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北方井冈山，中国红二十四军，为何授衔无一人上榜？

1955年大授衔时，有一支红军队伍，不论是从上将、中将到少将，还是从各级军官到士官，人们无比唏嘘地发现，在授衔名单上，都找不到明确标注出身于这支红军的将领的名字。

有人对此解释称，一支在革命战争年代立过赫赫战功的老部队，到了授衔的时候，却找不到一个至1955年仍然保持有连续军职和完整编制，且又符合授衔条件的人，这是有可能的，因为这支部队，在革命历史的漫长残酷的战斗历程中，历经无数次战斗，闯过无数枪林弹雨，它早已被打散了。

有历经无数战斗洗礼的革命老战友，静静坐在暗棕色的板凳上，彼此之间轻轻议论着。

1955年的授衔，有一套严格的标准，既看革命资历，也看任职情况；既看军队编制，也看现实岗位，因此，对照这一标准，很多在新中国成立后转入地方工作，或者因伤病转业，早早离开军队系统的，就自动失去了参与评衔授衔的资格。

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

可是，这支特殊的红军队伍，全军上下无一人被授衔，出现这一残酷现象的原因，却并不是因为上述提及的原因，而是因为这支红军队伍，曾经在革命战争时期，只存在了短短数月，就在敌人精心设计的一场“投诚”与“合并”的阴险、伏击、重重围剿中，战斗至最后，全军支离破碎，再不成军。

说起这支让人唏嘘无比的红军队伍，太多人为他们的悲剧命运扼腕叹息。

这支红军的早期队伍，正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

让我们将岁月的指针拨回到1930年。

这一年的4月，中央军委对各地的革命力量和革命队伍进行了重新部署，其中一项重要的革命任务就是，对位于平定地区的高桂滋部进行策反和在适当时机，实施兵变。

高桂滋是陕西定边人，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后历任团长、旅长等职。

1927年，高桂滋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八师师长、暂编第十九军军长等职。

高桂滋早年与中国共产党有过接触，对中国共产党颇有好感。

正是这段因缘，让高桂滋的队伍有了被我党策反的可能。

1930年11月，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派遣地下党员李志敏秘密来到高桂滋的部队，开始对其队伍内部人员开展革命宣传，颇有成效。

数月攻坚之后，眼见时机已经成熟，第二年的5月，山西特委作出了一个果断大胆的决定，那就是，利用高桂滋的三个团宣布起义，而后在五台山建立革命红色政权。

为了确保起义计划顺利实施，山西特委派出了赫光和谷雄一具体负责这项起义大事的实施策划。

赫光是讲武堂出身的根红苗正的西北军队伍里的硬骨头，一直潜伏在高桂滋部的第十一师里。

谷雄一是河北安国人，学生造反派出身，21岁就加入了共产党，同样根红苗正。

这两人，一个熟悉高桂滋部内部情况，一个是共产党的鲜明代表，两人一里一外配合默契，必能在高桂滋部顺利发动起义。

本来计划周密，前期准备工作同样做的扎实有效，哪知，到了关键时刻，竟出了岔子。

原来，在这一年的6月下旬，上海党组织因为叛徒出卖，遭到全面破坏，很多重要的我党情报，就这样落入了敌人的手中。

这些情报中，就有一条关于我党“准备在山西高桂滋部起义”的计划。

很快，高桂滋就获得了这一情报，高桂滋立即警觉起来：

自己的队伍里，有人要造反。

感知到自己的队伍可能要变天，高桂滋决定先下手为强。

有一天，高桂滋突然将二营八连的排长刘玉珊给抓起来了。

刘玉珊是中共地下党员，还是这次起义的核心骨干力量。

一听说刘玉珊被抓，陕西特委的神经立刻紧绷起来，如果刘玉珊暴露了秘密计划内容，整个起义行动将会功亏一篑。

为了避免高桂滋将抓人的面扩大化，陕西特委决定立即发动起义，地点就定在平定地区，同时秘密派出谷雄一迅速奔赴平定，协助赫光发动起义。

见到赫光之后，赫光告诉谷雄一，刘玉珊是意志坚定的共产党员，绝对不会出卖党内同志，但是，发动起义仍然宜早不宜迟。

7月4日，高桂滋前往北平，为其父亲过生日，赫光和谷雄一商议决定，在这天晚上的十二点开始行动。

谁知这天晚上十点多的时候，有个喝醉酒的班长，不小心将起义的消息给泄露了出去。

赫光和谷雄一当即决定，提前发动起义。

站在暗夜里明亮的灯光下，赫光下令道。

当一声清脆的枪响声，打破了太行山夜晚特有的宁静，刹那间，枪炮声、冲锋号声、呐喊声，大作起来。

还没等高桂滋部的士兵们反应过来，他们发现，自己已经被起义军的枪炮声密密包围了起来。

7月5日清晨时分，当鲜艳的二十四军军旗随着一轮炫目的红日冉冉升起的时候，成功起义的来自高桂滋部的一千多士兵，已经在孟县清城村口胜利集结。

在一处土路边，一株高大碧绿的榆树下，谷雄一当众高声宣布：

人群中立刻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战士们看着彼此脸上胳膊上的新伤旧痕，满面尘土色，所有人都笑逐颜开，脸上写满了幸福的喜悦，因为，从这个普通却特殊的早晨开始，他们就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有了一个响声的称呼，他们是红军战士。

当太阳越升越高，七月的似火骄阳已经在他们的脸上布下星星点点清亮亮的汗珠的时候，他们还依然沉浸在激动幸福的喜悦中，沉浸在赫光军长和谷雄一政委振奋人心的讲话中。

此时的他们哪里知道，他们这支队伍，不久就要历经血雨腥风的残酷围剿追杀。

军长政委的人选确定了之后，又推荐刘明德担任参谋长，刘子祥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纵队，均配备纵队长、指导员、参谋长，这样，二十四军的架子就基本搭起来了。

这时，赫光又当众宣布红军的政策和纪律要求，让大家务必牢牢记在心中：

起义成功的第二天，这支队伍决定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翻过十八盘，向河北阜平县一带进军。

阜平县一带敌人的兵力薄弱，该县贫苦百姓较多，群众对于革命的呼声很高，二十四军决定在此地先扎根，而后慢慢发展壮大。

7月17日，防守力量薄弱的阜平县城很快被二十四军攻克。

7月20日，二十四军实现了对阜平县城的完全胜利占领。

6天后，华北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正式宣告成立。

红色政权成立后，二十四军做了让阜平县群众热烈拥护爱戴的三件大事。

头一件便是开仓放粮，第二件是重审案件，释放含冤入狱者，第三件是打土豪分田地。

就这三件事，让二十四军在阜平县的名声一下子就被打响了，群众们奔走相告，这是一支“不给钱也愿意给穷人办事的队伍”，肩挑手提满满的谷粮，所有人都止不住热泪盈眶道：

吃粮不忘放粮人，阜平县的群众们都记住了这是一支红军的队伍，是咱们穷人自己的队伍。

青年参军热情高涨，短短十几天的时间，队伍就从原先的1200人，激增至3000人，此时的阜平县，俨然成了“北方的井冈山。”

红二十四军的发展势头太猛，这让南京的老蒋坐不住了，他眼看看自己的后院着火，这把火还直直烧向北平的方向，就更成了他的眼中刺肉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除了老蒋，还有一人，也坐不住了，这人就是张学良。

于是，老蒋一纸命令，将“剿匪”的任务交给了张学良，张学良又安排石友三具体执行这一重要任务，务必尽快消灭这股风头正劲的“赤匪。”

且说石友三部下有一将领名叫沈克，此人和二十四军政委谷雄一是旧相识，对于谷雄一最为了解。

此时的沈克，断定“老朋友”谷雄一，身为二十四军政委，这个时候最渴望的就是，“扩大革命力量”，于是，一个歹毒的阴招在沈克的心里很快成形：

诈降。

沈克先是让人放风说，自己佩服红军，不愿再给军阀卖命，又表示，愿意投靠红军队伍，一起反蒋抗日闹革命。

不久之后，沈克就秘密派人给谷雄一送来密信：

面对故人投奔，年轻的二十四军政委谷雄一激动喜悦兴奋极了，而后和赫光商量一番后，决定抱着试探态度，先去摸清沈克的真实意图。

于是，谷雄一带着随行数人，打算与沈克秘密碰头，哪知，一行人刚进入对方控制区域，随即被沈克立刻扣押，又悄无声息将谷雄一一行人秘密处决。

之后，对外严密封锁消息的沈克，模仿谷雄一的笔迹，给赫光写了一封信，要求赫光速来商议受降大事：

接信后，确认是谷雄一的笔迹，赫光带着政治部主任刘子祥以及数名警卫员，直奔沈克所在的驻地王快镇。

进入王快镇之后，在沈克的安排下，赫光一心人随即被带入沈克的“指挥部”。

就在赫光等人期待着与谷雄一、沈克见面的时候，他们没有等来年轻的政委，等来的是，“指挥部”四周的窗户里密集喷出的猛烈的火舌。

将二十四军首领悉数残忍杀害之后，失去统帅的二十四军，很快就遭到了沈克部队的猛烈围剿。

面对惨痛巨大的血的教训，二十四军没有坐以待毙，他们在参谋长刘明德的带领下，与敌人坚持战斗。

在激烈的战斗中，队伍被打散，刘明德在混战中失踪，从此下落不明。

此后，二十四军又在蒲子华的带领下，继续战斗，不久，蒲子华壮烈牺牲。

此时，二十四军只剩下不到六七十人的队伍，被迫辗转撤退至陕西榆林一带。

后来，这支只剩几十人的队伍，硬是靠着打游击战，在缝隙中顽强生存了下来，直到1933年8月，在陕北与当地红军取得联系。

那一刻，只剩几十人的红二十四军，人人遍体伤痕，个个衣衫褴褛，但他们心中眼中革命的信念，从未熄灭。

经过上级统一安排，红二十四军残部后整编纳入红二十七军。

至此，红二十四军的番号，彻底消失在革命历史的长河中。

可是，红二十四军在阜平县一带撒下的革命的火种，一直在燃烧。

阜平县的革命群众，对于红二十四军的恩情，从未忘却。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聂荣臻率领八路军115师挺近华北，再次来到阜平县一带，依托当年红二十四军深厚的群众的基础，聂荣臻很快就在此建立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这面鲜艳的二十四军军旗，曾先后高高飘扬在山东河北陕西等四个省十余个县城的上空。

如今，这面鲜艳的旗帜，依然高高飘扬在革命历史的长河中，从未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