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唐末五代，宰相权力起伏不定，权臣把持朝政的事例屡见不鲜。赵匡胤建立北宋之后，吸取前代权臣乱政的历史教训，为强化皇权，推行分割相权的制度设计。不再让宰相总揽行政、军事、财政大权，通过分化事权，把宰相大权一分为三，牢牢把国家最高权力收归皇帝手中，这套制度深刻塑造了两宋三百余年的朝堂格局。
在汉唐时期，宰相作为百官之首，总揽朝廷行政事务，军政、财政诸多事务都归宰相统筹处理。遇到君主弱势，宰相很容易权倾朝野，威胁皇权。到了五代乱世，武将权臣更是可以轻易操控朝堂。赵匡胤亲身经历朝代更迭，十分忌惮大臣权力过于集中，于是对相权进行拆解重构。
北宋中央中枢，中书门下作为宰相办公机构，负责日常行政事务，处理官吏任免、民政司法等政务。但宰相再也不能插手军事与财政。军事大权划归枢密院，枢密使掌管全国军政、军队调动、武将升迁，直接对皇帝负责，宰相无权过问军务。财政大权交由三司，三司使统筹全国赋税、国库收支，掌管国家钱谷财富，独立于宰相体系之外。
由此形成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三足鼎立的格局。行政、军事、财政三大权力相互分离，互不统属。宰相管不了兵，管不了钱；枢密使手握兵权，却不能干预民政财政；三司掌握国库，也没有行政和调兵权力。三个机构全部直接向皇帝汇报，重大决策最终由皇帝定夺。
除此之外，宋朝还增设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参知政事可以和宰相共同处理政务，分割宰相的行政权力。后期参知政事地位不断提升，进一步稀释正宰相的权威。同时强化台谏监察力量，御史、谏官专门监督宰相与文武百官，弹劾权臣，制约相权扩张。
分割相权的制度，带来十分显著的效果。朝堂之上再也无法出现大权独揽的宰相，从制度层面杜绝了权臣专政、篡夺皇权的隐患，结束了汉唐以来宰相权重的局面，皇权得到空前巩固。朝廷内部权力互相牵制，各个部门彼此制衡，有利于维护王朝统治稳定。
但是这套制度也埋下弊端。权力过度拆分，部门繁多，遇事需要多方协商，流程繁琐，行政效率大打折扣。各个机构互相推诿，容易出现权责不清。官员数量不断增加，催生庞大官僚队伍，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冗官问题，加重朝廷财政负担。
分割相权是宋代中央集权改革的关键一环，和收兵权、收地方财权互为配套，共同构建起大宋完整的统治体系。它成功防范了权臣作乱，却也造成官僚体系臃肿，成为宋朝难以摆脱的制度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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