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七月的傍晚，电扇吹出来都是热风。
我攥着手机，准考证号输了三次才敢按确认键。
那个圈转了一万年。
儿子贴墙站着，脸藏在阴影里。
屋里安静得只剩电扇吱呀吱呀地响。
数字弹出来的那一下，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683。
手机差点从手里滑下去。
我擦了擦眼，又看了一遍，数字没变。
回到三天前，我刚把八千块钱塞进梁国兴手里，求他给儿子买个技校名额。
我猛地回头看向儿子，他垂着眼睛，低声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让我像个傻子一样站在原地，半天动弹不得。
01
我姓曾，叫曾德明，在城东修车厂干了二十三年。
手上的茧比车间里的铁锈还厚。我这辈子会的本事，就是让各种趴窝的车重新跑起来。可儿子的路，我这双手够不着。
六月底那天，我正钻在一台面包车底下拧螺丝。
活不好干，螺丝锈死了，我使了好大劲才卸下来。
工友李胖子在外面喊我，说我媳妇打电话来，儿子的模拟考成绩单寄到家里了。
我应了一声，没有急着爬出来。
躺在车底，看着那根排气管，心里说不上来什么滋味，就觉得手里的扳手比平时沉了几分。
李胖子又喊：“德明，你听见没有？”我说听见了。
这才从车底滑出来，拿油污的手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晚上到家，饭菜已经摆好了。
三菜一汤，一盘炒青菜，一盘西红柿炒蛋，一碗红烧肉。
红烧肉是昨天剩的，媳妇热了热又端上来。
儿子坐在桌边扒饭，头也不抬，筷子在碗里搅过来搅过去，夹了一粒米送到嘴里，慢得像在数米粒。
我脱下工装挂到门后，走到茶几边拿起那个牛皮纸信封。信封边角磨毛了，也不知道被翻了多少遍。我拆开信封，抽出成绩单。
总分310，班排倒数第九。
我盯着那行数字看了好一会，眼睛有点花。
也许是白天盯着零件看久了，也许不是。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成绩单已经被我揉成一团，啪一下砸在茶几上。
声音不大，但屋里安静，觉得整面墙都震了一下。
儿子端着碗没动，筷子停在半空，眼睛盯着碗里的饭粒。媳妇在旁边推了我一把：“吃饭就吃饭，吼什么吼。”
我坐回桌边，拿起筷子又放下。
饭一口没吃，倒是把桌上的半瓶啤酒闷下去大半。
啤酒是凉的，灌进胃里，那股凉意顺着胸口往下蹿，又变成一阵烦躁钻回来。
我盯着那盘红烧肉，油已经凝了，白花花一片，看着就腻。
儿子吃完饭，放下碗，说了句“我吃完了”，站起来就往房间走。
我喊住他：“回来。你给我坐这儿。”
他站住了，没有回头。后脑勺的头发有点翘，大概昨天晚上又趴着睡了，压的。
“你自己说说，这个分数你怎么回事。三百一十分，你让我的脸往哪儿搁？”
他没吭声。
“我厂里那些人，人家孩子考多少你知道吗？李胖子家闺女考了五百六，人家在年级都排得上号。你呢？三百一。”
他还是没吭声。
媳妇放下筷子，说：“行了，分数都出来了，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她从我手里拿过成绩单看了一眼，眉头皱了一下，又放下。
她说：“子航，你先回屋吧。”
儿子转身进了房间，关上门。
门锁咔哒一声，像一根针扎在我耳朵里。
我看着那扇关紧的房门，火气又往上冒了一截，站起来想过去踹一脚，被媳妇拽住了。
媳妇说：“曾德明，你够了啊。”
我坐回来，拿起啤酒又灌了一口。喝完发现瓶空了，我把空瓶重重墩在桌上，发出一声闷响。
过了一会儿，我自己又低头把成绩单捡了起来，摊开，重新看了一遍。
语文115，数学89，英语78，物理52，化学31，政治35。
我愣了一下。
这孩子上学期期中数学才考了62分，我骂了他半宿，说你这脑子让浆糊糊住了？
怎么现在数学涨到89了，总分还是310？
我又看了一遍，找到原因了。
化学31，政治35，物理52。
三科加起来一百多一点，全拖到坑里去了。
我拿着成绩单翻来覆去看了两三遍，也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
能找到什么？
总分就那样摆着，排名也摆着。
我把成绩单往茶几上一扔，不看了。
媳妇在厨房刷碗，水龙头哗啦啦地响。
我靠着椅背，仰头看着天花板上那盏吊灯。
灯管用了好几年，有些发黑，发出轻微的嗡嗡声。
我闭上眼睛，脑子里乱糟糟的，像塞了一团旧棉絮。
过了一会儿，我起身走到阳台上，点了根烟。
楼下的路灯亮着昏黄的光，有几个老头在路边下棋，吵吵闹闹的。
隔着六层楼，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那声音传上来，热热闹闹的，显得我这边格外冷清，冷清得像一个被世界忘了的角落。
我扶着栏杆，使劲往下弯了弯腰，腰上那块老伤又疼了起来，疼得我龇牙咧嘴。
骨头缝里像塞了一团碎玻璃渣，一弯腰就往外扎，扎得人直冒冷汗。
这腰是前年在厂里抬发动机时扭的，一直没去医院好好看。
媳妇催过好几回，说去查查，你老拖什么。
我说没事，老毛病了，扛扛就过去了。
其实我心里清楚，就我那体格，真要上医院，光查这一套就得几百块。
要是真查出什么毛病，那就不是几百块的事了。
几百块，够家里买一个月的菜了。
烟雾绕着头顶的灯泡慢慢散开。
屋里传来儿子房间的门响了一声，又安静了。
我掏出手机，翻到通讯录底部的那个名字。
梁国兴。
梁国兴是我初中同学，当年一起逃过课，一起下河摸过鱼。
后来我进了厂当钳工，他出去跑工地，十几年没见过面。
前两年听老同学说他混出了名堂，在县城包了个工程队，认识不少人，路子野。
上次见面是在刘胖子他爹的丧礼上。
他穿一件白衬衫，戴一块金表，在门口递了张名片给我，说老曾，有事找我。
我随手揣兜里，回去就忘了。
现在翻出来，名片上的字都模糊了，就剩下梁国兴三个字和一行电话号码。
我盯着手机屏幕上那个名字，拇指在上面停了好久。
我知道，这个电话一旦打出去，就等于认了。
认我儿子读书不行，认我没本事安排好他的前程，认我这当爹的只能低这个头。
二十三年了，我什么活都接过，什么苦都吃过，从来没求过人。
现在要为了儿子，去求一个十几年没深交的老同学。
腰又疼了一波。我咬着牙，按下了拨号键。
电话响了三声就通了。
“喂，谁啊？”那边声音嘈杂，好像在哪个饭局上。
“国兴，是我，曾德明。”
“老曾？”那边愣了一下，“哎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多少年没听你打过电话来，怎么着，有事？”
我张了张嘴，那句话在嗓子眼里滚了半天，才说出来：“想托你打听打听，县里有没有好点的技校。”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我听见梁国兴吸了一口烟，然后缓缓吐出来：“技校啊……行，我帮你打听打听。你家小子多大？”
“十五了，刚考完试。”
“考得咋样？”
我沉默了几秒，低声说：“估摸着三百来分。”
梁国兴在那头嗯了一声，没接话。那一截沉默比刀割人。他笑了笑，说：“行，我这两天帮你问问。你这当爹的，也算有心了。”
挂了电话，我站在阳台上，一动不动。
手机屏幕暗下去，我把它攥在手里，攥出了汗。
楼道里传来邻居家的电视机声，一家人在看什么电视剧，笑得前仰后合。
那笑声从门缝钻进来，显得我这边特别安静。
身后忽然传来一声轻轻的响动，像是房门合上的声音。
我回过头，走廊那头黑漆漆的，什么也没看见。
只看见儿子房间的门缝下面，透出一丝台灯的光。
我抬手想把烟灭了，烟头烫到手指，我甩了一下，看着那点火星从六楼落下去，落到黑夜里，没了影。
02
第二天早上，我五点半就醒了。
腰疼了一宿，怎么躺都不对劲。
后半夜索性半靠着床头眯了一会儿，等天亮的时候，浑身上下像散了架一样，动一下就疼得吸一口凉气。
我起来的时候没惊动媳妇，自己到洗手间洗了把脸，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眼袋吊着，脸色发灰，鬓角的白头发又多了几根，像一夜之间长出来的。
我到厨房把昨晚的剩饭热了热，就着咸菜吃了两口。
出门的时候，路过儿子房间门口，门半掩着。
他趴在书桌上睡着了，面前摊着一本数学练习册，密密麻麻写了大半页，题还没做完。
笔还捏在手里，书页上压出一道深深的印子。
我站在门口看了几秒，心里有点发闷，说不清那种感觉是什么。
像是一团棉花堵在胸口，堵得人喘不上气。
就你这成绩，做再多题有用吗？
我没有叫醒他，把门轻轻带上了。
到了厂里，李胖子正蹲在门口抽烟。
看见我，他往旁边挪了挪，递了根烟过来。
我摆摆手说不抽了，他看了我一眼，说：“咋了？老曾，你脸色不太好看。家里出啥事了？”
“没事，昨晚没睡好。”
李胖子嗯了一声，也没有多问。
他在厂里干了十几年，了解我的性子，知道我不想说的话怎么也撬不开。
他掐了烟，拍拍裤子站起来，说：“走吧，今天来了一台事故车，前杠都撞变形了，得拆半天。”
那台车弄了一上午。
我蹲在地沟里拆保险杠，拆完又酸又累，腰上那根骨头嘎吱嘎吱地响。
李胖子递了瓶水过来，说：“你腰又不行了？”我说还行。
他摇摇头，没再说什么，那眼神像是想劝劝我，又知道劝了也没用。
中午吃过饭，手机响了。我一看号码，梁国兴。心里咯噔一下，赶紧接起来。
“老曾，我帮你问了。县里有个职业技术学校，机电专业不错，毕业了能进厂，也可以自己干点私活。我跟那边的招生办主任吃过饭，熟，报个名不成问题。”
我听到“机电”两个字，心里第一反应是抗拒。
我干了半辈子机械，手指头缝里全是机油印子，现在儿子又要去学这个，等于换个地方走我的老路。
可我又能挑什么？
三百来分的成绩，技校是他唯一的出路。
“学费多少？”我问。
“一年四千多，杂七杂八加起来七八千的样子。住宿费另算，但不多。”
七八千。
我心里盘算了一下，家里存款不到四万，中间还有儿子上学的花销。
这笔钱不算付不起，但要紧的是另外一截：“国兴，那这事拜托你，后续的手续怎么弄？”
“不急。回头我约一下那个主任，你们见个面聊两句，把孩子情况说一下。对了，给我准备两千块，我请人家吃个饭，再打点一下，你懂的。”
我攥着手机的手紧了一下。
两千块，对我来说不算小数目。
可这时候我也知道，不给点好处，人家凭什么帮你？
我说行。
挂了电话，我从兜里摸出烟盒，点了一根，站在车间门口抽完。
烟呛得嗓子发紧，我咳嗽了两声，低头看了看手上的老茧，又看了看天。
六月的太阳白晃晃的，晒得后脖颈子发烫。
我心想，就这么着吧。
下午回家，我绕到银行取了两千块钱。
柜员问我要什么面值，我说一百的就成。
接过那沓钱点了两遍，揣进内侧口袋里，拍了拍，好像怕它飞了。
回到厂里，还没来得及进门，手机又响了。
这次是媳妇打来的。
“德明，你儿子说要去学校拿什么东西，下午不回来了。”
“拿什么？”
“他说什么中考答案，要回去估分。从学校回来也没说两句，背个书包就出去了。我没拦住。”
估分。
这个词在我脑子里转了半圈。
行，让他估吧，估出个三百来分，自己心里也有个数，到时候去技校也死心。
我嗯了一声，挂了电话。
傍晚回到家，儿子已经回来了。
坐在客厅沙发上，低着头，手里捏着一张纸。
我脱了工装走过去，瞥了一眼，纸上写满了数字和记号。
像是答案。
“估得怎么样？”我问了一句。
他沉默了几秒，嘴唇动了动：“三百来分。”
我点了点头，什么也没再说。
心里那口气像是被什么堵住了，想说点什么又说不出来。
吃饭的时候，屋里特别安静，没人说话，只有碗筷碰撞的声响。
媳妇夹了一块排骨放到儿子碗里，他小声说了句谢谢，低头扒了两口饭，就放下了筷子。
“我吃饱了。”他站起来，端着碗去厨房。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忽然觉得他瘦了。
肩膀的骨头把T恤拱出一个角，像衣服架子撑着一块布。
这小子什么时候瘦成这样了？
我心里头动了一下，想喊住他，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算了。
让他回屋吧。
那天晚上他房间的灯亮到很晚。
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那扇门下面透出一丝光。
我站在门口听了听，里面安安静静的，偶尔传来书页翻动的声响。
我有点想敲门，手抬起来又放下了。
回到床上，媳妇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问了句：“儿子还没睡？”我说：“没呢，看书呢。”媳妇没再说话，翻个身又睡了。
我躺在黑暗里，盯着天花板，心里莫名翻起一阵酸涩。
他要是真在学习，怎么会考三百来分？
他要是没在学习，那每晚台灯亮到深更半夜又是干什么？
我想不明白。后半夜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03
两天后，梁国兴打来电话，说约好了，让我带着儿子去县城一趟，跟那个招生办主任见个面。
地点定在县城一家饭店，说是中午一起吃个便饭。
我在电话里连声说好，心里却犯了难。
儿子那性子我清楚，从小就不爱跟生人打交道，见了陌生人连话都不多说几句。
让他去饭桌上陪着笑脸叫老师，恐怕比登天还难。
晚上我在客厅里坐了半天，等到他从房间出来倒水的时候，我叫住了他。
“子航，明儿中午跟我去趟县城。梁叔叔帮你在县里找了个技校，去跟老师见个面，认识一下。”
他端着水杯站在厨房门口，看了我好一会儿，没有立刻说话。
那眼神说不出来是安静还是空洞，就那么看着我，像是在掂量什么。
半晌，他说：“非去不可吗？”
“嗯。人家是你爸的老同学，费了心思帮你打听的。你总得去见见人家吧？”
他把水杯放到桌边，又站了一会儿，说：“行。”
那天晚上他房间的灯亮到更晚。
我差不多两点醒了一回，那丝光从门缝底下的地板上透过来，像一条细细的黄色带子。
我看了看，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第二天上午，我换了件干净的衬衫，又把那双皮鞋翻出来擦了一遍。
皮鞋是我五年前买的，平时舍不得穿，到底有些旧了，鞋头磨得发白。
媳妇看见了，说：“你这鞋有点旧了，要不买一双新的？去见人，穿得像样点。”
“不用，你看看柜台里有没有好点的鞋油。”
媳妇没再说什么，进里屋拿了一管鞋油出来，蹲下去帮我擦鞋。
她低着头，手法很仔细，把鞋头那几道磨痕反复涂了几遍，想让它们不那么显眼。
我站在那里看着她的头顶，她的头发已经白了不少，藏在黑发中间，像落了霜。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算了，终归没说出口。
上午九点多，我和儿子出了门。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T恤，肩膀上挎着书包，不怎么说话，跟在我后面走着。
县城不远，坐公交车四五十分钟。
车上人不多，他坐在靠窗的位置，歪着头看外面的街景，也不知道在看什么。
我几次想开口说点什么，比如去了以后见着人该怎么说话，嘴张了张，又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算了，他自己有分寸吧。
到了饭店门口，梁国兴已经等在那里了。
穿一件蓝黑色polo衫，裤腰上挂着车钥匙，比上次见又胖了一圈。
他看见我，笑着迎过来，伸手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老曾！你来啦。”他转头看着我儿子，上下打量了一遍，说：“哟，长这么高了？小时候我见他的时候才这么点。”他用手比划了一下膝盖的位置，哈哈笑了两声。
我陪着笑，推了儿子一把：“叫梁叔叔。”儿子低下头，嘴唇动了动，声音压得很低：“梁叔叔。”梁国兴拍了拍儿子的肩膀：“小伙子，精神挺好，坐吧坐吧，菜我都点好了。”
进了包间，里面坐着两个人。
一个五十来岁的秃顶男人，穿着一件深灰色短袖衬衫，抽着烟。
另一个是年轻女的，二十五六岁的样子，坐在旁边翻手机。
梁国兴介绍，秃顶男人姓方，是职业技术学校的招生办主任。
年轻女的是他的助理。
我赶紧笑着跟方主任握了握手，他的手软绵绵的，没什么力气，像握了一块温吞的肥肉，让我心里莫名感到一阵不适。
我陪笑递了根烟过去。
方主任接过来，叼在嘴上，旁边的年轻女助理掏出打火机帮他点着了。
菜陆陆续续上桌。
清蒸鲈鱼，红烧狮子头，白灼虾，一桌子硬菜。
我一看这阵仗，心里有点发紧，这一桌下来少说三四百起步。
梁国兴招呼大家动筷子，一边给我使眼色，那意思像是说，别愣着，敬酒啊。
我端着酒杯站起来，先敬了方主任两杯。
方主任坐在那儿，端着酒杯应付着抿了一口，不咸不淡地说：“老梁介绍的学生，情况我也了解。三百来分，上普高确实吃力，但我们学校可以收。机电专业，出来好就业。”
我连声说好，又把儿子往前推了一把：“这孩子手脚勤快，从小跟我摆弄过一些东西，脑子不笨，就是成绩上不去。方主任您多费心。”方主任看了儿子一眼，点了点头，没有多话。
这个时候，一直没怎么说话的曾子航突然开口了。
“爸，机电专业学什么？”
我一愣。
方主任倒是笑了笑：“数控车床，机电一体化，反正就是操作机器那套。年轻人学了，出来不愁没活干。”儿子哦了一声，低下头，没再接话。
可我看到他攥着茶杯的手紧了紧，手指关节泛了白。
他低头沉默了一阵，又抬起眼睛看了一眼我，有些犹豫地说了句：“爸，我能不能不上技校？”
饭桌上突然安静了。
方主任夹菜的筷子停了一下，梁国兴微微挑了一下眉毛，我更是有点下不来台。
我压着火气说：“那你想去哪儿？三百来分，哪个学校要你？”他又低下了头，没有再说话。
包间里的气氛有点闷。
梁国兴赶紧打了个圆场：“孩子还小，不懂事，方主任您别介意，回头考完再说，考完再说。”
我赔着笑脸又敬了一轮酒，心里却堵得跟什么似的。
吃完饭结账，我抢着去，梁国兴说老曾你坐着，我来。
他掏出钱包结了账，我站在旁边，心想这顿饭钱回头得还给他，还不止饭钱。
方主任起身要走，我赶紧把准备好的红包塞过去，说是给方主任买条烟抽。
方主任推了一下，梁国兴在旁边说：“老曾一片心意，您收下收下。”方主任这才作罢，揣进了裤兜，笑了笑：“行，那回头孩子把材料递过来，我在这边打好招呼。”
出了饭店，梁国兴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老曾，你那个红包里面装了多少？”
“两千。”
梁国兴皱了皱眉，声音又低了几分：“两千不够。方主任那个人，胃口大，你给两千，他连眼皮都不抬一下。技校的事他确实能办，但这年头，光出两千块就让人家帮你忙前忙后，你也知道，说不过去。”
我站在那里，手心有点发潮。
“那你说，得多少？”
梁国兴想了想，伸出两个指头：“再加五千。”
“五千？”我声音有点尖，又压低了，“我一个小时候的工钱才多少，光吃几顿饭，见个面，就要五千？”
“哎呀，老曾。”梁国兴拍拍我的肩膀，语气像是语重心长，“我跟你实话实说，方主任这个人，办事情靠谱是靠谱，但胃口确实不小。你要是觉得贵，那你自己去找人，你看你找得到吗？你这孩子三百来分的成绩，哪个学校会正眼看你？咱这事，说穿了，就是花钱买个路子，价钱摆在那儿，你能拿得出，孩子就有学上。拿不出，那就另说。”
我站在饭店门口，太阳晒得头皮发麻。
五千块，我得在车间里弯腰弯多少天，拧多少颗螺丝才能挣回来？
可我能怎么办？
我能让孩子就这么在家待着，将来去干苦力活吗？
不能。
我咬着牙，点了点头：“行，我再凑凑。”
梁国兴笑了，说：“这才对嘛。”
我转过身，儿子站在不远处的树荫下面。
他背着书包，低着头看地面，像是被晒蔫了的草。
我看了他一眼，又想起了他在饭桌上那句“我不想上技校”。
这小子，到这个时候了还说这种话，他到底想干什么？
我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走了，回家。”
他没有说话，默默地跟在我身后走。
公交车来了，我们一起上车，他依然坐在靠窗的位置。
车子开动，窗外的景物慢悠悠地往后退。
我看见他望着窗外，嘴唇动了动，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
那一刻，我隐约觉得，有什么东西正在我和他之间越来越远，像是一根橡皮筋，拉得越开，越让人不安。
可我抓不住，也不知道该怎么抓。
回到家。
我坐在沙发上，把口袋里剩下的钱掏出来数了数，一张一张摊开，又叠起来。
两千，加上桌上那五千，一共七千。
我摸了摸腰上那块老伤，疼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我看着天花板，心里盘算着，七千块拿出去，家里还能剩下多少？
不知道。
我不敢细算。
04
第二天一早，我去银行取了五千块。
柜员是个年轻小姑娘，问我要办什么业务，我说取五千。
她看了我一眼，说：“您确定吗？”我说确定。
递钱出来的时候，她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
我没多看，把钱装进信封里，塞进内侧口袋，拍了拍，又回厂里去了。
下午，梁国兴约我见面，我把钱给了他。
钱是在他修车铺后面的小办公室里交接的，灯管闪了好几下才亮起来。
梁国兴接过信封，手指捏了捏厚度，往抽屉里一放，说：“妥了。”
我站在那里，心里空落落的，像是有什么东西被抽走了。
我说：“国兴，这事就拜托你了。”他说：“放心，有我在，出不了岔子。方主任那边我已经打好招呼了，回头你把孩子的毕业证和身份证复印件给我就成了。”
我点头说好，转身往外走。
走到门口，梁国兴又喊住我：“老曾，你腰怎么了？看你走路有点歪。”我说没事，老毛病了。
他说：“别撑着，该看就看。”我应了一声，拉开铁门走了出去。
阳光明晃晃地刺眼，我眯着眼睛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想起来电动车停哪儿了。
晚上回到家，媳妇问我今天出去干什么了。
我说：“跟国兴碰了个面，把技校那边的关系再送一送。”媳妇嗯了一声，坐在床边叠衣服，半天没有说话。
她低着头，手上的动作不知道什么时候慢了下来。
良久，她问：“花了多少？”我沉默了一下，说：“五千。”媳妇的手停在半空，叠到一半的衣服又散了开来。
她没有抬头，就那么安静地坐着。
那道沉默比打我一巴掌还难受。
“那照这样下去，后续还得花多少？”她问。
“应该不用再花了，人家说了，名额定下来就行。”
媳妇没有再说话，继续叠衣服。
可她的动作慢了很多，像手上灌了铅。
我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一个台一个台地换，什么也看不进去。
过了好一会儿，媳妇忽然说了一句：“德明，你的腰，前几天是不是又犯病了？”
“没有。”
“你少骗我。你晚上睡觉翻个身都皱眉，以为我看不见？”
我没有回答。她又说：“要是真需要动手术，那得花多少钱？”
“不花。”我说，“不碍事，别瞎操心了。”媳妇不再说话，房间里只剩下电视里嘈杂的广告声。
这天夜里，我睡得迷迷糊糊，听到隔壁儿子房间传来一阵很轻的声响。
像是椅子腿蹭了一下地板，又像是抽屉被拉开。
我侧耳听了一阵，声音又没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路过儿子房间门口，门开着，他背着书包正要出门。
我一愣：“你去哪儿？”
“学校。”他说，“班主任让回学校交个材料。”我嗯了一声，没有多想，转身去洗漱了。
他没骗我，他确实去了学校。
可他也没有说全，他书包里除了那几张材料，还夹着一张他偷偷打印的助学金申请表。
这些，都是后来我才知道的。
那天傍晚，我下班回家。
推开门，一股菜香扑面而来。
儿子竟然破天荒地站在厨房里，笨手笨脚地帮媳妇剥蒜。
媳妇在旁边炒菜，看见我回来，说：“今天你儿子说想吃排骨，我买了点。”我看了儿子一眼，他低着头，仔细地剥着手里的蒜瓣。
他的眼圈有点红，像是哭过。
我张了张嘴，想问一句你哭了？
话到嘴边又变了：“今天的蒜剥干净点。”他嗯了一声，继续低着头剥。
吃饭的时候，他给我夹了一块排骨，放到我碗里。
我愣了一下，这小子从小到大，很少主动给我夹菜。
我低头看着那块排骨，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最终还是扒进嘴里，嚼了嚼，吞下去，什么也没说。
心里头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碰了一下，又像是没有。
晚上，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手机忽然响了一声。
我拿起来一看，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曾子航爸爸您好，我是他的班主任马老师。
想找时间跟您聊一下孩子的情况，请问您哪天方便？
我盯着屏幕看了半天，心想，老师找我，大概又是为了成绩的事。
我回复：马老师，后天下午我有空。
05
到了约定那天，我特意请了半天假。
下午两点，我骑着电动车到了学校门口，给马老师发了条信息。
她回复说让我等一下，她马上下来。
我等了大概五分钟，一个剪着短发的年轻女老师从教学楼里走了出来。
她身上穿着浅蓝色衬衫，手里夹着一本文件夹。
她就是马雨晴。
“曾子航爸爸，您好。”她微微弯了一下腰，脸上带着笑，但笑容里藏着一丝我看不太懂的东西，有点为难，又有点犹豫。
我说：“马老师好。”她指了指操场边的一排长椅，说：“我们去那边坐吧。”我跟着她走过去，坐下。
她先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表，递了过来：“这是子航的月考成绩单，您先看看。”
我接过那张表，上面密密麻麻列了一整年的成绩。
打头的是初三上学期的月考成绩，310，班级倒数第九。
接着往下看，第二次月考，380。
第三次，455。
第四次，520。
第五次，556。
最后一次模拟考，310，旁边用红笔标了一个“发烧39.5℃”。
我整个人愣住了，像是后脑勺被人不轻不重地敲了一棒子，脑子嗡的一声，好一会儿没缓过劲来。
我盯着那串数字看了很久，手指微微发起抖来。
我抬头看着马老师，声音有些发涩：“马老师，这个……这个成绩单是怎么回事？怎么上上下下跳这么多？”
马雨晴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不忍。
她说：“曾子航爸爸，这半年他一直在进步。从寒假开始，他每天放学后都会找我补课。他怕你担心，不让我告诉你。最后的月考他发了高烧，是撑着考完的。他平时成绩其实一直在往上涨。”她停了一下，“这次中考，他估分估得保守。他不敢估高分，说自己怕万一考砸了，让家里人白高兴一场。”
我感觉自己的手在抖，抖得厉害。
阳光照在那张成绩单上，白纸黑字，清清楚楚的，一笔一画都像针一样扎进我的眼睛。
我脑子里轰轰作响，像有一辆列车碾过去了，碾得我整个人七零八落。
马雨晴犹豫了一下，又开口了：“曾子航爸爸，还有一件事，我想跟您说。”
“您说。”
“子航填志愿的时候，第一志愿写了一所技校。后来我找他谈过一次，他没有说话，只是低着头。我问他，你想上高中吗？他沉默了很久，才跟我说……他想上县一中。可家里条件一般，他爸已经帮他找好技校了，他不想让家里难做。”
我的呼吸一下子停住了。
脑子里翻江倒海一般地搅，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只觉得自己像个傻子一样坐在那里，手里攥着那张成绩单，像攥着一块烧红的烙铁。
那天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着操场，操场上有几个孩子在那跑。
风一阵一阵地吹过来，吹得旗杆上的绳子一下一下地打着铁杆，发出清脆的声响。
最后马雨晴站起身，对我说了一句话：“他已经是咱们班进步最大的孩子了。”我站在操场上，把那句话一个字一个字地嚼碎了，咽下去，又想起来，又咽不下去。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学校的。
推着电动车出了校门，没有骑，一步一步地走了好几条街。
脑子里全是那张成绩单上的数字，像幻灯片一样来回翻。
310，380，455，520，556。
从寒假到现在。
这半年，我都在干什么？
我每天早出晚归，觉得他在混日子，觉得他不争气，觉得考个技校就得了。
我没有看过他的一次月考成绩单，从来没有。
310就摆在那里，我只看了一眼就扔了。
我一直走到河边才停下来。
河边有一排柳树，风吹过来，柳条晃晃悠悠地垂在水面上。
我把电动车支在路边，蹲在河堤上，很久很久没有动弹。
兜里的手机忽然震了一下。
我掏出来一看，梁国兴发来的短信：“老曾，方主任那边基本落实了，这周末你带着孩子过来签个意向书，回头把剩下的材料补齐，就妥了。”我盯着那条短信看了好久，然后把手机装回兜里，没有回复。
我蹲在那里，看着水面上被风吹碎了的日影。
像是过了一辈子，又像是只过了一瞬。
我抹了一把脸，站起来，推着电动车往家的方向走去。
回到家，我坐在沙发上，翻来覆去地想着马老师的话。
他第一志愿填的是技校。
他本来想上县一中。
他故意把成绩报低了，怕我为难。
他从寒假开始就在努力，那盏台灯，那本练习册，那些被我吼过的夜晚。
我这当爹的，在这半年里做过什么？
我坐在那里，整张脸埋进手掌里，一动不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