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展｜一门课，一本书：一位复旦文科教授的突围

8月15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刘建军以“宏大现代化中的个体命运”为主题，讲述他与韩国籍学者金美来、90后博士生张远合著的《中国式现代化十五讲》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这本书刚刚在6月30日入选《人民日报》“大地书单”七一专题，此前已入选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推荐书单。

但刘建军在书展上并没有多讲专业内容。“我的宗旨是专业内容尽量少讲，主要讲书背后的故事。”他分享了四个小问题：为什么写？怎么写？写什么？写了给谁看？

这背后，是一个关于课堂创新的故事，也是一位老教师在互联网和AI时代反思文科命运的探索。

为什么写：“老同志遇到了新问题”

四年前，刘建军经历了他教学生涯中最漫长的一段低谷。

“连续两三年，我的课程学生评价都在倒数后15%，每年被系主任约谈。我教了三十多年书，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

他当时主讲的是“比较政治制度”和“政治与社会”两门课，都是他非常熟悉的领域，备课也十分认真。但课堂上“低头族”越来越多，学生们的眼神越来越空洞，整个教室的气氛越来越冷。

系主任郭定平找他谈话，说了一句让他至今记得很清楚的话：“老同志遇到了新问题。”

刘建军没有抱怨学生。他开始追问自己：问题出在哪里？

“互联网时代来了，知识共享了，老师讲的任何理论、因果机制，AI一夜之间能生成无数篇论文。老师不再是知识的垄断者。我们如果还按照老路子上课，学生当然不会买账。”但他不甘心让自己的职业生涯在退休前变成“行尸走肉”。与其抱怨学生，不如改变自己。“党要自我革命，个人也需要自我革命。”

于是，一场属于他个人的“课堂自我革命”开始了。

过去四年多，他开了两门新课做实验。一门叫“都城政治学”，研究首都选址与政治兴替之间的关系。这门课基本失败了。另一门叫“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这门课基本成功了。

课程失败和成功的原因都很清楚。“都城政治学”教授的是经验性知识和推论性知识，这些内容在网上都能找到。而“中国式现代化”讲得是综合判断，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历史、国际关系共同塑造的复杂图景。这种系统性的判断能力，AI无法提供。

他总结了自己的教学原则：书上有的尽量不讲，网上有的尽量不讲，AI能做的尽量不做。“那讲什么？讲现场、讲道具、讲日常、讲生命体验。”

他上课有几个衡量课堂成功与否的朴素标准。选课率、跨院系选修率、带家人率以及低头率。

带家人来听课的比率是刘建军自己发明的指标。“公共管理学硕士学生有把自己的爱人和父母带来听课的，一门课能动员亲人来听，说明它的吸引力已经超越了课堂本身。我的课堂上，现在低头率不到百分之十，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抬头率肯定有。”

怎么写：三个人、两千次对话、六天朗读

2024年秋季，“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第一次开课，选课人数超过上限，旁听生搬着凳子挤进教室。课后有学生发来微信：“您的课是我这学期收获最大的，一分钟都不舍得走神。”

这门课的效果给了刘建军写书的决心。

《中国式现代化十五讲》有三个作者：刘建军（中）、金美来（左）、张远（右）三位作者在复旦老校门前合影

《中国式现代化十五讲》有三个作者：刘建军、金美来、张远。这是一个奇特的组合：一位是出生于1969年、经历过乡村繁重体力劳动的中国学者；一位是来自韩国、在中国生活快十年的“局外人”；一位从选课学生到课程研发成员再到合著者的90后博士。

金美来是韩国籍学者，本科读中国史，硕士转向政治学，2016年进入复旦攻读博士。她在书中用了一个诗意的话来自比——“笨鸟挣脱出壳”。“我的来华留学，正如《德米安》中所描述的那只笨鸟挣脱出壳的体验。在华十年的时光里，几乎每夜都仿佛听见中国这只‘大鹏’扶摇而起的声音。”

“很多人以为这本书是三人各写几章。”金美来说，“其实不是。书的基本框架来自刘老师的课堂，然后我们三个人花了近两年，反复讨论、打磨。”

三个人有一个微信群，光是在线上提及“中国式现代化”关键词的对话，三年间就达到了两千多次。三个人把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体验与研究，贯彻到了日常生活之中。

书稿完成后，他们做了一件在学术出版界几乎没人做过的事——面对面朗读书稿，读了整整六天。“每天早上开始，一直读到傍晚，每个人都读到嗓子发哑。”刘建军说。

为什么要朗读？“凡是伟大的作品，都可以读出来。唐诗宋词能读出来，《史记》能读出来。能读出来的书，一定有节奏美和音律美。”张远回忆：“很多文字看上去没问题，一读出来就觉得别扭。书面化的表述生硬笨拙，我们当场停下来修改，把书面语改成口语，把长句拆成短句。六天下来，书‘活’了过来。”

“倾听书的声音”，这句话被刘建军写进了后记。

这本书最打动人的地方，是作者把自己的生命体验融入了字里行间。刘建军在“作者心语”中写道：

“我中学时代就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参加极其沉重的集体劳动。这些劳动对我身体的伤害非常残酷。可以说，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我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成长历程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在我生命处于五十多岁的关键时刻，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给予了我第二次生命。”

他五十岁以后身体出现严重问题。病中陪伴他的，是手机上的在线问诊、物流送来的药品、电梯带来的便捷、自来水保障的清洁。“如果没有中国发达的物流业、制造业和互联网，我肯定不在人世了。”书里写“水情”那一章，背后就是他的真实经历。“我对自来水、马桶、煤气、电梯、柏油马路、自行车有别人无法理解的特殊感情。”

2008年金融危机后，金美来开始重新思考，“韩国经济遭受巨大冲击，整个社会充满焦虑。但我看到中国依然稳步前行。”她说，“我开始意识到，真正的危机不是经济层面的，而是国家治理能力的考验。”

“市场失灵时，谁来承担责任？谁来稳定社会？谁来保障普通人的基本生活？归根结底，这些都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问题。”她把这个思考带入了书里。在河南、广西的贫困村调研时，她亲眼目睹了中国式脱贫的现场。

“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干部天天往贫困户家里跑，问情况，聊聊天，帮着填表。”她说，“脱贫不是冷冰冰的福利制度，而是干部和老百姓之间通过一次次对话、一次次走动共同完成的事。”

她有了一个比喻：国家是人民的一层保护膜。“这层膜破了，人就没有尊严，没有安全，没有机会。脱贫攻坚就是在不断加厚这层膜，让每个人都拥有尊严和发展的可能。”

作为韩国人，她也把自己国家“压缩式现代化”的光与暗写进了第十四讲。“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韩国过度私有化和过度民营化，一直困扰着社会。中国需要警惕这种倾向。”

写给谁看：让每个人都能看见“日用而不觉”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十五讲》的后记里，刘建军引用了一句话：“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来概括这本书的写作追求：告别“空言”，见诸“行事”，把中国式现代化写“实”。

书里不讲空洞的理论。讲到国家与市场时，不先摆模型，而是从“两个失败案例”说起。讲到社会转型，不列公式，而是从复旦大学老校门背后的四个字——“敬业乐群”讲起。讲现代化本身，更是带着一种几乎肉身的温度。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现代化里，但很少有人认真打量过它。我的课就是要让学生‘看见’那些他们早已习以为常的东西。”刘建军说。

在课堂上，他最常用的教学方法，就是用日常道具，把宏大概念拉回每个人的生活现场。

金美来分享了一个例子：刘老师讲到“大一统”时，让她比较中国、韩国、日本的身份证制度。日本至今没有统一的身份证，而中韩两国都已实现“数字大一统”。

“这就是比较的力量。”金美来说，“很多中国人觉得身份证没什么特别的，但放在东亚视野里一看，它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缩影。”

除了身份证，刘建军的“道具库”里还有：两岸茶叶盒、状元卷、吴冠中的画、音乐会门票……这些也被他写进书中。

除此之外，书中还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概念：“新政府论”“数字大一统”“业民与位育”“政治速度”……这些概念都是团队在生活中发现的。

“复旦大学老校门上的‘敬业乐群’四个字，我们每个人都看到过，但很少有人认真想过它意味着什么。‘敬业’是做事的态度，‘乐群’是做人的志趣。中国人的‘业’——学业、事业、家业、大业，这构成了我们理解生命意义的方式，而西方的‘citizenship’追求的是权利。这是两种不同的文明逻辑。”刘建军说。

张远讲了自己的故事。他在机场接一位肯尼亚教授，车行在高架上，窗外是连绵的住宅区。教授问上海有多少人口，听到近三千万后又追问：“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张远张了张嘴，发现自己回答不了。

“人才公寓、经适房、公租房……这些我天天生活其间的制度，真要讲给别人听，我才发现自己并不真正理解。那一刻我突然懂了什么叫‘日用而不觉’。”

他后来把这个故事写进了书里。

他采访了长三角地区不少高中生，有一个高中生的故事让张远印象深刻。这个学生出生在上海，父母来自重庆山区。他每年春节返乡，亲眼见证了家乡十年间的巨变，那个山村十年前没有自来水、没有像样的盘山公路、连电都没有，如今一切都变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他来说不是一个教科书词汇，而是发生在身边的改变。”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李凯娟在2024年选修了这门课。她回忆，刘建军有一次在课上问她：“你去过南通吗？南通是张謇的故乡，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你要去看看。”几个月后，她和室友做了一款小程序，进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复赛，路演地点恰好在南通。看到邮件里“南通”两个字，她第一反应就是刘老师那句话。

“1895年的张謇是‘往’，1969年出生的刘老师是‘往来之间’，2026年的我们是‘来’。三代人，在中国式现代化这个问题上短暂相遇。”李凯娟说。

文科的出路：“人情味的知识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十五讲》出版后，登上《人民日报》“大地书单”。金美来也接受了《环球时报》的专访。

她说，自己和刘建军、张远有一个共识：要建立一种有人情味的知识体系。

“有人情味的知识体系，不仅仅是带有情感色彩的知识。它是一种能够做出负责任判断、为人们提供希望和方向的知识体系。很多人认为知识必须绝对客观，判断必须排除情感。但人不可能完全脱离情感去做出纯粹的理性判断，那只是理论假设。”

在团队看来，知识的目的在于认识世界，而认识世界的最终指向是做出判断。既然是判断，就涉及价值，就意味着责任。“AI可以整理知识、分析数据，但真正决定如何选择、并愿意为此承担责任的，始终只能是人。”

关于人文学科在AI时代的价值，刘建军有一个判断：知识正在“铝化”。

“过去铝比黄金贵，冶炼技术突破后，铝变成了廉价材料。现在知识也一样，正在变成廉价材料。最稀缺的不再是知识，而是判断力、共情力、审美力。”

“旧文科面临的危机，是新文科的机遇。”他坚持的新文科理念很具体：扎根中国实践，讲现场、讲真实、讲人、讲事、讲物，不玩概念，不堆理论。

“AI没有生命体验。它不知道什么是饥饿，什么是疾病，什么是失去。它可以写一首关于乡愁的诗，但它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它可以写一篇关于死亡的文章，但它从来没有面对过死亡。这恰恰是人的位置所在，也是老师的位置所在，也是文科的位置所在。”

“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探索还远没有完全成功，它还在路上。未来还有很多艰难的任务，要交给年轻人。”

赵天润（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