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王老板把三张票子拍在柜台上，说就这么多。
我数了数，三百块，比说好的少了一半。
蹲在店门口，太阳晒得后脖颈发烫。
回到家，电话又响了，女儿在那头说卖房的事。
我一句话没说，挂了电话，眼前一黑，栽倒在地。
外孙的脚步声从远到近，我从塞着的枕下摸出那本《悉达多》，书页里夹着一张泛黄的剪报。
三十年过去了，我把自己活成了别人眼里的“老太太”，只有这台缝纫机知道，我这双手，本来不是只会做这些的。
01
老伴走了五年了。
老屋东墙那张合影还在，他穿着灰布夹克，笑得眯着眼。
每年农历二月十九，我都去坟前烧一刀纸。
今年回来，翻箱底找那床旧毯子，想把坟前垫的棉布换一换，就翻出了那本书。
《悉达多》。
书皮是深蓝底子，磨得发白了，边角卷起来，像被谁啃过。我拿着书在床边坐了一会儿，翻开，扉页上写着几个字。
“手艺在身，走到哪儿都不慌。”
是我自己的笔迹。
那时候大概十八九岁，在厂里刚当上缝纫工，不知道从哪儿听了这么一句话，就记下来了。
书是托人从县城新华书店买的，在那个年代，这书算稀罕玩意儿。
我其实没怎么读懂，就是觉得里头有个人一直在找什么东西，找来找去，最后找到了河边的渡船老倌底下。
书页里夹着一张旧剪报。省服装设计比赛三等奖，徐秀梅。三十年前的事了。
我看了半天，把剪报夹回书页里，塞进枕头底下。然后开始收拾毯子。
晚上邻居老陈媳妇拿来一条裤子，裤缝绷线了，让我帮忙给缝一缝。
老陈媳妇现在管我叫“徐师傅”，整条巷子的人都这么叫。
她递过裤子的时候说，不急，你哪天有空哪天弄。
我说现在就能弄。
缝纫机是上海牌的，跟了我三十多年，铁架子都磨出包浆了。
这台机器是老头子当年托人从外地弄回来的，那时候为了买它，攒了半年工资加一张自行车票。
机器声音不大，踩起来有节奏，嗒嗒嗒，像下小雨敲在瓦片上。
裤子是条休闲裤，裤缝开了一道口子。
我穿好线，踩了两下，出了点毛病，线卡在梭芯里，拆了三遍都缠线。
第四遍拆下来，我对着灯光看了看，发现是送布牙的间隙偏了。
用螺丝刀拧了一下，再试，好了。
但心里头那根弦，像也拧了一回。
手生了。我好几天没正经摸机器了。上次接活还是上上礼拜帮巷口修车摊的老谢补了一副帆布手套。毕竟，没什么人需要天天缝东西。
缝完裤子，天都黑了。
我起身泡了杯茶，坐在缝纫机前头喝水。
水汽浮上来，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手指头上关节鼓起来，指腹有一层薄薄的茧子，是顶针和针杆磨的。
这双手年轻的时候一天能上十来条拉链，能裁一件套头衫的领子不用画粉。
现在，它卡在一条裤缝上。
手机响了。
屏幕上跳出“晓萌”。我没有马上接，让铃声响了好几遍才拿起来。
“妈。”女儿的声音从话筒那头传过来，带着一点嘈杂的背景音，像是还在超市里没下班。
“吃了没？”我问。
“还在加班呢。妈，我跟你说个事。明天我带中介回去看看房子，你收拾一下。”
“看房子干什么？”
“卖了呀。上次跟你提过你忘了？你一个人住那老屋多不安全，去年那场煤气管子老化的事你忘了？中天花园那边有一套小一居，环境好，楼下就是菜市场和诊所。我把这边账算过了，卖完还有富余，你手里宽裕些。到时候搬过来跟我住也行，自己在那边住也行，总比那老屋子强。”
我捏着手机，没说话。
“妈，你听见没有？”
“听见了。”我说。
“那明天早上我就回去。你不用准备啥，中介拍拍照就行。”
“嗯。”
挂了电话，我坐在缝纫机前没动。
窗外的天黑透了。
玻璃上映出我自己的脸，头发花白，眉骨高耸，颧骨上有一块淡褐色的老年斑。
那张脸看了六十多年了，说实话不觉得老，就是眼窝往下陷了一些。
我站了一会儿，走到床边，从枕头底下又摸出那本书，翻开扉页看了一遍那行字。
手艺在身，走到哪儿都不慌。
我把书合上，放回原处，又把缝纫机锁好。然后去堂屋，从柜子里翻出一条干净的旧床单，叠好，放在沙发上。
中介要来拍照片了，总不能让屋里看着太寒碜。
那天夜里我没睡踏实。
躺下去就是老伴的脸，还有闺女小时候扎着两条小辫子跑进厂里车间来找我的样子。
那时候我在缝纫机前坐着，她趴在膝盖上玩线团，满手都是线头。
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的。天亮是被巷子口卖豆腐脑的吆喝声吵醒的。我起来洗漱，把头发拢了拢，扎起来，换了一件干净的蓝布褂子。
八点多钟，徐晓萌的车就到了。
她穿一套黑色西装，踩一双矮跟皮鞋，头发剪得比上次回来更短了。
身后跟着一个小伙子，瘦高个，背着一个铁灰色双肩包，手里拿着卷尺和文件夹。
“阿姨好，我是好家房产中介的小张。”小伙子笑着说。
我点点头，让开门口，让他们进来了。
小张很专业，一进门先在客厅站了一会儿，然后绕着墙线走了一圈，又去阳台、厕所、厨房看了看。一边看一边拍照，对着墙角和天花板仔细打量。
“这房面积不小。就是年头久了点，楼板是最早那种预制板，电路也老，真要卖的话，价格得上不来。不过位置好，走出巷子就是大路，附近有小学有菜场，还是有客户看得上的。”
他回头看看我：“阿姨，您这屋里的老家具，到时候要一起处理吗？”
“家具不卖。”我说。
“那行，那行，我跟您说下大概的价格区间……”
他报了一个数。我知道那数比前些年涨了不少。徐晓萌听了，立马开口说：“行，那就这个价位挂出去，妈，你签个委托书就行。”
我没有说话。
徐晓萌催我：“妈，你愣着干什么？小张他们那中介费是卖出去才收的，不卖不收钱，你先挂上，看看有没有人出价再说，又不损失什么不是？”
我还是没说话。屋里忽然安静了一阵。小张很识趣，说去门外站一会儿，让你们母女商量。
门关上，徐晓萌看着我，眉头拧起来：“妈，你什么意思？”
“我没说要卖。”我说。
“你不卖房，你一个人住这么大老屋干啥？你知道前两天咱楼下那个刘阿姨不？六十七了，半夜头晕从床上栽下来，天亮才被人发现。送到医院躺了半个月。你身体比她好多少？你自己心里没数？”
“我不走。”我说得不大声，但自己听得清清楚楚。
徐晓萌的嘴张了张，又合上。她盯着我看了好几秒，最后把包往沙发上一摔，坐下来不说话了。
我没动。
她闷了一会儿又开口：“行，你不卖，那我问你，你准备在这屋里住到什么时候？往后你手脚不利索了，谁来照顾你？你连智能马桶都不会用，水电出了毛病你找谁去？”
“我自己能行。”
“你拿什么行？”
“我还没那么老。”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也没看她。声音不大，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门从外面被人推开了一条缝。
一个小小的脑袋探进来，随后是一米七几的个子挤进来半个。
谢睿翔，我外孙，今年高二，穿了件蓝白拼色的校服，书包歪歪斜斜挂在一边肩膀上。
“外婆，妈，你们怎么又吵了。”他说着就脱鞋进来，脚步很轻，像怕踩坏了我们之间的什么。
徐晓萌看见他，语气没之前那么冲了：“你少来，昨天让你给你外婆打电话说研学的事，你打了没？”
“打了打了。”谢睿翔瞅我一眼。
他那个眼神我懂。他还没提钱的事，怕我为难。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妈跟我说了。你别操心，外婆有办法。”
那天下午，徐晓萌带着中介小张走了。
走之前撂下一句话：“你不为自己想，也得为睿翔想，他明年就要高考了。这房子卖了以后你手里头有钱，他读书的事你也能帮上忙。你要是一辈子窝在这屋里，你自己一个人到时候靠谁去？”说完摔上车门就走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辆白色车子从巷子口开出去，消失在灰扑扑的十字路口。
谢睿翔还在屋里，他说：“外婆，你别理我妈。我明年上大学的钱不用你操心。你就在这好好住着。”
他说话的时候，声音还有点少年人特有的不踏实，但后半句说得蛮笃定。
我没接话。我转头看了眼缝纫机。
那台老机器安安静静立在墙边，像一头熟悉了主人节奏的牲口，等着我哪天再踩下去。
02
第二天上午，罗淑芬的女儿打来电话。
“徐姨，我妈昨天摔了，在楼下花园。脑子越来越不清楚了，今天早上连我都不认识了。我在上班正忙，这边实在腾不开人手……您要是方便，能不能过去帮看看她？”
罗淑芬是我在服装厂干了几十年的老姐妹。
当年一块儿进厂，一块儿学踩缝纫机，倒班的时候睡一张上下铺。
那时候老杨——她前头那个男人——还不认识她。
他在我们车间门口等了三个钟头，就为了送她一袋热水瓶厂的次品玻璃杯。
后来罗淑芬退休那年，家里老头子走了。
她有个儿子在省城上班，一年到头难得回来一趟。
去年她脑子开始糊涂，儿子就把她送进了敬老院，叫“康乐老年公寓”。
名字是好听的，条件么，我不多说了。
我挂了电话，换了双平底鞋，拎着个布袋子出了门。袋子里装了三个苹果。还是前几天下雨的时候，赶集买的，一直没吃完。
康乐老年公寓在县城东边，坐公交要五站路。
下了车，又走了五六百米，才看见大门。
门口有一个用铁架焊的铁门，推起来吱呀吱呀响。
里面是一栋五层楼，外墙刷着淡黄色漆，但漆皮已经起翘了。
前台登记了一下，一个穿着粉色工服的护工领着我上三楼，在走廊尽头那间房门口停下来。
“罗淑芬家属来了。”护工冲里面喊了一声，就走了。
我推开虚掩的门。屋里两张床，靠窗那张躺着一个人。白色的被子盖到下巴，头发灰白，乱糟糟地贴在枕头上。我的脚步在门口顿了一下。
“淑芬。”我喊了一声。
床上的人动了一下，转过脸来。她的脸比我上次见她瘦了一圈，颧骨高高凸出来，眼睛盯着我看了看，忽然露出一个笑模样。
“小徐。”她说，声音很小，“你来了。你带钥匙没？我把门锁上了，咱们回车间。”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她把我当成几十年前的同事了，还以为我们还在厂里倒班。
我走过去，坐到她床边，伸手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瘦，皮包着骨头，骨节硌手。
“淑芬，是我，秀梅。”我说。
“秀梅？”她歪着头想了很久，眼睛里一阵亮一阵暗，像老旧的日光灯。
“哦，秀梅。秀梅，你帮我跟他们说说，我不想住这。我想回去。我家那个老屋还在，我自己能做饭。没人管我，我挺好的。”
她不知道，她的老屋早就是她儿子的了。去年她进养老院之前，那房子已经过户到她儿子名下。
我没有回答她。我把苹果掏出来，拿了一个放在她床头柜上。
“吃苹果吗？”
她没看苹果，一直看着我。她的眼神忽然变得很清醒，清醒得让我有点难受。
“秀梅，”她压低了声音，“你别学我。儿子靠不住，闺女也靠不住。最后能靠的，就是你自己年轻时候攒下的东西。你明白不？”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特别清楚地看着我，不像一个糊涂的人该有的眼神。我一时没接上来话。
那天下午我在养老院待了两个多小时。
罗淑芬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一会儿拉着我的手叫小徐，一会儿又管我叫“妈”。
护工端着晚饭进来时，她忽然哭起来，说不想吃。
泪水从她干瘪的眼眶里淌出来，沿着颧骨上的皱纹一直流到下巴。
我拿纸巾给她擦了一遍，又一遍。
坐公交回来的时候，天开始下小雨。
车窗模糊了，路边的树变得影影绰绰，像化在水里一样。
我坐在最后一排，看着窗外，心里头翻来覆去地响着罗淑芬那句话：“最后能靠的，就是你自己年轻时候攒下的东西。”
我攒下了什么？
除了这台缝纫机，我好像什么也没有。
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院子里黑糊糊的，我摸到灯绳拉开。
堂屋的灯亮了，墙壁上的照片框里，老伴在玻璃后面笑着。
我站在屋当间，环顾了这间住了几十年的老屋。
墙皮有些地方长了霉斑，地板砖有几块裂了缝，厨房的灶台上还摆着中午没刷的碗。
我忽然觉得这屋子空荡荡的。空得能听见钟摆走道的声音。
我给谢睿翔打了个电话，问他周末回来不回来吃饭。
“回来！”他那头有同学的背景音，“外婆你做好吃的！我想吃你做的那个红烧肉！”
“行。”我说，“外婆给你做。”
我还没说八百块钱的事。算了，周末等他回来再说吧。他高中学习紧，人看着瘦了不少，那八百块钱游学费我得出。
可是钱从哪儿来呢？这些年积蓄不多，老头子的抚恤金加上退休金，每月两千出头。多了拿不出来。
谢睿翔下个月要交游学费八百块，这是学校组织去省城科技馆的研学活动。我不愿抹了他去这个面子。同学们都去，他一个人不去，心里该多难受。
我站在缝纫机前站了一会儿，把罩布掀开，拿抹布把台面上的灰擦了一遍。
机身擦干净以后，在灯光下闪着暗沉的光泽，像一头老黄牛在默不作声地等着春天翻地。
03
星期三的下午，接了个活。隔壁阿婆的大门口坐着，见我走过去了，喊我：“徐姐，你会修拉链不？”
“会。拿来嘛。”
阿婆拄着拐棍回屋里，翻出一条旧棉袄。拉链头掉了，拉不上。我接过来看了看，链牙没坏，换个拉头就行。
“现在换不了，我回去把拉头拆下来，明天配一个合适的给你装上。”我说。
阿婆说行。她忽然问了一句：“徐姐，你闺女不是说要卖房子吗？卖了没？”
“没卖。”我说。
“我听说你闺女在省城混得不错，你该跟着她去享福的。我那个儿子，唉，一年到头不来一趟。上回带了两盒糕点来，话也没说几句就撤了。老了老了，吃那两盒点心干什么呢。”
我没接话。她在那儿絮叨着回了家。我一个人站在巷子里，看着巷口那棵老槐树，叶子落了大半，只剩几片黄的挂在枝头。
第二天一早，我推着自行车出门。
骑了十几分钟，到了城北那片文具批发市场旁边的布料巷。
巷子里有二三十家布料店，花花绿绿的布卷前摆着。
我到相熟的老林店里去配拉头。
老林五十多岁，精瘦，戴一副老花镜，正在柜台后面看手机。看见我进来，他抬起眼皮：“徐师傅，今儿有空过来？”
“配两个拉链头。你看看这种型号。”
我把拉头递给他。他接过去，翻过来翻过去看了两眼，转身从架子上拿了一小盒下来，从里面倒出几个差不多的。
“这种？”
“差不多。我试试。”
我顺手抄起柜台边一块边角料，把拉头装上去试了试。咔嗒一声，拉上了，顺滑。
“行，多少钱？”
“两块钱。拿走。”
我从口袋里掏出两枚硬币，放在柜台上。
刚要转身走，老林叫住了我：“哎，徐师傅，你手艺还在不？我这儿有几块布，想找人做几件小孩儿棉袄，手工盘扣的那种，你能做不？”
我站在柜台边上，想了想。手工盘扣，我年轻时候做过一批。那时候在厂里做出口童装，一水儿的蝴蝶扣、琵琶扣，做着做着熟了，闭着眼都行。
“什么样的单子？”
“有个老客户，在省城开童装店的，想要一批手工做的中式小棉袄。布料我供，手工活儿外包。一件给四十块的工费。你一个月能做个十几件不？”
我心上动了一下。
“我看看布。”
老林从柜台下面拽出一卷碎花布。
棉布，料子还行，花色是红的底子配白的小碎花，像极了当年我们车间里做的那种老款。
他扯开一块布头在台面上铺了给我看，我心里头有个声音响起来：“这活儿我能干。”
但我没当场接下。我说先看看，回头再答复他。老林说行，你回去想想，不急。
出了布店，我推着自行车沿街走。
春天，风沙大，吹得眼睛有点涩。
我在路边站了一会儿，又拐去菜市场买了半斤五花肉，晚上要给谢睿翔做红烧肉。
他周末要来，我得提前把肉做出来，放到冰箱里冻着，等他来了热一热就行。
04
星期五晚上，谢睿翔来了。
背着书包，校服袖子短了一截，露出一小截手腕。
我提起来瞅了一眼，说：“你袖子短的，回头我把那件蓝的外套袖子放开一格。”
“哎呀没事，我们班男生都穿这种短的。”他说着就往厨房钻，“外婆，红烧肉呢？”
我笑了一声，给他盛了一碗饭，把红烧肉端出来。他吃得很急，腮帮子鼓起来一块。我坐在对面，看着他吃。
吃到一半，他放下筷子，擦了一下嘴，欲言又止地看了我一眼。
“怎么了？菜不够？”我问。
“不是。”他低下头，拿筷子在碗沿上划了一下，“外婆，学校下个月组织去省城科技馆，说是要去两天一夜。”
“嗯。去呗。”
“那个……要交八百块钱。加上吃饭什么的。”
他说完，马上又接了一句：“不过我跟我妈说了，她也答应了。”
我没吭声。他妈妈答没答应，我心里有数。昨天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她提都没提这件事。
“你妈怎么说的？”我问。
“她说……她看情况。外婆，你别管了，要是实在不行，我就不去了。反正也就是去科技馆嘛，以后还有机会。”
“你去。外婆给你出。”我说。
谢睿翔顿了顿，抬起头来看着我说：“外婆你别逞强。”
“外婆有的是钱。”我笑了一下。他没再说话，低下头扒了几口饭。我站起来收拾碗筷的时候，听见他小声说了一句：“外婆，你真好。”
我背对着他，没应声。
心里头又酸又软，像什么东西泡在温水里。
我比他更清楚，我手里已经没有多余的钱了。
这个月的退休金刚领出来，交了水电煤气费，剩下的加上卡里存款，也就勉强够八百。
要把这钱拿出去，往后这个月就得省着花。
那也没关系。我一个人，吃不了多少。倒是他，正长身体的时候，不能让他看着他那些同学都去了，他自己去不了。
那天晚上他走了以后，我坐在缝纫机前发了很久的呆。第二天早上，我骑上自行车，去了王老板那家服装店。
王老板的店在步行街中段，门面不大，招牌写着“华美服装”四个字。
店里面挂着各种各样的成衣，从前两年的羽绒服到今年的新款夹克，穿在塑料模特身上，摆出各种姿势。
王老板坐在收银台后面抽烟，看见我进来，略带意外地抬头：“哟，徐师傅，稀客啊。”
“听说你这儿有活儿要包出去？”我说。
王老板磕了磕烟灰：“你听谁说的？”
“你别管我听谁说的。你就说有没有活。”
王老板靠在椅背上，慢悠悠地打量了我一番：“倒是有一批旧旗袍，要改款式。八十件，都是去年的老式样，肩膀收不拢，下摆太长。得改短改瘦，盘扣换掉。工费嘛，一件八块。你要是有兴趣，拿去干。”
“八块？”我皱了一下眉头。这个价钱压得低。改一件旗袍，工序不少，从拆线、剪裁、缝合到换扣子，将近十来道工序。
“行情就是这样。你要嫌少，我也不勉强。这种活呀，多的是人抢着干。”
他想晾我。他大概知道我有难处，故意压价。
我站在柜台前，沉默了一会儿。脑子里浮现出谢睿翔低着头说“那就不去了”的样子。
“行。”我说，“我干。”
王老板笑了：“好，你等会儿。我让人把货搬出来。这批旗袍下周四之前要交货，你赶赶工。”
“周四。”我算了一下，三天的工夫，八十件旗袍。白天晚上不睡觉，兴许能干完。
我没说难处。
我把旗袍装好，绑在后座上，推着自行车穿过步行街。
车把两边晃晃悠悠的，那两大包旗袍像两座小山一样支愣着，惹得路上行人侧目。
我推着车，一步一步往家走。
风从巷道里灌进来，吹得我头发乱了。
我忽然想起老伴还在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你就是个倔驴。别人给你上嚼子你也倔。”
对，我是倔。我不倔，我活不到今天。
到家以后，我解开袋子，把旗袍一件一件挂在堂屋里那根铁丝上。
八十件旗袍，红红绿绿的挂了一屋子，像谁家办喜事晾出来的衣裳。
我坐在缝纫机前，拿起第一件，拆线刀从肩缝划下去。
当天晚上，我做到十一点。第二天早上五点多起来，接着做。中午就着茶水啃了一个馒头，又坐回缝纫机前。
到了第三天傍晚，我的手已经有点不太听使唤了。
手指关节酸胀，握缝剪的时候发颤，眼睛也酸得快睁不开了。
我把最后一根盘扣缝完，剪断线，把那件旗袍叠好。
八十件，齐了。
第二天上午，我用自行车驮着那两大包旗袍，送到王老板店里。
王老板正坐在门口晒太阳，看见我，掐了烟站起来，把包拖进屋里。
他一件一件抖开来翻看，看肩线，看下摆，看收腰的尺寸，看了好一阵子。
我站在旁边。
他翻完了最后一件，摸了摸下巴，又翻回来看了一件领口的盘扣。
“盘扣不够讲究。”他说，“样式有点老。你知道吧？现在市面上流行那种细条盘扣，你这扣子做的太大了。”
我看着他，没说话。我做到第三十个的时候，手指头肿得像萝卜，连顶针都戴不进去。最后那十件，盘扣是拆了重做的。我做到凌晨四点半。
“这个……工钱得扣点。”他说。
我说：“你扣多少？”
他从口袋里摸出三张票子，放在柜台上：“三百。你就拿着吧。”
“说好一件八块。一共六百四十。”
王老板笑了一下：“徐师傅，那八十件有好几件下摆缝歪了，盘扣样式也不统一，我这就价钱得扣。你要觉得不满意，你自个儿再拿回去改改也行。”
我看了他一会儿。他的眼神没躲，直直地迎着我看。我弯下腰，捡起那三张票子，攥在手里，一句话没说，走出店门。
在店门口站了一会儿，太阳很刺眼。低头数了一遍那三张票子。三百。连谢睿翔研学的一半都不够。
我推着自行车往回走。腿像灌了铅。走到半路，在路边水泥台子上坐下来，坐了十几分钟。
05
回到家，屋里还挂着几件换下来的旧旗袍。我收拾了一下，把那两件不合格的叠好。
电话响了。是徐晓萌。
“妈，你那屋的事考虑怎么样了？中介小张跟我说，最近有个客户想看房，出价还挺合理的。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把人带回去。”
我握着听筒，喉咙里像是塞了一团棉花。
“妈？”
“我不卖了。”我说。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三秒：“你说啥？”
“我说我不卖房。我就在这儿住着。”
“妈，你到底怎么回事？你是舍不得那几件家具还是啥？我都跟你说了，卖了以后你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
“我不去。”我的声音平静了下来。
“你不去？你不去你一个人住那破屋里干什么？你什么时候能想明白？”她的声音拔高了一些，“你现在不趁这机会卖，以后房价再跌了你想卖都卖不出去。你这么大年纪了，你自己想想，你一个人在那屋里有什么意思？万一你还摔了，谁管你？”
“你管我吗？”我说，“你一个月回来过一次吗？”
我说完这句话，听筒那头沉默了。
隔了好一会儿，徐晓萌的声音低了下来：“我觉得你是真的越来越犟了。我不跟你多说了，你自己好好想想。那个客户我明天回县城来带你见见，你就当看看人家出价，行不？”
我没有任何力气再多说什么。我只说了一句：“你带吧。”
挂了电话以后，我在堂屋里站了一会儿。
外头的天阴着，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
我的头有点晕。
这三天熬下来，睡得少，吃得也少，腿肚子一直是软的。
我慢慢地往床边挪，想躺下来歇一会儿。但还没走到床跟前，腿一软，整个人就栽下去了。
脑子里最后那点意识，只来得及感觉自己膝盖磕到了水泥地上，然后什么都白了。
再醒过来的时候，刺鼻的消毒水味先钻进鼻子里。然后听到有人在喊：“外婆！外婆！”
是谢睿翔的声音。
我的眼皮沉得抬不起来。
努力了好几次，才睁开一条缝。
入眼的是一片白。
白色的天花板，白色的床单。
输液瓶挂在床边的铁架子上，透明的管子连在我手背上。
“外婆醒了！妈！外婆醒了！”
余光里，一个人影从门口冲进来。
是徐晓萌。
她站在床尾，两只手攥着手机，脸上的表情说不上来是什么样的表情。
像是松了一口气，又像是憋着什么。
我张了张嘴，嗓子干得厉害。谢睿翔赶紧端了一杯水过来，扶着我的头让我抿了两口。
“我怎么了？”我的声音很哑。
“你晕倒了。”谢睿翔说，“我去你那屋找你，敲门敲了半个小时没人应，吓死我了。后来翻窗户进去的，你躺在地上，人事不知。我给妈打了电话，又打了急救电话……外婆，你吓死我了。”
他说得声音都抖了。
我看着他的脸，少年的脸本来就有棱角了，这会儿眼角有点红。我心里头某个地方忽然一酸。
“没事，外婆命大。”我说。
徐晓萌站在床尾，半天才开口：“医生说你是低血糖加过度疲劳。妈，你最近是不是没好好吃饭？你干什么了？”
“没什么。”我说。
“没什么？”徐晓萌的声音高了，“你都进医院了还说没什么？”
谢睿翔插了一句：“妈，你别问外婆了。外婆是帮人赶工做衣服，熬了三天……”
“做衣服？做什么衣服？为了那几百块钱你把身体都熬垮了？你缺钱你跟我说啊！你干什么要自己逞强！”
她噼里啪啦说了一大串，说着说着，声音哑下来了。她没往我跟前来，就站在床尾，背过身去，用袖子抹了一下脸。
我没说一句话。我闭了一下眼睛。窗外下起了雨，雨点打在玻璃上，噼噼啪啪的，像纺线的梭子声。
我不缺钱吗？缺。我那八百块钱还没凑齐。
晚上，病房里只剩下我和谢睿翔。徐晓萌下去买饭了。谢睿翔坐在床边给我削苹果，削得很慢，皮削得断断续续的。
“外婆。”他忽然说。
“你以后别这么干了。我不去科技馆了。我就跟老师说家里有事。”
“不行。”我说，“你去。”
“外婆——”
“你去。我说了你去你就去。”我停了一下，“钱的事你别操心，外婆有办法。”
他低下头，没说话。苹果削好了，他切了一小块递到我嘴边。雨还在下，走廊里传来小推车滚过地板的声音。
谢睿翔忽然从床边拿起我的包，拉开拉链，从里面掏出一本书，蓝色封面的那本。《悉达多》。
“外婆，昨天我翻窗户进去的时候，你屋里地上掉着这本书。”他拍拍书皮上的灰，“我看了一眼，是这本书啊。里头还有一张剪报，写着‘徐秀梅，省服装设计三等奖’……外婆，你以前还得过奖啊？”
我没说话。
“外婆，你会做盘扣啊？”他问。
“会一点点。”我说。
他愣愣地看着我，像是在重新打量一个熟悉的人：“外婆，那你挺厉害的。”
他说完这句，那本《悉达多》就放在床头柜上。封面朝上，深蓝色的书皮在灯光下泛着微微的光。
06
住院第二天，徐晓萌在医院陪了我一整天。
她没有再说卖房的事，但也几乎没怎么跟我说话。
她就是坐在床尾那把小塑料椅子上，一会儿看看手机，一会儿站起来去给我倒热水。
她办事利索，给护士台交代事项的声音清清楚楚，跟我说话的时候反倒磕巴了。
中午她下楼打了一份排骨汤面，放在床头柜上：“你吃一点。”
我坐起来，端起碗。汤面热乎乎的，排骨炖得软烂。我吃了几口，抬起头，看见她坐在那把椅子上，头靠在墙上，睡着了。
她的眉头皱着。鬓角有白发。什么时候有的？
我记得她小时候，扎两条羊角辫，穿一条红裙子，在厂门口等我下班。
见了我就扑过来，抱着我的腿喊“妈妈妈妈”。
一转眼，四十岁的人了。
离了婚，一个人带着谢睿翔过了这么多年。
她不容易。
我不是不知道。
我看着她的睡脸，想起了昨天夜里在网上看到的那个关于《悉达多》的新闻。
不是新闻，是听谢睿翔说的：“外婆，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叫悉达多的人，他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要，出家修行，后来走得远了，他才知道人生不是光靠躲就能躲得掉的。”
他说得很简单。但我记住了里面一句话。他用大概的意思翻译的：“河水会教人很多。你回头看的时候，才明白。”
我回头看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明白。
只知道十八岁那年去县城参加比赛，评委说我“针脚细密，款型大方，有灵性”。
那时候我还没结婚，还没生徐晓萌，还没在那个厂里耗掉三十年。
我那时候能踩着缝纫机连着干一整天不叫苦。
没想到老了老了，倒了。
徐晓萌睡了一会儿醒了，看了看我碗里的汤面没怎么动，叹了口气：“妈，你多少吃一口。”
“吃呢。”
她又坐回椅子上，沉默了一阵，忽然说：“那本书我看了。”
我一愣。
“昨天夜里没事，我翻了翻。里面夹着一张剪报。……你年轻的时候还拿过奖？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
“年轻时候的事，有什么好讲的。”我说。
她没再追问。但她显然犹豫了一下，又开口：“妈，你以前在厂里做衣服，做得很好吗？”
我没回答。缝纫机的声音在我心里头转了一圈。“还行吧。”我说。
她没再说话。过了一会儿，她起身去了洗手间，门关上了。水龙头响了好一阵，像哭的声音压在水流底下。
谢睿翔下午放学来了，一进病房就看见床头柜上放着那本书。他翻开扉页，看到那行字，念了出来：“手艺在身，走到哪儿都不慌。”
他抬起头，眼神有点亮：“外婆，这你写的啊？”
“外婆，你是有手艺的人，你会慌什么啊？”
我笑了一下。没回答他。
但你知不知道，人有手艺是一回事，老了敢不敢用那门手艺，是另一回事。
我住院第三天，罗淑芬的女儿带着罗淑芬来看我。罗淑芬比上次精神了一些，看见我坐在病床上，颤颤巍巍地走过来，把一个橙子放在我床头。
“秀梅，你病了？”她说。
“没事，就是累着了。”我拉着她的手让她坐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