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抵达当晚的简短动员会上，负责接待的干部只说了一句话：“请记住，你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律师。”这八个字让会场短暂的死寂被打破。面对以往在政治风浪中受过冲击的回忆，他们需要压下情绪，翻开成摞卷宗，重新端详那些沉甸甸的事实与证据。
彼时的中国法制刚从破坏中艰难复苏。1979年，新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相继颁布，所有人都知道，一场标志性的公开审判若能被严谨地“做对”，将深远地影响此后几十年的司法进程。于是，18名律师最终留下，他们彼此鼓励，用一句“职责所在”给了自己最有力的心理暗示。
分配律师的名单很快下达。最受瞩目的当属江青一案。按照安排，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张思之与华东政法学院朱华荣负责。张思之曾在“文革”中吃尽苦头，恢复工作还不到两年，这回却要替昔日政治风暴的主角辩护，情感与理智相互拉扯。犹豫良久，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法庭里没有爱恨，只有法律。”然后合上本子，赴往秦城。
9月中旬的一天，阴云密布。秦城监狱礼房里，江青被带进会见室。她穿着灰色粗布外套，梳着惯常的发髻，目光却锐利。张思之先自报家门：“我们受特别法庭指派，为你提供法律帮助。”江青挑眉，握紧椅背：“我提过要求，请史良、周建人、刘大杰，你们不是我想要的人。”
这三个名字并非随口而出。史良，新中国首任司法部长，八十高龄，身体羸弱；周建人，鲁迅之弟，学者兼副委员长，已九十一岁；刘大杰，早在1977年就病逝。张思之如实告知实情，江青却不为所动。片刻沉默后，她忽而又说：“那我找家属可以吧？我请李敏。”
李敏，毛主席与杨开慧长女，1940年生，抗美援朝期间随母改姓“李”。1949年到北京后，江青曾主动表现母爱，买新裙子讨她欢心；然而1963年李敏毕业成家，江青一句“出去锻炼”便让她搬离中南海。父女相见的机会此后屈指可数，1976年主席病重，李敏屡求探视皆被阻。如今江青提起这个侄女，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
“按照刑事诉讼法，近亲属若非律师，不能出任辩护人。”朱华荣耐心解释。江青却摊手：“我在法庭上容易激动，需要有人替我说话。”张思之只得重申：律师可代为辩护，但被告本人必须自行陈述，刑事诉讼不设民事代理。江青轻声嘟囔：“那还有什么意思。”谈话在僵局中结束，她既不签字同意，也未明确拒绝。
次日清晨，张思之还在整理笔记，狱方突然通知：江青拒绝他继续担任辩护人，只保留朱华荣一人。特别法庭随即增派北京律师协会秘书长傅志人补位。傅志人到监狱再谈，一口气把《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款逐条读给江青听，并强调：“辩护权是被告的法定权利，也是义务。若拒绝律师，不影响庭审进行。”江青静静听着，最后耸肩：“那就算了。”
她的决定，让辩护律师仅有象征意义。后来开庭时，江青自行陈述，时而激愤，时而沉默。坐在她身后的朱华荣和傅志人，只能在法庭允许的范围内补充意见。这与她最初希望的“由他人发声”已完全不同。
与江青对比，姚文元更具实用主义。他把辩护团队视作翻案工具，一见律师就抛出“三板斧”：罪行可否改轻？若轻不了，能否认错求情？韩学章、张中与他一遍遍核对卷宗，用确凿证据压缩夸大之处，也努力保留法律允许的辩护空间。工作之繁重可想而知，每翻一页卷宗，背后便是无数受害者的生命与血泪。
特别法庭自1980年11月20日开庭，到1981年1月25日宣判，历时六十余天，旁听席座无虚席，新华社实况直播向全国播报。江青最终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虽未接受律师辩护，但“被告可聘请律师”这一条，第一次在共和国最敏感的法庭内被实践，成为今日庭审程序的先声。
回望当年，十八位律师的抉择并不轻松。他们当中不少人刚从逆境中走出，却依旧坚持法律的独立价值。那句“我是一名律师”，在铁窗、在聚光灯，也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回响。江青一句“我找家属可以吧”未能改写判决，却无意间映照出那个法治萌芽阶段的曲折与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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