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分局的书记是乌兰夫，副书记和常委都有谁？2人位居正部级

内蒙古分局书记乌兰夫，副书记和常委都有谁？正部级有2人，具体名单你知道吗

1955年初春，北京中南海的一间会议室里灯火通明。中央正在研究一桩大事——撤销四大中央分局，实行省区党委制。这一决定意味深长：在祖国北疆奋战六年的“内蒙古中央分局”即将完成历史使命，把接力棒交给新组建的自治区党委。倘若没有当年那支队伍，今天的内蒙古政治版图恐怕会是另一幅景象。

把时间拨回到1949年11月。内蒙古地域辽阔、部族繁多，既是抗日战场，也是新政权的试验田。中央决定在张家口设置分局，并非简单地“画出一块地”，而是要把民族自治与统一领导结合。为了这项工程，乌兰夫被推到台前。此人身上有两张王牌：一是长于发动草原群众，二是熟稔晋绥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网。更重要的，他对“民族区域自治”四个字的含义理解透彻——自治不是分裂，反而是盘活边疆的钥匙。

制度再好，也要有人来执行。乌兰夫在张家口宣布分局成立当天，给同僚留下深刻一幕——

“你去军区还是留在分局？”乌兰夫半开玩笑地问苏谦益。

“哪里最需要，我就去哪里。”苏谦益答得干脆。

“那我陪你。”奎璧接过话头。

这段对话承载着彼时草原干部的共同心声：一切听命组织，一切为了团结。苏谦益当时已是绥远省代书记，又临危受命兼任第一副书记；奎璧则接过常务书记重任。两人一个汉族、一个蒙古族，恰是分局干部“民族搭配”的缩影。

抗战岁月给予这批人不同的练兵场。苏谦益早在大青山骑着骡子跑联络，子弹打穿过他随身的棉袄；刘春在延安组织民族学院，拿着粉笔同样在打仗——培养翻山越岭送情报的学生；王逸伦则在风雪草窝棚里写秘密布告，号召牧民“别信日伪的糖衣炮弹”。经历打熬，使他们对边疆的复杂有天然敏感度，也让中央放心把立国初期最尖锐的民族矛盾交到他们手里。

有意思的是，分局的职能远不止“维持秩序”。1950年冬天，王铎率工作队深入呼伦贝尔剿匪，三天走完两百里，夜里靠羊皮袄挡风。就在同一时间，刘春在延安的教室里推行双语教学；高增培则忙着把牲畜普查表格翻译成蒙古文，第一份自治区农牧年鉴雏形悄然成形。一个在前线“啃硬骨头”，一个在书桌前“筑地基”，表面无关，实则互为支撑：没有安全环境，课本发不下去；没有人才储备，枪杆子打不来长久安宁。

1953年，张家口划归河北，分局机关西迁归绥。对外，这是行政区划调整；对内，是力量重组。新班子以乌兰夫、奎璧、苏谦益为轴心，兼顾兵权、党务与民族事务。王再天从辽阔的哲里木草原调来，带着他在东北抗联时期练出的硬气，出任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有人说，分局像一座枢纽，把北线的军事经验、陕甘宁的党校传统、华北的城市治理统统汇聚，然后再输送到每一个盟市旗县。

分局的六个市委里，包头最让人头疼。这里是边疆工业雏形，也是“移民磁石”。短短数年，东北、山东、河南人口蜂拥而至，连带各色矛盾。苏谦益披上市长袖章，下基层时仍然习惯穿半旧八路军棉衣。他在厂区蹲点半月，才搞定“煤、铁、运、粮”四大难题。有人调侃：“这位副书记白天忙钢铁，晚上还要批文件。”事实证明，多面手是内蒙古分局选人用人的硬杠杠。

1955年机构换牌，乌兰夫出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兼政府主席，奎璧转向政协，高增培坐镇农牧部，刘春被调进中央统战部，王再天进京参加军事改编，王逸伦则守在东蒙统筹民政和治安。纵向看，他们的级别在不断抬升：两人走到正部级，四人升至副部级；横向看，岗位横跨党政军学，足见中央对边疆干部流动的灵活设计。并非谁都在同一条跑道上冲刺，却都牢牢栓在“民族团结”这根线。

岁月无声。1986年夏，王逸伦在呼和浩特病逝；十年后，高增培也离开人世；再往后，王铎、刘春、王再天、苏谦益相继谢幕。回顾他们的履历，一个共同点常被历史学者提起——先是枪林弹雨里的战士，继而是校园里的教员，最后成为体制中的治边干部。这种角色递进，恰恰说明新中国在边疆治理上从“打得赢”转向“管得好”。

今天提起“内蒙古中央分局”，大多数档案停留在灰色卷宗里，但它塑造的干部群像依旧清晰：既懂马背，又熟案牍；既能端枪，也能执笔。中央在北疆试水的这一套选人、用人、育人的“复合配方”，后来成为全国民族地区干部培养的蓝本。换言之，那间曾灯火通明的会议室里落下的槌声，不仅结束了一种建制，也让一种经验沉淀成制度，为此后漫长岁月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