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毛主席出席陈毅追悼会，盛赞张伯驹写的挽联：应该给个出路

1972年毛主席参加陈毅追悼会，盛赞张伯驹写的挽联十分精彩：这个人才应该有更好出路！

1936年深秋，淞沪战火方炽。上海外滩一家小拍卖行内，瘦高的中年人按着帽檐，盯着台上即将被拍出的《照夜白图》。他就是张伯驹。举牌声此起彼伏，日商出价凶狠。就在最后一次落槌前，他低声嘟囔：“再加五千。”朋友劝他别冲动，他只回一句：“这画若走了，咱们后人怎么交代？”那一刻，他把多年经营的祖产押了个精光，硬是截住了这幅唐人名迹的外流去路。

家世优渥让张伯驹有财力，更给了他一种责任感。祖上曾与清末重臣张之洞交谊匪浅，府中名物无数，自小耳濡目染的他，对书画玉器有特殊的敏锐。可他真正开始大举收购国宝，是在日军铁蹄逼近时。出于一种近乎执拗的爱国情怀，他不惜典当田地、抵押宅院，甚至写下借条，先后迎回《平复帖》《游春图》等重器。抗战八年，不少珍贵古籍和字画就是靠这样“以身护宝”才逃过劫难。

好事与祸事往往并生。1941年，他在北平遭绑票。匪徒口口声声索要三百万元法币，最后讨到四十万才把人放了。这桩惊心动魄的经历让他留下了半生挥之不去的梦魇，却没能动摇他再买进文物的决心。有人揶揄他是“败家子”，他笑笑：“家业不算什么，文物一旦流出，就再也回不来。”

胜利的钟声还在耳畔，新中国已在天安门城楼宣告诞生。初期，百废待兴，政府同样重视文物回流。1956年，张伯驹把手中所藏八件精品悉数捐给故宫。有人问他心疼不心疼，他摆手：“国家强，收藏才算数。”这番慷慨让北京文化圈津津乐道，也让一位热爱书画的老兵——陈毅，记住了他的名字。

1957年北海的明清书画展上，陈毅驻足在展柜前，凝视《游春图》许久。参展者低声向他介绍捐赠人，“张伯驹，老先生把毕生心血献了出来。”陈毅只答了一句：“这人得保护。”然而历史的车轮并不因为一句赞赏而转向。1958年反右风暴席卷知识界，张伯驹也在“右派”名单之列；户口被注销，收入中断，连医药费都成难题。彼时的北京冬夜，煤球紧缺，夫妻俩烧掉旧木箱取暖。潘素悄声劝他：“要不再卖几件画？”张伯驹摇头道：“留给国家的，不能悔棋。”

陈毅没忘记这位朋友。1960年冬，他托时任吉林省委领导于毅夫北上，带话给中央，希望为张伯驹谋一线生机。吉林省博物馆此时正缺人，几封电报往返之后，张伯驹应邀赴长春，挂名副馆长。雪野茫茫，他和夫人住进老旧招待所，却第一次拿到了稳定津贴。张伯驹走进库房，抚摸一卷卷待修的残破绢本，轻声感叹：“人活一世，总得给古人干点实事。”

时间悄然推到1972年1月。陈毅病逝的噩耗传来，吉林的大雪尚未融化，张伯驹执笔写下一副挽联，寄往北京。两天后，八宝山追悼会礼堂内，来宾云集。挽联被悬在灵堂侧壁，上书：“公如磐石，民族赖以支撑；业若春晖，后昆因此芬芳。”毛泽东翻阅吊唁册，看见署名“伯驹”，顿了一下，对张茜说：“此人现况如何？”张茜赶紧低声禀报：“仍在东北，生活清苦。”毛泽东点头示意工作人员记录，留下八字：“如此人等，应予一条出路。”

短短一句批示，却在暗处掀开新篇。次日，周恩来即会同文化部、北京市与吉林方面，会商张伯驹安置。中央文史研究馆向他递上聘书，户口、住房、医疗统统落实。那封红头文件来时，他已七旬，捧在手里良久无言，只对潘素说：“终归是赶上了好时候。”

1978年，平反文件落槌，压在他头顶二十年的“右派”帽子被抖落。那年冬天，他重返故宫，看着自己当年捐出的国宝安卧恒温恒湿的展柜，神情倦怠却安详。随行的年轻研究员请他题字，他挥毫写下四字：“守护有责。”字迹虽微颤，却遒劲有力。

1982年2月26日，84岁的张伯驹在北京辞世。故宫的雨花阁里，工作人员取出《平复帖》做例行检查，轻轻掸去浮尘。那幅千年古帖之所以还在华夏大地，正因当年有人以家产、以性命去赌。岁月不言，文物无声，但那股“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担当，却在历史深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