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对屈原非常推崇，说：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

1961年6月的长江边，夜风卷着江水拍岸，毛泽东披着外衣踱步。陪同的警卫员听他低声吟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警卫员轻声感叹：“主席，这是谁的诗？”毛泽东停下脚步，说：“屈原。我们都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短短一句，浓缩了他半生的情感与敬意，也牵出一条跨越两千余年的精神脉络。

回到1913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青年毛泽东刚步入十八岁。他的课桌抽屉里，放着抄写工整的《离骚》《九歌》，墨迹未干，纸页却已翻得出现折痕。那时的湘潭少年，还只是探索天下前途的学生，但屈原彰显的忠诚与抗争，早已在他心里埋下种子。

屈原生活于战国末期，被排挤、被贬逐，却以豪放的楚辞说出对国家存亡的忧思，最终沉江自尽。后世楚人竞渡打捞、抛投粽子，以慰芳魂。千年过去，人们的龙舟鼓声依旧震耳。对毛泽东而言，这不仅是节日民俗，更是一堂永恒的诗与政治课程。

1921年前后，北京大学图书馆旧藏的《楚辞集注》常被借阅，借书卡上出现的名字“毛泽东”尤为频繁。对他来说，浪漫主义并非纯粹的文学趣味，而是一种借幻想烘托理想、用意象映射现实的兵器。后来在井冈山，他吟诵“带长剑兮挟秦弓”鼓舞战士；在长征途中，他以“众女嫉余之蛾眉”自嘲孤行。屈原的语言，成了最锋利的动员令。

时间推到1950年10月。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接见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黄镇也在场。毛泽东忽而笑问：“黄镇，你原叫黄士元，改名作甚？”黄镇答：“改名提醒自己要镇静。”毛泽东立即引用楚辞：“白玉兮为镇，黄石兮为梁。”众人莞尔，气氛顿时活络。随口拈来，见功底，也见对屈原的钟爱。

1954年10月，日内瓦会议后，印度总理尼赫鲁赴京。晚宴间，毛泽东向贵宾介绍端午：“我们纪念屈原已有两千多年，那天全国要吃粽子，把米投入江中，请鱼别咬他的遗体。”席间，他又吟《九歌》句子，“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意在祝愿中印相交之喜，也借古人之言抒己怀。尼赫鲁颔首称妙。

同年冬，苏联汉学家费德林来访。对方提到普希金，毛泽东紧接着谈到屈原：“普希金为你们奠基，我们也有先贤。屈原把国家装进诗里，他的手稿比兵器还锋利。”接着又说：“我就住在他当年流放过的湘水一带，因此常觉得，他像是隔世的乡亲。”这种由地理而生的情感，让赞誉更添分量。

1957年，中南海小范围谈话中，毛泽东要求新调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准备“五不怕”。他说：“屈原被逐，写下《离骚》；司马迁受辱，著成《史记》。人得磨炼。”这番话其实暗示，真正的文字力量往往诞生于逆境与担当。

那一年8月，毛泽东评枚乘《七发》时，又把骚体文学称作针对腐败政治的“匕首”。在他眼里，屈原不只是宝贵的历史人物，更是革命文化的“原典”。所以，当他决定印行《离骚》分送南宁会议代表时，其用意不仅在文学修养，而是借助诗魂点燃改革决心。

屈原的影响还融入毛泽东自己的创作。1935年四渡赤水后写下的“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皆见飞扬恣肆；到1949年渡江战役之际，再有“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同样气势磅礴。这种张力，和《天问》的宏阔想象、与《九章》的忧愤亮烈，可谓互通。

1961年，毛泽东挥笔写下《七绝·屈原》。在他笔下，艾草遍地、兰花稀少，诗人握刀入汩罗。这里的“刀”，学者多解释为笔锋。毛泽东却讽世之弊、激活民心，他要人读出屈原手中不仅有诗，还有胆识与担当。

谈及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毛泽东多次申明，“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1958年杭州的一次座谈会上，他对青年作者提出建议：“去矿山、去乡村、去火线。生活越厚重，语言越有筋骨。看看屈原，被放逐山泽，才写得出那样的《天问》。”不少听者记下这番话，当作写作戒尺。

有意思的是，他并不满足于单纯模仿屈原的瑰丽词采，而是把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结合，写成《沁园春·雪》那样既宏阔又厚重的篇章。学者统计过，他的诗词中借用或化用《楚辞》意象的不下三十处，譬如“横扫千军如卷席”呼应“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数风流人物”则显然有“美人迟暮”之幽思，却完全置于新的时代脉络。

当然，过分沉湎浪漫也会生偏执。毛泽东曾提醒青年学子：“楚辞好读，要会变通。不能光学辞藻，更得学那颗忧国忘身的心。”这句话，刘少奇听后还专门在笔记里写下“忧国心”三个大字，可见影响之深。

端午再到，人们依旧包粽、竞渡。粽叶里的糯米早被香料浸透，却没人再指望鱼群护尸，更多是传递一种纪念：以死明志，以诗为刃。毛泽东一生推崇屈原，其实是偏爱那股敢直面迷雾的清醒。

明察秋毫者不为尘封所困，敢问苍穹者不畏风浪。屈原如此，毛泽东亦然。一位以身殉国，一位改写山河；不同的时代，相通的灵魂。后辈若问何为家国情怀，摊开《离骚》，对照《沁园春》，就能听见两颗心在同频跳动。涛声未息，诗意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