史任务。上文谈了朱镕基对经济改革具体操作的贡献，本文就谈谈江泽民在制度选择、思想转型这个更重要问题上的贡献。

一、在改革低潮期对改革的捍卫和探路（1990年至1992年的“十四大”）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我国也发生了严重风波。在总结这些事情发生的原因时，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是因为推行经济改革造成的，市场经济及个体私营经济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根源”，“任其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制度”。

因此，调整和整顿中改革出现很大后退，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经济治理决议，对经济运行机制的提法回归到十二大提出的“计划经济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模式。19xx年8月，以中央文件形式发布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提出：“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甚至还有人提出要把私营企业主罚的倾家荡产。

这时候还有人提出要在农村搞“社教”，逐步取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甚至在北京一些郊区乡镇开始搞“二次合作化”试点（吴敬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6页），被万里的强力抵制才作罢。

这种政策的变化，对经济造成严重负面影响，1990年经济增长率仅为3.8%，是改革开放之后最低的一年（2020年疫情特殊情况除外）。全国私营企业数量减少了一半还要多，从22.5万户下降到8.8万户，私营企业主普遍因害怕被扣上“资本家”、“反动分子”主动停止营业，或者申请将企业改为公有，比如刘永好在曾经找到当地政府表示要把企业“献给国家”。

邓小平对于整顿的过火行为早有警惕，多次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动摇不得。1990年12月底开始，他开始不断批评改革“姓社姓资”的论调，多次在谈话中指出：“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要以为搞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

但是邓小平的谈话并没有获得高层的积极回应，甚至某重要官媒在头版仍旧发表《改革开放不可问姓社姓资吗》这样的社论，理直气壮地说：“改革就是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在不问姓社姓资的掩护下，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的邪路”。

这时候刚刚到北京工作的江泽民，在有限的空间内，积极落实邓小平的指示，保护和支持改革。19xx年9月29日他在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1990年6月19日，他出席中央农村工作座谈会时，针对社会担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要不要搞的疑虑，他说：“要向农民讲清楚，不仅要稳定这个制度，而且要不断完善这个制度”。（江泽民思想年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7页）

紧接着他又去深圳做了三天的考察，提出要继续把特区办好，发挥在改革开放中的“排头兵”作用，同年11月下旬，他还专门去深圳出席了特区成立十周年的庆祝活动。针对证券市场是资本主义金融产物的质疑，江泽民果断支持试办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试营业，19日上交所试营业，中国中断了41年的资本市场得以恢复。

针对经济改革的最本质问题，即要不要进行市场化改革，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问题，江泽民不断投石问路、展开研讨。1990年7月起，他开始组织研讨会进行讨论，出席人员有退休的财经系统负责人余秋里、吕东、袁宝华、康世恩、宋劭文，学者薛暮桥、刘国光、苏星、吴树青、有林、袁木、许毅、吴敬琏等（《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中），新华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2007年版，第837页）。从出席人员的观点构成上看，显然这时候还是必须得“左右兼顾”。

不过江泽民内心倾向于选择市场经济，1990年9月李鹏辞去国家体改委主任后，他任命支持改革的、曾经担任上海副市长的陈锦华接替这个职务，并且立即给陈锦华布置作业，让他搜集国内外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研究成果。

陈锦华向江泽民提供了国家体改委官员江春泽女士（安徽旌德人，与江泽民同为江村江氏）的一份最新研究成果，提出计划经济思想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1902年提出的，早期计划经济主义者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制度也还没有诞生，主张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挂钩是没有依据的。

江春泽的文章对江泽民影响很大，他特意给陈锦华打电话，说：“材料很好，我看了两遍，今天晚上我要去辽宁出差，还要带上，再好好看看。”江泽民还批示印发中央领导同志参阅。（陈锦华：《我在体改委的岁月》，《见证重大改革决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56页）

（晚年的江春泽）

1990年11月，体改委又召开研讨会总结东欧剧变的原因，形成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危机的原因不是市场化，而是市场极度不发育。”江泽民看后也非常赞赏，并且后来在中顾委会议上亲自宣读，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很多人是中顾委的老同志，他显然是要在说服他们。（江春泽：《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历程》，《见证重大改革决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76页）

1991年7月，江泽民在建党七十周年纪念大会这个全世界瞩目的场合，严肃指出：“计划与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发展所客观需要的，因此在一定范围内运用这些手段，不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志”。这等于是中央主要领导人第一次正式宣布社会主义也可以采取市场经济，是一个划时代的事情。

中央媒体对于“七一讲话”的宣传，故意淡化有关改革的内容，根据周瑞金的回忆，江泽民颇有意见，他批评新闻界：“我的七一讲话讲的改革开放，你为什么不宣传，专门抓和平演变来宣传？”他强调：“今后主要加强改革开放的宣传，不改革开放，我们站不住”。当年9月1日，某官媒社论送审稿中又出现“关于在改革开放中一定要问姓社姓资”的句子，江泽民连夜致电宣传领域负责人，必须明天见报时删去。（周瑞金：《“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发表的前后背景》，《见证重大改革决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42页）

针对有人提出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反和平演变，江泽民说，中心只能有一个，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搞“多中心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已经包括了反和平演变。（《江泽民思想年编》，第66—67页）

苏联的“八一九事件”，再次给中共高层带来冲击，催促他们思考中国对策。江泽民于10月17至12月14日之间，连续主持召开经济体制问题研讨会，共计11次，每次谈半天。受邀参加会议的主要有刘国光、蒋一苇、李琮、陈东琪、张卓元、吴敬琏、王慧炯、林毅夫、杨启先、傅丰祥、江春泽、周小川和郭树清等学者。从人员构成讲，支持市场经济改革的占压倒性多数，此时江泽民对经济改革态度已经非常清晰。

研讨形成的共识是：“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并且依旧有很强生命力，在生产上表现出相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原因在于市场经济的活力；苏联东欧剧变表明，对计划经济小修小补无济于事，必须大胆进行彻底改革；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封闭环境下搞建设只能建成“乌托邦”。（张卓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过程中的重要思想酝酿——忆江泽民同志1991年冬主持11次专家座谈会》，《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99-108页；周小川：《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体制改革目标的历史意义》，《比较》，2013年第1期）

（2011年，座谈会二十周年之际，江泽民与当年参加的经济学家们重聚）

江泽民在讨论中插话说，“老毛子”（指原苏联）很快解体，看来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计划经济那一套，存在严重的有体制机制缺陷，关着门时不知道，可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一旦封闭的大门打开，大家一比较，体制毛病就显示出来了。

他还说，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开放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从鸦片战争开始算起这一个半世纪里，中国的最大教训就是不开放，没有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在“财大才能气粗”的国际舞台没有比拼的实力，没有市场竞争力。（陈东琪：《强法明制，公平竞争――1993年以来改革的回顾和下一步思路》，中国经济50人论坛官网）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获得全国上下的热烈响应，重启经济体制改革势不可挡。不过在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上，仍旧有分歧，一种方案是建立最低限度的市场经济，即“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此为刘国光的建议)，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实质是回归到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目标路线，并没有本质进步。另一种则是主张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高级目标。

江泽民主张改革要彻底、一步到位，他为此专门找刘国光谈话，他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头脑里和认识上一直是很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上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了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刘国光：《计划与市场关系变革的三十年及我在此过程中的一些经历》，魏礼群主编：《改革开放三十年见证与回顾》，中国言实出版社，2008年版））不过刘国光对没有加上“有计划”一直耿耿于怀，2008年香港中文大学召开了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研讨会，笔者作为听众参加，第一个发言的是当时已经83岁的刘国光老先生，他讲话主要内容就是市场经济不能没有计划，然后又列举了不坚持计划导致的问题。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出席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时做了关于如何推进下一步改革的讲话。他说，我们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他批评了那些对改革畏首畏尾的做法，指出加快改革时不我待，“如果我们放过了这种有利时机，那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江泽民说，社会上有不同的观点，“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他还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上，应“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多种成分共同发展”。（《江泽民思想年编》，第80—84页）

江泽民的“六九讲话”得到学员的热烈赞同，邓小平也表示支持，他说：“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他还建议“在党校的讲话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的话就作为“十四大”的主题。（《邓小平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8页）

文件传达的结果是，30个省市自治区党委全部表态同意这个提法。7月11日，《经济日报》在头版发表署名文章《社会主义也应搞市场经济》，代表着中央媒体也打破沉默。（龚育之：《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到江泽民七一讲话》，《百年潮》2002年第1期）

这样，在邓小平和江泽民的配合努力下，终于让改革走出低潮，这一年10月通过的“十四大”通过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中国经济改革终于走出走什么路的争论、反复和内耗，改革进入快车道，中国才得以抓住冷战后全球化的机遇，实现经济的腾飞，不结束这种意识形态困扰，中国永无出头之日。

（邓小平与江泽民在“十四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