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笼合约”：30岁的我被母亲送进特训营｜在场

▲父母接星尘离开赋苗后，星尘送父母去机场

红星新闻记者丨陈卿媛 幸运 张馨月 摄影报道

编辑丨杨珒 审核丨王光东

“我感觉我的抑郁症，主要是因为家庭关系。”30岁的星尘对妈妈吴女士说出这句话时，没想到母亲回答：“我早就知道。”这是她第一次承认自己也有责任。轻轨上，这对母子瞬间泪流满面。而一旁沉默的父亲仍愁容满面，身体靠在另一侧扶手旁。

赋苗教育被指是一家靠“正能量剧本”引流，宣称“戒网瘾”“治抑郁”的封闭式特训机构。随着多家媒体持续报道，重庆市当地多部门已成立教育矫治类机构清理整治工作专班。多名已从赋苗脱身的人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赋苗又像往常一样转移新地点“借壳复活”，维权群中的多名人员向多部门举报。近日有举报者被告知，当地多部门成立的调查组已进驻监督，责令停止违规培训行为，正在依法依规开展整改，同时启动学员有序遣散工作，确保每名学员安全返家，并做好家长沟通与情绪疏导。

星尘本科毕业工作一两年后因患抑郁症辞职，在家多年“不赚钱，只是玩”，也很少与家人交流。吴女士刷到赋苗宣传视频后，相信招生老师所说的“治抑郁、强身锻炼”，便配合工作人员，瞒着儿子，让几名陌生男子将星尘从江西赣州带往重庆赋苗。6月30日，星尘被父母从机构接出。7月4日上午，吴女士回想起送儿子进去的决定，仍充满自责。

吕英26岁的儿子肖伟，只是在家做游戏代练，月收入几千元。母亲因为“感觉他那种躺平的样子有问题”，于是以“陪她去重庆旅游”为由，把儿子骗去当地关进了赋苗教育。

这些被送入机构的人多数已是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他们中有人月入过万，有人收入不高被视为“躺平”，也有人只是经常“和父母吵架”，但在父母眼中，他们都是需要被“管教”的孩子。

被打开的房门

赋苗一教官发布的一则宣传视频中，配着经典老歌《潮湿的心》，母亲敲不开儿子反锁的房门，无奈离开。经家长许可后，几名男子踹开房门，控制住少年四肢将其带离，上了车辆送往赋苗；还有一名长发颓废的985高材生进入赋苗后剃光头发，穿上统一的“校服”或迷彩服，面对镜头敬礼……

▲赋苗宣传视频截图

吕英曾在北京做家政，有很强的军旅情结。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赋苗“教官”发布的视频，一个头发长长的“问题少年”经过“改造”后焕然一新，站得笔直，她一看就被击中了。“这不就是当兵吗？”招生老师开始了长达数月的电话“陪伴”，有时打半小时，有时打一小时。

“我感觉当时被洗脑了。”吕英说。26岁的儿子肖伟在家做游戏代练，月收入几千元。“我感觉他那种躺平的样子有问题。”

肖伟和母亲之间，从来没有过真正的争吵。吕英有教育辅导经历，肖伟和姐姐小学常拿第一。但肖伟上了初中后成绩下滑，高中辍学，后在北大青鸟学习找到工作，但觉得不自由而且辛苦，就辞职了。后来他坦然接受自己做游戏代练，“每天都轻轻松松的不好吗？”吕英把儿子当成自己的“命”，觉得肖伟从小就特别体贴她，但又觉得儿子做不到自己的标准。

在把儿子骗进赋苗教育之前，吕英从未实地去重庆考察过这所机构。

2026年4月底，江西赣州。三名便衣男子敲响星尘家的门。母亲吴女士让亲戚配合开门，几人进入屋内。星尘反抗，被按住双手控制在椅子上。“这是违法行为。”他说。对方回应：“你父母和我们已经签了合同。”手机被没收后，他被押上车，从江西前往重庆江津。

▲星尘

吴女士在广东潮州打工，小学学历，常年劳累。儿子星尘是江西赣州本科毕业生，从小跟随爷爷长大，也曾是“别人家的孩子”。高中住校后，他因压力出现抑郁状态，成绩下降。2020年大学毕业后，他换过两份工作，因躯体化症状去医院检查，确诊抑郁症后长期在家。

他曾尝试搬出去住，状态有所好转，但回家后又与家人发生矛盾。父母曾让妹妹陪他摆摊，一旦妹妹离开，他便难以坚持。他认为自己抗压能力较弱。

吴女士此前都没听说过抑郁症，不知道如何帮助儿子。她认为儿子“三年不上班，手机不离手，也不尊重父母”。看到赋苗宣传后，她相信机构提供的“心理辅导”“核心课程”能够改变儿子。

“给家长演戏，取悦家长”

进入赋苗后，所有人的第一步都是没收手机、身份证和个人物品。部分男生被剃发，换上统一迷彩服。在铁网围墙内，他们每天跑操、队列和体能训练。

▲赋苗宣传视频截图

多名受访者称，进入赋苗后，他们意识到自己“被送到了一个像豫章书院一样的地方”。但不少家长并不了解内部情况。

王超曾是赋苗宣传中的“改造成功”案例。他回忆，教官会告诉学员：“表现好，就能早点出去。”他用了3个月从学员成为助教。

担任助教期间，他的一项工作是配合拍摄：在泥坑里做俯卧撑、假装认真读书、拿拖把在走廊摆拍。这些视频剪辑后发给家长，证明“孩子正在改变”。多名受访者向记者透露，赋苗发到家长群的照片和视频，很多经过安排：叠被子、读书、整理物品等场景均可能是摆拍。配合拍摄的学员，有时奖励只是一瓶可乐。

“就像宠物一样，”王超说，“给家长演戏，取悦家长。”

成为助教后，王超参与过二十多次“接人”。第一次，他前往柳州接一名游戏排名靠前的程序员。对方月入数万元，却被父母送往机构认定为需要改变的人。“就是踹门，按住他的手脚，把他押上车。”王超说。程序员到达机构第一天便试图跳楼，导致受伤。

肖伟在赋苗的82天呈现出一种“顺从”。他主动找教官聊天，表现得听话，“打好关系”是他的生存策略。他积极配合训练，不是想“变好”，而是因为他知道，只有让母亲觉得“改造有效”，他才有可能早日出去。他在里面看见了学员之间的暴力，而有的学员不顺从，教官会把这个学员叫到一边单独体罚，他有时候会听到惨叫的声音。

在星尘眼中，这里没有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只有“服从性测试”。赋苗固定开设的“心理课程”，前提是学员“有错论”，所有痛苦、家庭矛盾、人生不顺，根源全部归于学员自身“不懂感恩、心性低劣”，像是伪科学式精神操控。而这类课程的课堂有时候会给家长直播。

▲星尘在赋苗托人带出去的求救信

“里面有不少人有精神疾病，有的是重度抑郁，有的是双相，有的是自闭症。”星尘说，“但他们得到的‘治疗’，和其他人没有任何区别。同样的军事训练，同样的集体连坐。”

“我是一个独立的、有尊严的合法公民，不是他们的附属品。”他说，“你把孩子生下来，孩子可以尊重你、敬重你，但他不是你的一件物品，可以随意摆弄。”他分析，机构利用家长的焦虑和信息不对称，将“不听话”的成年人关押起来。“怎么可能有这么一个机构，以办学、治疗抑郁症的名义，骗父母的钱，把孩子送过来关押几个月甚至一年……”星尘在赋苗的日子，多次想到自杀。“这是我此生遭遇过的最大的耻辱。”他说。

而在墙外，赋苗教育的人对父母说，前一两个月尽量不让和孩子通话以免影响改造效果。像吕英、吴女士一类家长每天盯着家长群里的“孩子动态”，不断给孩子寄零食等物品。肖伟收到后将自己不喜欢的送给他人，“她从不问我喜欢什么”。也有的父母把子女送进去之后，就再也不过问了。

“没有一个孩子是自己自愿来的。”赋苗的招生谢老师对吴女士说。吕英花了近6万元签署的委托合同上，满篇内容都是“子女”肖伟的“入训教育”。

重获自由

2026年1月15日，吕英不放心孩子，前往赋苗探望，肖伟见到她就一直哭，一旁一直有教官看着他们。吕英不放心找借口去查看儿子的宿舍。她在一楼看到，洗衣机里内裤和袜子混洗在一起，肖伟皮肤过敏，机构内部环境差和之前宣传的根本不一样。学员们上厕所都要由“教官”看管，“排着队，前后都有人守着”。二楼楼梯拐角，一个男生大冬天穿得很少，光脚站着，吕英去拉他的手，“冰凉”。三楼一间宿舍里，一个男学员头上包着白纱布。机构里诡异的情形，让吕英决定将肖伟接走。

回到家后，吕英问儿子在里面怎么样，肖伟说这就是豫章书院。吕英愣住了，她根本不知道豫章书院是什么，知晓后她后悔了，“自己的孩子自己不负责，让谁都不可能教育好。”红星新闻记者问吕英有没有向肖伟道歉，她说：“见了孩子我就说了对不起”“我就多给他做点家务，多关心关心他。”

▲吕英赴重庆打官司入住日租房

在赋苗“顺从”一个月后，星尘获得一次在监视下与父母通话的机会。

“6月30日前必须来接我，否则我就和你们断绝关系。”他知道父母不了解法律，却害怕失去儿子。限期的最后一天，吴女士和丈夫赶到赋苗，将星尘接走。他选择原谅父母，但创伤并没有立即消失。他委托律师处理后续事宜，坚持举报赋苗。反思自身经历时，他认为自己的抑郁与家庭环境有关：母亲给予的是愧疚式教育，父亲则更多是打压式教育。

他希望未来接受心理治疗时，让父母一起参与。同时，他提出边界：涉及自己的事情必须经过同意，父母不能擅自进入他的房间，他会给房门上锁。

吕英和儿子之间交流很少。肖伟多数时间待在房间里打游戏，她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吕英并不是一个内向的人，她天生喜欢热闹、爱照顾人，只是在面对儿子时，不知道如何重新靠近。

接回肖伟后，吕英开始调查赋苗。她了解到机构未取得办学许可证，并起诉要求退还学费。一审法院判决返还4万元，她不服，上诉至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吕英在二审审理后重返赋苗

在维权群中，吕英也十分活跃。23岁的小辉曾被父亲送入赋苗。去年夏天，他跳窗逃跑，造成多处粉碎性骨折和轻微脑震荡。吕英通过在北京当保安的丈夫帮他找到工作，但消息第二天被小辉父亲得知后，父亲又想让赋苗人员将他带回。小辉只能继续逃离，缺乏收入生活陷入困境。吕英说：“这些孩子太可怜了。”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心理卫生科心理评估与治疗中心负责人李业宁认为，一些父母缺乏边界意识，将孩子视为自身延伸，把孩子的行为看作自己的“面子”和“成就”，从心理学角度看，通常属于“心理断乳失败”。当孩子成年后表现出独立意志，父母会感到控制权受威胁，产生强烈焦虑。同时，他们可能将自身无法接纳的恐惧和无力感投射给孩子，认为孩子“有问题”“需要被改变”，通过强制矫正缓解自己的失控感。

而家长选择封闭式矫治，本质是一种“外包责任”和“暴力解决冲突”的心理防御机制。当亲子沟通破裂，家长面对挫败感和无力感时，承认“我无法教育好孩子”会带来强烈的自我否定。将孩子送入机构，意味着把教育责任交给所谓“专家”，潜台词是：“不是我不会教，是孩子问题太严重，只有强力手段才能改变。”

李业宁表示，封闭式机构承诺快速改变行为、实现服从，正好满足部分家长对秩序和控制的需求。同时，家长群体中的相互影响、社会比较和压力，也会推动他们合理化极端选择。

回家之后

7月4日上午，选择原谅父母的星尘送回广东打工的父母一起去机场。吴女士说：“我们做父母的是着急，没有恶意把他送到那里。”她觉得自己常年在外，钱没赚到，孩子也没照顾好。虽然原谅了父母，但星尘后来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我以后可能不太敢完全信任我妈了。”

肖伟被接出来时，第一反应不是庆幸，而是恐惧：“我还以为她不满意，准备再找一个地方把我送进去。”如今，他仍在家做游戏代练。但他决定入秋后找工作、搬出去住。

但也有一些被接出的学员仍难以释怀对父母的怨恨，甚至认为应把父母送进“赋苗”改造，还有人将赋苗和父亲一同列为被告提起诉讼。

▲王超在家打游戏

王超出来后，仍过着“网瘾少年”的生活。父亲通过朋友介绍保安工作，王超因无法适应倒班和劳累辞职，父亲不满，之后又介绍民宿接待工作。

“既然他自己是普通人，凭什么要求我要怎么样？”他意识到父亲对自己的控制，但仍更愿意把挣的钱花在升级游戏设备等消费上，而不是搬出去住。他觉得住在家里无需承担水电煤气压力，父亲有时还会给他做好饭，尽管他也担心再次被送进“那种地方”。

专家李业宁提出，对于“躺平”的子女，父母应保持“温和而坚定”。首先要学会课题分离，认识到父母支持是情分而非义务，独立是责任而非选择。若无法立即离家，可在家庭内部建立“室友规则”：接受经济支持的同时明确边界，父母减少对个人选择的干涉；子女可通过承担家务减少依赖感，增强家庭谈判空间；制定可执行的独立计划，让父母看到改变和希望。建立边界初期，子女需要承受父母的反抗和压力，坚持底线，逐步形成新的相处模式。

在李业宁看来，家庭缓和的核心是从“控制”转向“连接”，从“解决问题”转向“理解情绪”。父母与子女也应学习非暴力沟通，将指责转化为表达担忧、共同协商。同时，父母也需关注自身成长，将注意力从“盯着孩子”转向经营自己的生活，降低家庭张力。

随着多家媒体持续报道，重庆市当地多部门已成立教育矫治类机构清理整治工作专班。多名从赋苗脱身的人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赋苗又像往常一样转移新地点“借壳复活”，维权群中的多名人员向多部门举报，近日被告知，当地多部门成立的调查组已进驻监督，责令停止违规培训行为，正在依法依规开展整改，同时启动学员有序遣散工作，确保每名学员安全返家，并做好家长沟通与情绪疏导。（除李业宁外，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其他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