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谭平山，为何被开除党籍，晚年又重新入党

1956年4月2日，北京协和医院的夜灯仍亮，人们低声交换着消息：70岁的谭平山走完了颠簸一生。噩耗传出，很多老同志心里五味杂陈——这个二十多年前曾被国共两党先后开除的“闯将”，最终却以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份离世。

把时间拨回到1919年，广州五四游行的洪流里，留日归来的谭平山举着横幅高呼“反帝反封建”，那股敢言敢干的劲头，让青年人群情激昂，也让孙中山注意到这位广东才俊。不到五年，他便同时在两条战线上崭露头角：既是中共早期党员，又以国民党“左派干将”身份跻身中央常委，并主管组织──权势与理想在他身上剧烈碰撞。

1927年春天，武汉国民政府成立不久，29岁的毛泽东、30岁的周恩来、41岁的谭平山几乎天天在同一张大桌前商量对策。彼时大革命阴云密布，蒋介石与汪精卫相互拆台，清共风暴一触即发。谭平山身为农民部长，仍顶着压力签发了数百份介绍信，派遣骨干回乡组织农民协会，他清楚：农民是革命的根。

到了7月，周恩来与谭平山抵达九江，策动原驻湘贛的贺龙、叶挺部队起义。会上意见分歧激烈，张国焘泼出冷水，认为必须争得张发奎同意。谭平山当场黑脸，压低嗓子丢下一句传说中的狠话：“若他反对，就拿他是问！”此语虽未见正式记录，却被不少与会者暗暗记住，埋下了后来纷争的伏笔。

8月1日凌晨，枪声划破南昌夜空，谭平山与周恩来、叶挺、贺龙并肩站在前敌指挥部，颁布《讨蒋宣言》。短暂的胜利之后，武装南下受阻，部队溃散，他辗转香港，回头却等来双重重击——8月8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先将他除名；3个月后，中共中央在莫斯科代表团意见下，也宣布撤销其党籍。

外界疑惑：一夜之间失去两个党籍，他到底触了哪条戒？文件给出的理由写得冷冰冰：“屡违组织决议，擅自与第三势力接洽，破坏纪律。”事实上，谭平山与邓演达酝酿“第三党”，又私下向汪精卫探路，都被视作越线。那个年代，赤化与反赤化刀光剑影，任何游离都可能被贴上“机会主义”标签。

这位不服输的客家人却没有就此沉寂。1928年春，他与邓演达在上海秘密筹组“中华革命党”，刊行《国民月报》《大众旬刊》，声言要走独立救国之路。国民党当局恨得牙痒，逮捕、停刊、封仓，一通组合拳打下来，心灰意冷的谭平山只能飘往南洋。

1937年卢沟桥枪声再响时，谭平山已51岁，带着行李回到武汉，向蒋介石递交“全力抗战书”。蒋本想借他的名望向外宣示“党内团结”，遂象征性恢复了其国民党籍。可南京政府刚站稳脚跟就忙着“防共”，连前线急需的物资也被克扣，谭平山瞪着蒋介石一句：“老调重弹，何谈胜敌？”这番话直接把自己推回尴尬境地。

1940年，他悄然与周恩来恢复联系。延安方面并未急于让他“回家”，而是请他继续在桂、渝、港之间搜集情报，团结开明绅士。谭平山欣然应允，据说临别时他拍拍周恩来的肩膀笑道：“我这把老骨头还能用，就让它多跑几次吧。”短短十余字的对话，成为见证他再次与党并肩作战的暗号。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著名的“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召开新政协、共同建国。谭平山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负责人名义公开电贺。10月14日，周恩来、董必武联名致电东北局，确认“谭平山为中共秘密党员”，同时交代一切组织关系已恢复，此电文至今存档可查。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会场不乏熟面孔，谭平山端坐其间，比年轻时更沉稳。10月1日，他随代表团登上天安门城楼，阅兵式上礼炮轰鸣，他抬头望了望五星红旗，神情淡然却分外坚定。有人拍到了那一瞬间的照片——风吹动他的薄发，眉宇间尽是历经曲折后的笃定。

新中国成立后，谭平山被任命为劳动部长、政协常委。面对繁重的立法起草任务，他常对秘书说：“我一朝回到组织，就没有旁观权，唯有埋头把事情办好。”1954年底，他主持完成《劳动保险条例》草案，提出“工伤补助应随物价变动调整”，深得赞许。这份文件后来成为我国劳动保障制度的重要雏形。

病重期间，老友来探望。他虚弱却仍关心广西土地改革进展，反复嘱托“农民的地，一寸也不能让旧地主夺回”。话音不高，力道却厚重——这与30年前他在武昌誓言“农民是根”的观点首尾相应。4月2日凌晨，脉搏停在最后一次微弱跳动，护士记录时间，他的手里还攥着未写完的修订意见。

回顾谭平山的一生，贯穿始终的并非所谓“左右摇摆”，而是对中国前途的探索与执念。风雨中，他几度易帜，但终归选择了自己信服的道路。历史把疑惑留给后人，也把答案写在年代的褶皱里——当理想与组织再次握手，个人荣辱早被他抛诸身后，留给后世的是那份敢闯敢当的魄力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