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替丈夫顶罪入狱3年,出狱后改名换姓远走他乡,5年后在国外重逢,他红着眼问我:你心里,是不是还恨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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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车的铁门在我身后“咣”地一声关上。我回头看吴君浩,他站在铁栏杆外面,西装革履,拿纸巾擦着眼泪,看起来比我还痛苦。

我居然笑了一下。

没事,三年的牢,换他一辈子好。值了。

进去半年,我在牢房的电视上看见了他和苏思雨的婚礼新闻。

那天大雪纷飞,我蹲在瓷砖地上,把那张早就被我折得发白的结婚证复印件攥在手里,指甲掐进肉里,一滴眼泪都没掉。

我是在笑。

笑着笑着,才发现嘴角尝到了咸味。



01

签认罪书那天,苏思雨给我倒了杯酒。

她坐在我对面,笑盈盈的,眼睛弯弯的像月牙。我认识她十五年,从初中开始就是同桌。

“语桐姐,你放心进去。”她拍着我的手背,“公司这边我帮你盯着,不会出事的。”

我信了。

我怎么会不信呢?她是我在这个城市最亲近的人,是我妈走以后,唯一一个在我哭着打电话时,半夜打车过来陪我的人。

那天晚上十一点,苏思雨走了以后,吴君浩从里屋出来了。

他没笑。

他脸上的样子,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他跪在我面前,膝盖磕在地板上,闷响一声。

他把一张纸摊开在我面前,那是一张借条,上面写着我爸的名字,五万块钱。

“语桐,你爸在工地上借的,是我给他担保的。”吴君浩的声音很低,“要是我不替他兜着,放贷的人明天就找上门去。”

我爸在南方工地上干活,那几年工地不景气,他借过劳务公司的钱周转。我知道这事儿,但我不知道吴君浩给他担的保。

“公司那边已经查到我头上了。”吴君浩抓着我的手,“我也不想让你去,可我要是进去了,外面这些账谁来管?你爸那笔钱谁来还?”

他的手指发凉,攥得我手都疼。

我在那个屋子里坐了很久。

客厅的灯是昏黄的,茶几上放着我们结婚时拍的照片,那天我穿了件红色的旗袍,他穿西装,笑得眼睛都眯起来。

照片里他的手搭在我肩上,很紧,像是怕我跑了似的。

婆婆曹丽敏从厨房出来了,手里端着碗鸡汤。

“语桐,你喝一口。”她把碗放在我面前,“妈也知道这事儿难为你,可你要是进去了,妈天天去给你送饭,三年,很快就出来了。”

我没喝那碗汤。

我看着跪在地上的吴君浩,看着站在旁边的婆婆,看着茶几上那张借条。脑子里乱糟糟的,有根弦绷得很紧,好像一松就要断掉。

“就三年?”我听见自己问。

吴君浩抬起头,眼睛都亮了:“就三年!我保证,只要三年,我把公司账目理清楚,你就出来了!”

我深吸一口气。

行,我签。

吴君浩一下子抱住我,抱得特别紧。我能感觉到他的心跳贴在我胸口,“咚咚咚”地跳。

“语桐,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恩人。”他的声音发颤,“我这辈子,一定好好对你。”

我扯了扯嘴角,想笑,没笑出来。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派出所。

我是公司财务总监,账上的问题签字都是经我的手。

我按照吴君浩教我的,说了那套对好的词。

办案的人问得很细,从资金来源问到资金去向,我都答了上来。

那些词儿吴君浩教了我整整一宿,我背得滚瓜烂熟。

签完字,按完手印,我就被带走了。

狱车开上路的时候,我回头看。吴君浩站在派出所门口,朝我挥手。

他脸上全是眼泪。

我想,他是真舍不得我。

可我又想,他要是真舍不得,怎么舍得让我去呢?

这个问题,我在心里藏了三年。

02

看守所的日子,比我想的还难过。

头一个月,我在隔离室里待着,天天对着四面墙发呆。

墙上有一道道划痕,不知道是哪个犯人留下的。

我用指甲也划了一道,想着等出去了,也让吴君浩看看,这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

第二个月,我搬进了大通铺。

也是从那时起,我认识了陈慧。

陈慧比我大九岁,在里面待了四年多了。她是因为丈夫家暴,失手把人捅了。她第一次见我就说:“你这面相,不是犯了事的人。有人坑你吧?”

我没说话。

但她天天坐我旁边,吃饭挨着我,放风也跟我走一块儿。时间久了,我也就跟她说了。

听完我的事,陈慧“啧”了一声,把嘴里的烟头掐灭。

“你那个闺蜜,怕不是一般人。”

我愣了一下:“什么意思?”

“你想想,你老公一出事,她就站出来了,替你管公司,替你忙前忙后。”陈慧掰着手指头,“表面是你姐妹,可你进去了,她不是正好上位吗?”

“她不是那种人。”我说。

“你确定?”陈慧看着我,“我问你,你进去之前,她跟你老公走得近不近?”

我张了张嘴,想说“不近”,可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画面。

那是我们结婚一周年的时候,苏思雨来我家吃饭。

那天吴君浩喝多了,她扶他回房间,两人在门口站了很久。

我当时在厨房洗碗,转头看了一眼,心里说不出的别扭。

但我没吱声。

“我要是你,我就多留个心眼。”陈慧拍了拍我的肩,“这世上,最信不过的就是人心。”

我没接话。

但我心里开始犯嘀咕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经常写信给吴君浩。

我把他留给我的地址写在信封上,一星期写一封。

写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说里面伙食不好,说我想家了。

信寄出去,我掐着日子算,一封信七到十天到,他应该能收到。

可第一封信寄出去,石沉大海。

第二封,第三封,没有回音。

我心里急了,托管教帮我打电话,可电话那头一直是忙音。我告诉自己,他肯定是公司忙,没顾上。

可那天下午,电视上的新闻把我所有的幻想,打得粉碎。

那时是冬天,我刚吃完午饭,坐在长条凳上晒太阳。

管教把电视打开,说今天有社会新闻。

我本来没在意,可一条新闻放出来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荧幕上,是吴君浩的脸。

他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西装,头发梳得很整齐,站在一个铺着红地毯的台子上,旁边站着苏思雨。

新闻的画外音说:“省城知名家装公司重整业务线,创始人吴君浩与新合伙人苏思雨共结连理,公司业务迈入新阶段……”

我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

“轰隆轰隆”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塌了。

苏思雨穿着一件白色的婚纱,挽着吴君浩的胳膊,笑得特别甜。吴君浩低头看她,眼里的温柔,是我从来没见过的。

电视上的镜头转向了台下的观众,一张张笑脸里,我看见了婆婆曹丽敏。她穿了一件红色的唐装,笑得皱纹都挤在一起。

旁边的人都在起哄:“亲一个!亲一个!”

吴君浩弯下腰,在苏思雨的嘴上亲了一下。

那一刻,我手里的搪瓷碗掉在地上,“咣当”一声,水溅了一地。

“哟,怎么了?”旁边的人看着我。

我蹲下去捡碗,手指碰到地上的水,凉的。凉得连骨缝里都透着一股寒意。

陈慧走过来,看了一眼电视,又看了一眼我。

“这就是你那个老公?”她把嘴里的烟掐了,“还真是个人才。”

我把碗捡起来,继续洗碗。手是抖的,碗在水里转来转去,就是洗不干净。洗了半天,碗上还有一圈油渍。

我没哭。

真的,一滴眼泪都没掉。

只是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我盯着天花板上那道裂缝,脑子里反复闪着一个画面:苏思雨穿着婚纱,吴君浩低头亲她。

那个温柔的眼神,那个低头的弧度,那个嘴角的弧度——

我忽然想起来,他从来没这么看过我。



03

那之后的日子,我像变了一个人。

以前我干活慢吞吞的,现在利索了。以前我话多,现在我安静了。放风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坐在角落,低着头,盯着地上的蚂蚁发呆。

陈慧说我变了。

她说:“你那眼神,跟第一天进来的时候不一样了。”

我说:“哪儿不一样了?”

“以前是懵的,”她说,“现在……像是刀子磨亮了一样。”

我没理她。

可我知道她说得对。我心里那根弦,在看见苏思雨穿婚纱的那天,断了。

断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没有恨,没有怨,只有一阵阵的空。

但空完之后,又有别的东西长了上来。

最初是疑惑。

苏思雨是什么时候跟吴君浩好上的?

她是在我进去之前就和他在一起了,还是之后?

之前的话,她来我家吃饭,说是看老朋友,实际上是来看吴君浩的?

这些问题像虫子,每天在我脑子里爬来爬去。

我想写信问苏思雨,可我又不想让她知道我心里还有她。

我更想问吴君浩,可他已经不接我电话了。我换了三种方式,邮寄、管教代拨、转交律师——没有一样能打通。

我又托陈慧帮我查外面的消息。陈慧在里面待的时间长,认识的人多,三教九流都有。她找了一个跟她有联系的人,帮我打听了苏思雨的底细。

消息传回来的时候,我的心凉了半截。

苏思雨在吴君浩出事前三个月,就已经从公司行政岗调到了财务部。

她接触了公司的账目,参与了资金流转。

也就是说,她早就知道吴君浩的钱是从哪儿来的。

她一直在等我出事。

或者说,她一直在等我“走开”。

一想到这儿,我就觉得胸口闷。

我闭上眼,脑海里浮现出苏思雨以前的样子。

她来我家吃饭,总跟吴君浩坐得很近。

她给他夹菜,递纸巾,倒酒。

那些动作,我以前觉得是闺蜜间的客气,现在想来,每一件都不对劲。

“你想报复她们吗?”陈慧问我。

我摇头。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抬起头看着她,半天才说:“我不想报复。我只想活着。我想活着,然后好好活着。”

陈慧看了我很久,忽然笑了。

“对喽。”她说,“这世上最好的报复,就是活得比他们好。你熬出去了,过上好日子了,他们自己就会后悔。”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把这件事从头到尾想了一遍。

吴君浩,苏思雨,婆婆曹丽敏——这三个人里,谁最对不起我,我已经分不清了。但我知道,在我最需要他们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站在我这边。

撑住我的,是陈慧。

是那个素不相识,却拉着我说“妹子,别怕”的社会老娘们。

是那些在放风的时候,给我塞半块馒头的旁边的姐妹。

她们让我相信,这世上还是有好人的。

我得活着。

活得好好的。

像陈慧说的那样,让他们后悔。

眨眼,三年就到了。

出狱那天,天气很好。

阳光很刺眼,晒在身上热乎乎的。我拎着那个洗得发白的布包,走出铁门。门口停着一辆车,但不是吴君浩。

车里坐着一个女人。

她穿着一条红裙子,涂着口红,手里夹着一根烟。看见我出来,她摁灭了烟头,从车里下来。

语桐,好久不见。

是苏思雨。

她胖了一些,脸上的肉多了,眼角的细纹也重了。但她的笑,还是以前那个样子,甜甜的,看着特真诚。

“君浩没来。”她说,“公司忙,走不开。”

“拿着吧。”她递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该给你的,都在里面了。”

我接过来,打开一看。里面是两张纸。一张是离婚协议,已经签好了吴君浩的名字。另一张是一张银行卡。

“里面有三万块钱。”苏思雨说,“算是我和君浩的一点心意。”

我盯着那三张纸,看了一遍又一遍。

三万块钱。

我替他坐了三年牢,换三万块钱。

风很大,吹得我手里的纸哗哗响。我抬起头,看着苏思雨。

她笑得很好看。但她的眼睛里,有一丝我没见过的东西。不是愧疚,也不是可怜。

是得意。

我把纸叠好,放进包里。

“行,”我说,“祝你们幸福。”

苏思雨愣了一下。

显然,她没想到我会这么平静。

她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最终只是笑了笑,转身上了车。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车子越开越远,后视镜里,她的红头发在风里飘着,像是在跟我挥手。

“再见。”我说。

然后转头,往相反的方向走了。

04

苏思雨走了以后,我没急着离开。

我在看守所旁边的小旅馆住了三天,每天出门,打听吴君浩和苏思雨的事。

我去了以前住的小区。

邻居看见我,都愣了一下。

“语桐?”隔壁的张阿姨擦了擦眼睛,“你……你出来了?”

“嗯。”我说,“吴君浩呢?”

张阿姨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你出来晚了,他早搬了。你进去没多久,就跟那个姓苏的女人结婚了。房子卖了,搬去了河西那边的别墅区。你可别去找他,他老婆可厉害着呢。”

“还有吗?”

“还有?”张阿姨想了想,“哦对了,他公司改名字了,好像把以前的账目都抹干净了。听说他老婆管钱,你进去之前那阵子,她就在公司干了。”

我点点头。

我心里那个谜团,这下全解开了。

我沿着小区门口那条路走,走到我以前上班的公司门口。

大门换了新的招牌,上面的名字我都不认识了。

透过玻璃门,我看见里面的人来来往往,有几个隐约有印象,但大部分是生面孔。

我没进去。

我站在马路对面看了很久,直到太阳落山了,才转身走了。

第四天,我去了婆婆曹丽敏家。

老城区的一个老小区,三楼,南向,采光好。以前我常来,每回来都带一斤排骨,给她炖汤喝。

我敲了敲门。

门开了,曹丽敏站在门口。

她老了很多,头发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她看见我,愣了半天,眼圈一下就红了。

“语桐……”

“妈,”我说,“我来看看您。”

她张了张嘴,没说出话,侧身让我进屋。

屋里没什么变化。电视机还是以前那台,沙发罩子还是那个花色。茶几上摆着一个相框,里面是吴君浩和苏思雨的结婚照。

我在沙发上坐下来,曹丽敏给我倒了杯茶。

“你受苦了。”她说。

“受不受苦的,都过去了。”我看着她,“妈,我想问您一件事。”

曹丽敏的手微微抖了一下:“你问。”

“苏思雨在君浩出事之前,是不是就跟他在一块儿了?”

曹丽敏的脸色变了。

她没说话,但她的眼神已经告诉了我答案。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我继续问。

“语桐……”她的嘴唇哆嗦着,“妈也是没办法。君浩他……他扛不住事儿。他要是不跟思雨好,公司就真完了。思雨手里有账,她找过君浩说,她可以帮他,但条件是……”

“跟我离婚?”

曹丽敏低下头,没说话。

我心里最后一根弦,断了。

我站起来,看着茶几上那张结婚照。苏思雨笑得很好看,吴君浩搂着她,也笑得很好看。

妈,您好好保重。

“语桐!”曹丽敏叫住我,“你不怪妈吧?”

我转过头,看了她一眼。

“我不怪您。”我说,“我只是觉得,您挺可怜的。”

我下了楼,走在街上。

那天的太阳很大,晒得我睁不开眼。我坐上了去火车站的公交车,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看着外面的风景发呆。

车子开了很久,从老城区穿到新城,经过一座座高楼。

我看见一个广告牌,上面是吴君浩公司的广告,写着“品质家装,首选君浩”。广告牌拍得很好,吴君浩穿着西装,笑得开心。

我闭上眼。

再睁开眼的时候,车子已经到站了。

我下了车,走进火车站,买了一张去南方的单程票。

售票员问我:“去这么远啊?”

“嗯,”我说,“去走走。”

“去多久啊?”

不一定。

售票员看了我一眼,没再问,把票递给了我。

那天下午三点,火车开了。

鸣笛声很响,震得窗玻璃都在抖。我看着窗外的站台一点一点后退,那座城市的轮廓在视线里越缩越小。

直到什么都看不见了,我才把视线收回来。

我把那张离婚协议拿出来,又看了一遍。上面吴君浩的名字签得很整齐,一笔一划,像是在抄课文。

我看着那张纸,忽然笑了。

“吴君浩,”我说,“这一次,我不要了。”

我把离婚协议折好,放回包里。

然后闭上眼,听着火车“咣当咣当”的声音,睡着了。



05

火车坐了三天两夜,中间转了两趟车。

第三天的傍晚,我在一个靠海的小站下了车。

这个城市不大,街上人不多,空气里有一股咸咸的海风味儿。我拎着包,沿着马路走了十几分钟,看见一条街,两边全是小饭馆。

有一家门口贴着一张“招洗碗工”的纸条。

我推开玻璃门,走了进去。

店里不大,只有八九张桌子。一个穿着围裙的中年男人正在柜台后面数钱,听见门响,抬起头来。

他五十多岁的样子,脸圆,笑纹深,看着挺面善。

“吃饭?”他问。

“不,”我说,“我是来找工作的。门口的纸条还贴着呢,您这儿招洗碗工?”

他打量了我几眼。

“外地来的?”

“嗯。”

“身份证呢?”

我从包里掏出来,递过去。

我已经改了名字,换了证件。那个名字是我在火车上想的,叫“杨若溪”。

他看了看证件,又看了看我。

“行,试用三天,管吃管住,一天五十。”

“好。”

“明天早上七点上班。”他指了指厨房,“晚上十点下班,中间有两个小时的歇。”

“明白。”

他把围裙解下来,递给我:“今晚开始吧。刚走一个,没人洗碗。”

我接过围裙,系在腰上,进了厨房。

厨房不大,堆满了用过的盘子和碗。水龙头开着,水哗哗地流。

我挽起袖子,闷头干了起来。

那天的碗特别多,我洗了整整四个小时,洗到手指都在水里泡得发白。

但我没觉得苦。

我甚至觉得自己还挺高兴的。因为从今天起,我是杨若溪了。蒋语桐死了,死在那个看守所门口,死在苏思雨递来的离婚协议上。

现在活着的,是一个重新开始的人。

肖永发是新老板的名字。

他这人话不多,但每次我做完事,他都会看一眼,然后“”一声,算是认可。他对员工不小气,偶尔也会多给个十来块,说是“辛苦费”。

他的老婆三年前病死了,儿子在省城读大学,一年到头回来不了几次。

有时候店里打烊了,他会坐在门口抽烟,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发呆。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那种沉默,让我觉得安心。

他会给我留饭菜,嘴上说“不吃就浪费了”,但我知道,他是怕我饿着。

我在这家店里待了两年,从洗碗工干到了帮厨,学着切菜、配菜、炒饭。

肖永发看我还行,又把店里的账本交给了我管。

五年下来,我已经是店里的二把手了。

五年里,我没有打听过吴君浩的消息。

没有给他发过一条短信,没有打过一通电话。

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见他了。

可那天傍晚,命运跟我开了个巨大的玩笑。

傍晚五点半,国内来的一批旅行团要包场吃饭。领队提前一天打过电话,说二十几个人,要吃地道的家乡菜。肖永发让我负责主理,他帮我打下手。

我忙前忙后,配菜、切肉、调酱料,碗筷摆得整整齐齐。菜上到第五道的时候,我开始上凉菜。

我端着托盘走进大堂。

大堂里的灯已经亮了,黄澄澄的,每个人都有点模糊。二十几桌的人都坐满了,闹哄哄的,有人在划拳,有人在高声讲话。

我没在意,低着头,一盘一盘地把菜放到桌上。

放到第三桌的时候,我抬了一下头,余光扫到了一个背影。

那个背影很熟悉。

深蓝色的西装,微微驼背的肩,花白的头发。

我愣住了。

那只是十几秒的事,但我感觉像是过了很久。我的手停在半空中,碟子悬在桌子上面,迟迟没放下。

那个人转过头来。

他也愣住了。

他的眼圈慢慢红了,嘴唇张了张,半天才发出声音。

“语桐?”

我看着他。

他老了。

五年前那股子意气风发的劲儿,全没了。头发花白,眼袋浮肿,脸上的皱纹像是几年没舒展过。

他站起来,声音发抖:“语桐,你……你真的是语桐?”

我看着他,又看了看他旁边坐着的那个女人。不是苏思雨。是一个我从没见过的女人,年纪不大,看着三十出头,化着浓妆,手里夹着一根烟。

“语桐,你心里,是不是还恨着我?”他说。

我把菜放下,擦了擦手。

“对不起,”我笑着说,“你认错人了。我叫杨若溪,是这家店的经理。”

他的眼泪掉下来了。

“语桐……”他拉住我的袖子,“你别走,我有话跟你说。”

我看了他一眼,抽回了袖子。

“先生,”我说,“菜还很多,您慢用。”

我转身走了。

他在身后喊我的名字,一声接一声,像个丢了魂的小孩。

我没有回头。

回到厨房,我站在灶台前,伸手抹了一把脸,才发现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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