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历史才懂范蠡与张良最通透之处:不是智谋无双功成身退,而是功成之后能抽身而退还劝旁人看淡功名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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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史记·留侯世家》《东坡志林》《资治通鉴》《陶渊明集》等史料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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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73年冬,越国军队攻入姑苏城,吴王夫差在城郊自尽,绵延多年的吴越之争就此落幕。

越王勾践率众北上,渡过淮水,在徐州会盟诸侯,周天子专程遣使送来祭肉,承认其霸主之位。

越国立国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时刻。

那是一个胜利已然板上钉钉的夜晚,姑苏城内觥筹交错,歌舞声绵延至深夜,满朝文武无不沉浸在多年一战功成的欢欣之中,论功行赏的名单一张张列出,哪怕连微末小吏,也都在等着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荣光。

就在这场盛宴进行的某个夜晚,一个人悄悄将行装收拾妥当,带着家眷与轻宝珠玉,乘舟浮海,离开了越国,从此再未回头。

他是范蠡。

他离开的那一刻,越国上将军的头衔已经无关紧要了。

走之前,他从齐国捎回了一封信,措辞克制,却字字如刃。

收信的人看完,称病闭门,却始终未能迈出那一步。

这封信之后发生的事,史书只用了几十字收尾,读来叫人久久沉默。

数百年后,汉朝初建,楚汉五年烽火余烬未冷,又一个人在论功行赏的席间,把那份最丰厚的封赏轻轻推开,随后以多病为由,慢慢从朝堂上淡出,转入山中修道辟谷,几乎不再露面。

他是张良。

两个人相隔数百年,出身各异,处境不同,却做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选择。

而他们各自后,留下的结局,却截然不同……



【一】两个楚国人,走向同一条路

公元前516年,楚国宛地,宛令文种专程登门拜访了一个出身贫寒的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叫范蠡,字少伯,生于楚国宛地三户邑,自幼博闻强识,却因家境贫寒不得重用。

乡人看他整日高谈阔论却不事耕作,多有轻视,甚至称其为"楚国狂人",街头巷尾以"范疯子"呼之。

但文种与众不同,他亲自驾车登门拜访,数次碰壁之后,终于在一个寻常的午后与范蠡交谈了起来,两人一叙,便觉相见恨晚,从此结下深厚情谊。

文种当时任宛令,见识过诸多经略之才,但他说,范蠡是他见过的与众不同的人。

那时楚国政治日益昏暗,非贵族阶层难以入仕,再多的才干在楚国也难有出路。

文种与范蠡商量之后,两人决意离开楚国,另寻出路。

公元前511年,范蠡邀文种一同入越,彼时范蠡年方二十五岁。

越国接纳了这两个楚国人,拜为大夫,委以国事,而此后的二十余年,正是这两个人陪着越王勾践,从会稽山下的残兵败将,一路走到了吴国灭亡的那个冬天。

公元前494年,越国与吴国在夫椒(今江苏太湖中洞庭山一带)爆发大战。

那一仗,范蠡事先曾力谏越王,认为出兵时机未到,道:"臣闻持兵者,逆德也,今大王必欲先发于吴王,恐不利。"

越王不听,执意出兵,结果遭遇惨败,仅剩五千残兵,被吴军围困在会稽山上。

山穷水尽之际,是范蠡劝勾践答应吴国的任何条件,以卑辞厚礼求和,保住性命,再图后举。

他说,要能屈能伸,要忍得了眼下的一切,才有机会看到日后的转机。

吴王夫差最终接受议和,越国暂时得以保全,但勾践必须亲赴吴国,以臣服之礼侍奉吴王。

文种留守越国,主持内政,外守疆土,内修耕战,无遗荒土,百姓亲附,焦思竭力,一日不曾懈怠。

范蠡则随勾践一同赴吴,甘愿以臣子身份陪君主在吴国为奴,养马服役,蓬头垢面,处境极为艰辛。

吴王夫差曾当面劝范蠡背弃越国、转投吴国,许以高官厚禄,范蠡坦然谢绝,不为所动。

史书记载,在吴国为奴的三年,范蠡含垢忍辱,卑辞厚赂,始终陪在勾践左右,直到公元前490年,勾践与范蠡一同被放回越国。

归国之后,范蠡与文种共同辅佐勾践,一内一外,制定了一整套复国图强的方略,涵盖耕战积谷、训练兵马、发展生产诸项,越国由此开始一步一步重整旗鼓。

文种还向勾践献上伐吴九术,从祭祀鬼神到馈赠贿赂,从输送美人到挑拨君臣,每一条都是从越国在吴国多年观察中得出的结论。

勾践只用其中三条,吴国便由此埋下了祸根。

这二十余年,两人走过了越国最深的谷底,也一起走到了越国历史上最高的顶峰。

然而,当胜利真正到来的那一刻,两个人的命运,却在一封信的抉择之间,彻底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这两个一同从楚国出发的人,最终走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的尽头。

一个在史书里留下了终老于陶、三致千金的结局;另一个,则在越国的土地上,在一把赐来的剑前,走完了自己的最后一程。



【二】从齐国寄来的那封信

公元前473年冬,越军攻破姑苏,夫差穷途末路,遣使向勾践求和,希望以同样的方式偿还当年会稽的那份情——就像当年勾践向他求和一样。

勾践一度犹豫,范蠡当即进言,力主不可答应,认为此前越国多年辛苦,正是为了今日,若此时退让,一切心血都将付诸东流。

夫差最终在姑苏城郊自尽,吴国就此覆灭。

勾践随即北上渡淮,会盟齐、晋等诸侯于徐州,周天子遣使赐胙,正式承认越国的霸主之位,越国达到了立国以来从未有过的高峰。

就在这个时候,范蠡向勾践提出辞行。

他的理由是:"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会稽,臣所以不死者,为此事也。今事已济,臣请从会稽之诛。"

勾践极力挽留,先许以分国,言称愿与范蠡共享越国,后又以诛其妻子相威胁。

范蠡去意已决,留下了一句话:"君行令,臣行意。"

随即带着家眷与轻宝珠玉,乘舟浮海,离开了越国,向北而去,再未踏回越地一步。

抵达齐国之后,范蠡改名鸱夷子皮,在海边垦田治产,与家人过起了耕作的日子。

他改头换面,抛下了所有越国上将军的身份与光环,以一个普通布衣的面目,重新开始了人生的另一段旅程。

到了齐国不久,他给仍留在越国的文种写了一封信。

信中写道:"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

意思再明白不过——当年一同打猎的鸟已经飞尽了,好弓便会被收起来束之高阁;狡猾的兔子已经被猎光了,猎狗也就没有留着的必要了。

越王这个人,可以共患难,却不可以同享乐,此刻还不走,迟早是死局。

文种看完这封信,称病不朝,却没有离开。

他也许以为,自己忠心耿耿,立了如此之大的功劳,勾践不会真的翻脸。

他也许以为,范蠡的担心过于谨慎,越王不至于在功成之后,便对多年同甘共苦的臣子下手。

然而他终究没有迈出那一步。

没过多久,有人向越王进谗,称文种意图作乱。

越王勾践派人将一把剑送到文种面前。

送剑的人转述勾践的话:"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

文种见到那把剑,方知已无退路,遂自杀于会稽,就此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他与范蠡从楚国一同出发,同在越国为官二十余年,陪越王走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最终,两个人的结局,相差了整整一条命的距离。

而那封从齐国寄来的信,字字都在史书上留了下来,后世读到,无不为之唏嘘。

范蠡不是没有情义,他在离开越国之后,仍然专程写信提醒文种,这已经是他能做的全部。

只是,有些选择,旁人再怎么劝,也只能由自己来做。

文种最终没有走,这是他的选择,也是他的结局。



【三】三次离开,三次重建

范蠡到了齐国,与家人在海边垦田治产,没有多少年,便积累起数十万的财富。

齐国上下听闻此人的贤能,齐王专程发出征召,拜他为国相,主持全国政务。

从一个在海边耕作的布衣,骤然被拜为一国之相,这样的转变放在任何人身上,都足以令人沉醉其中,再难迈步离开。

但范蠡做了三年之后,再度主动挂印离去。

他留下了一句话:"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

白话说来,便是:一个出身贫寒的人,能在家中积累千金,能在朝中位至卿相,已经是布衣所能到达的最高处了,长久地留在这个位置上,反而不是好事。

他把家财散给亲友乡党,只带着少量贵重物品,辗转来到陶邑(今山东定陶西北),自号朱公,重新白手起家,操持商业。

陶邑在当时是天下之中、四通八达的商业要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货物在此汇集流转,商机无处不在。

范蠡在陶邑候时转物,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判断货物的涨落,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机而动。

没有几年,又积赀累至千万,自此在陶邑定居,当地民众皆以陶朱公称之,尊为财神,成为中国历史上早期商业理论的开拓者之一。

史书记载,范蠡在陶邑"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三次积累起巨额财富,又两次将财富散尽分给他人,一身布衣,重新出发,每一次都能再度积累。

这是他人生中的三次离开,也是三次重建。

从越国的上将军,到齐地化名垦荒的鸱夷子皮,到齐国之相,到陶邑商贾朱公,他走过了四个截然不同的身份,每一次都是自己选择的,每一次都彻底放下了上一个身份带来的一切——名声、地位、财富——然后重新开始。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说他:"三徙成名,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

不是随意逃跑,而是每一次停下来的地方,都活出了名堂。

这句话,放在范蠡的一生里看,没有一字是虚的。

公元前448年,范蠡在陶邑辞世,终年约八十八岁,走完了漫长而传奇的一生。

他最终以"陶朱公"这个自号,留在了中国历史最深处的记忆里,被后世尊为商圣,被民间奉为文财神,香火绵延至今。

而与他并列在越国史书里的那个名字——文种——在他离开之后的数年之内,便已从历史的记录里消失了,连同他所有的谋略与忠心,一道湮灭在了那一把赐来的剑下。

两个从楚国出发的人,在越国走完了漫长的二十余年,最终,走向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地方。



【四】韩国之后,天下之谋

张良,字子房,其先祖世代为韩国重臣,祖父开地历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亲平历相釐王、悼惠王,五代相韩,在韩国朝堂上举足轻重,家世煊赫。

然而韩国亡于秦,这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

张良年少时,父亲早逝,韩国随即被秦所灭。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只为替韩国报仇,为先祖五代的心血讨一个说法。

公元前218年,张良得一力士相助,以百二十斤铁椎伏击秦始皇于博浪沙(今河南原阳东南),误中副车,刺杀未成。

秦始皇大怒,大索天下,张良被迫更名改姓,流亡至下邳(今江苏睢宁北)隐匿。

正是在下邳,张良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那个老人。

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曾在下邳圯桥(一座桥)上独自漫步,遇见一位身着粗布衣裳的老父,对方故意将鞋子踢落桥下,让张良下去捡回来,还要张良替他穿上。

张良起初愕然,几乎想要发作,但看老人年迈,强忍下来,下桥取履,并跪地替老人穿好。

老人走后,复又回转,见张良如此,大感满意,说出"孺子可教矣",约张良五日后天亮时再来相见。

此后老人数次以张良迟到为由改期,直到张良提前整夜候于桥头,老人才终于拿出一部书,说:"读此则为王者师矣。"

这部书,便是传说中的《太公兵法》。

从此张良潜心钻研兵法韬略,直到数年后遇见沛公刘邦,命运的轮盘才正式开始转动。

公元前208年,张良与刘邦在留地(今江苏沛县东南)相遇,两人一见如故,此后张良以谋略为刘邦出谋划策,关键时刻屡建奇功,逐渐成为刘邦帐下倚重最深的谋臣。

鸿门宴前夕,项伯连夜赶赴刘邦军营,张良得知消息后,立即将情况如实告诉刘邦,并出面疏通项伯,帮助刘邦渡过了危机最深的那一刻。

公元前206年,刘邦封汉王,被迫入驻巴蜀。

张良临行前献策,建议刘邦将入蜀的栈道悉数烧毁,以示再无东出之心,借此稳住项羽,为日后东征争取时间。

刘邦依计而行,项羽果然放松了对汉王方向的警惕,转而挥师北击齐国,汉军得以在关中悄然积蓄力量。

此后的楚汉五年,张良几乎每逢关键节点都在场——彭城之败、韩信封齐、固陵之困——每一次,他给出的判断都精准而有效,刘邦几乎言听计从。

公元前202年,刘邦在洛阳南宫设宴,大评群臣,谈及张良时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这一句评语,奠定了张良在汉初朝堂的地位。

也正是在那一年,刘邦开始大封功臣,论功行赏的名单一个个念下去,张良的名字排到了一个令所有人都震惊的位置——唯一一个被允许自行择地封侯的人,而且是三万户。

而当张良面对这份史无前例的封赏,给出了一个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答案,随后发生的事情,让整个朝堂都陷入了短暂的静默……



汉六年(公元前201年)正月,刘邦在洛阳大封功臣,朝堂上文武百官济济一堂。

韩信受封,萧何受封,那些在战场上厮杀多年、遍体鳞伤的将领们,一个个领了属于自己的封赏,食邑的数字一户一户地念出来,满室皆是觥筹交错般的喜悦与释然。

轮到张良,刘邦亲口说出了那句让所有人都停住呼吸的话:"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

这是汉朝开国以来,刘邦给出的唯一一份"自选封地"的殊荣,而三万户,是列侯中食邑最高的数字。

作为对比,被群臣公推为战功第一的曹参,以七十余处创伤换来的封户,也不过一万零六百三十户而已。

张良的封赏,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位浴血沙场的将领。

满堂之人的目光都落在张良身上,等着他开口接受。

然而,张良站在那里,神情平静,缓缓开口,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张良说:"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原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

他说,他只要留县——那个当年他与刘邦初次相遇的地方,那个普通的、在齐地肥沃封地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的小县。

整个大殿里,再度陷入了沉默。

所有人都以为张良是在谦让,等着刘邦再一次开口相劝,等着那场君臣之间礼尚往来的谦辞推让。

刘邦没有再劝,于是张良就封为留侯,食邑留县,自此进入了人生最后一段岁月。

封侯之后,张良称自己多病,入关后便杜门不出,深居简出,整整一年有余。

此后,他开始修习导引辟谷,断绝谷食,几乎不再现身于朝堂任何一场重要的议事之中。

他就这样,从汉初最重要的谋臣,从那个刘邦无论何时开口都会侧耳倾听的人,悄悄地、一步一步地,走出了权力的中心。

这一切,发生得静悄悄的,没有冲突,没有宣告,没有任何戏剧性的一幕。

张良只是越走越远,越来越沉默,最终,几乎从所有的朝堂记录里消失。

而就在他彻底淡出的那几年间,汉初朝堂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刘邦想废太子,另立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为储君,前后周折,争议汹汹,几乎牵动了整个朝局的神经。

当这场风波最终以一种令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方式落下帷幕,那个隐匿已久的张良,竟然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而这个角色,恰恰是在他已经"消失"很久之后,才被人们重新看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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