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创办大生，盛宣怀答应出资却言而无信，两人恩怨就此拉开序幕，但真正决裂还有更大的事

1899年5月23日，大生纱厂终于开车出纱，张謇在日记里写了一句如释重负的话："开车，召客观出纱，至此始可免于决不出纱之口。"

但这位四十二岁的状元实业家没有办庆功宴，而是立刻找来江宁画家单林，画了四幅《厂儆图》挂在公事厅。四幅画分别叫《鹤芝变相》《桂杏空心》《水草藏毒》《幼小垂涎》，画的不是风景，而是人——四个在大生纱厂筹建过程中坑过他的人。

其中那幅《桂杏空心》，张謇亲自题跋："遥曰本心空，花棻背。杏乎杏，桂乎桂，贻汝悔。"

"杏"指盛宣怀，杏荪是他的字；"桂"指江宁布政使桂嵩庆。张謇用这幅画，把两个答应出钱又反悔的官员钉在了墙上，但这只是他与盛宣怀三十年恩怨的序幕，真正的决裂还在后面，而两人最终的命运分野，也远不是"失信"二字所能概括。

要把这段恩怨说清楚，得回到1895年。

甲午战败，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手里积压了一批从德国瑞记洋行订购的纺纱机器，搁在上海仓库里已经生锈。他找来找去，看中了两个江苏人：苏州状元陆润庠和南通状元张謇，让他们在长江南北各办一个纱厂。

张謇想办纯粹的商办企业，计划筹款六十万两，结果只募到二十五万两，民间根本不信"工厂"这东西。张之洞顺水推舟，把那批锈机器折价五十万两，分给张謇二十五万两作为官股，另一半给了盛宣怀。

1897年，盛宣怀和张謇正式均分官机，各作价二十五万两，官股"按年取息，不问盈亏"，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绅领商办"的体制。

问题的关键是流动资金。机器有了，厂房建了，但买棉花、发工资、维持运转需要真金白银。盛宣怀当时答应代筹二十五万两营运资金，张謇信了。

但纱厂动工后，这笔钱成了一纸空文。1898年农历十一月十二到二十五，短短十四天内，张謇给两江总督刘坤一连发五封信，给张之洞、盛宣怀发了三件函电，请求帮助。

盛宣怀的回应是什么？

张謇后来回忆，盛"百方腾闪，迄不应"。

1899年1月10日，张謇终于忍不住，致函盛宣怀，措辞激烈："公方以信义号召天下，岂可失言于匹夫？"

遗憾的是，这封信没有挽回任何东西，张謇后来形容那几年"千磨百折、忍辱蒙讥"，

最惨的时候，他在上海街头卖字筹路费。

但这里需要替盛宣怀说一句公道话。华东师范大学易惠莉教授的研究指出，盛宣怀当时并不是故意卡张謇，而是他自己也焦头烂额。1896年盛宣怀正在与张之洞交涉接办汉阳铁厂，那是更大的烂摊子，他不得不表现出配合张之洞在上海办纱厂的姿态，但上海商人根本不买账，"息借商款"没人认。

盛宣怀对张謇的承诺，更像是一种官场应酬，而非商业契约。问题是张謇当真了，而盛宣怀从来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这就是两人根本的分歧：张謇办实业是赌命，盛宣怀办实业是布局。

大生纱厂最终靠沈敬夫等通海本地绅商硬撑下来，1899年开车投产。此后十年，大生纱厂赶上了好时候，从1901年到1910年持续盈利，张謇的股本从不到二十万两扩张到一百多万两。

如果故事到此为止，张謇和盛宣怀顶多算"有过节的熟人"，不会成为死敌，两人真正的决裂来自铁路。

1905年，盛宣怀因粤汉铁路废约事政治上受挫，张謇和常州士绅恽祖祁顺势发起了拒款运动，矛头直指盛宣怀。

张謇在日记里记载："先是攻盛者常州人，至是亦以常州人而败。"

这里的"攻盛"，就是攻击盛宣怀。1907年，清廷与英国正式订立《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由盛宣怀负责的邮传部出面借英款、聘英人为总工程师，江浙两省绅民掀起保路风潮，张謇任江苏铁路公司协理，是保路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

1911年5月，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政策，盛宣怀作为邮传部大臣，是这一政策的总推手。张謇的态度很微妙——他并非反对铁路国有本身，他反对的是盛宣怀的做事方式。张謇提出折中方案：国有可以，但必须足额补偿民间股民。盛宣怀断然拒绝，坚持折价兑付。

这个分歧的直接后果是保路运动席卷四川，清廷调兵入川，武昌防务空虚，辛亥革命顺势爆发。清廷把所有罪责推给盛宣怀，1911年10月27日一纸"革职严惩"上谕，盛宣怀仓皇逃亡日本。

张謇对盛宣怀的愤怒在1912年2月7日的一封信里达到了顶点。他致函孙中山、黄兴，反对汉冶萍与日本合办，顺带把盛宣怀批得体无完肤："盛宣怀为人，小有才能，不顾大局，无丝毫国家观念，即如铁路国有政策，本不为非，而彼乃以卑劣市侩之手段行之，致激起全国反对，满清由此覆亡，吾侪正宜奉为殷鉴。"

这句话后来成了张謇对盛宣怀的"盖棺定论"，但讽刺的是，盛宣怀在日本期间，通过谈判保住了自己在汉冶萍的股份，1912年底回国，民国政府把大部分不动产还给了他。

而张謇在1912年出任民国农商总长，两人同在上海、北京活动，却终生不再通信，不再见面。

现在来回答那个一度被热议的问题：张謇最后的实业经营失败，是否遭到了盛宣怀的算计？

答案是：没有。

盛宣怀1916年就死了，张謇的大生纱厂1922年才首次出现亏损，1925年被上海银团接管。

从时间线上看，盛宣怀根本不可能参与"搞垮"大生，那些网络上流传的"盛宣怀设局骗走大生纱厂"的故事，属于后人编造的演义，没有任何史料支撑。

这类文章把盛宣怀描述成搞垮胡雪岩、骗惨张謇的"晚清第一阴谋家"，但查遍张謇日记、书信、年谱，以及大生纱厂的原始档案，找不到任何盛宣怀在1900年后染指大生股权或经营的记录。

张謇的失败，根源在他自己。

大生纱厂从创办之初就埋下了两个致命隐患。第一是"官利"制度。股东一入股，不论企业盈亏，每年固定拿八厘利息。大生纱厂筹办期的四十四个月里，根本没有利润，但官利照发，"以股本给官利"，仅这一项就用去五万余两中的三分之一。

开工后，大生历年所分掉的官利和余利占利润总额的65%，有些年份分红率高达100%，企业根本没有积累。

第二是摊子铺得太大。张謇以大生纱厂为母机，先后创办了油厂、面厂、铁厂、轮船公司、垦牧公司、盐业公司，还办了三百七十多所学校、医院、养老院、博物馆。

南通几乎所有社会公益事业的经费都靠大生纱厂输血。到1922年，关联企业拖欠大生钱款达473万两，大生对外借款高达332万余两，现金流几近枯竭。

1924年，南通九家钱庄组成"地方金融维持会"接管大生，目的只是清收本息；1925年，中国、交通、金城、上海四家银行联合永丰、永聚两家钱庄组成银团，全面清算并接办大生各厂。

张謇晚年目睹这一切，在1925年《为实业致钱新之函》中感叹："不幸而生今之时代。"

这不是盛宣怀的算计，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经营逻辑上的必然结局。

那么当时的大佬和舆论，到底是怎么评价这两个人的呢？

先说张謇。1926年张謇去世，胡适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言里写下了那段著名的评语："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

毛泽东的评价更简洁："轻工业不能忘记海门张謇。"

张謇的至交、后来为他写传记的刘垣，评价则更为冷峻：张謇"有眼光、有魄力，但不是一个政治家"，"长处在于度量宽宏、性情豪爽，胸无城府"，但大生企业的致命问题在于"历年盈余分配过巨、积累薄弱"。

盛宣怀得到的评价则是撕裂的。

李鸿章说他"心地忠实，才识宏通，于中外交涉机宜能见其大"。

孙中山说他"热心公益，而经济界又极有信用"。

但《清史稿》称他为"误国首恶"，盛宣怀自己愤愤不平地反驳："宣怀半生心血不过要想就商务开拓渐及自强，做一个顶天立地之人，使各国知中原尚有人物而已。"

舆论对他的攻击更加猛烈。1912年2月，《申报》刊登署名"我"的文章，痛骂盛宣怀："盛宣怀一生考语曰：滥借外债、丧失国权，此虽三尺童子无不知者。今汉冶萍借款又成立矣……狡哉盛贼，饵我政府；愚哉当轴，累我国民。"

同一作者几天后再次发文："盛宣怀尔误矣，尔岂忘尔主张铁道国有格杀勿论时乎？……国人方将食尔肉，寝尔皮，驱尔奸奴于中华民国之外。"

这种舆论暴力，最终把盛宣怀定格在了"卖国贼"的形象上。

但如果我们跳出个人恩怨，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张謇和盛宣怀其实是同一条船上的两个人，只是坐在不同的位置。盛宣怀代表的是"官督商办"路线——政府出政策、出资源，商人出能力、出关系，利润按权力分配。这条路线的开创者是李鸿章，盛宣怀把它做到了极致。他创办了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汉阳铁厂、中国通商银行，创造了十一项"中国第一"。

但他始终没搞清楚一个问题：这些企业到底是国家的，还是他盛家的？1908年汉冶萍公司改制时，盛宣怀个人持股比例达28.5%，这种公私边界模糊的治理结构，为后来的官僚资本开了先河。

张謇走的是另一条路。他从一开始就要"听商自便，官为保护"，大生纱厂名为官商合办，但"一切厂务官中并未参与"。

这是中国民族资本第一次试图摆脱官僚控制、建立独立商业主体的尝试。张謇的成功证明了一件事：在没有强大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民间资本也能办成近代工业。但他的失败也证明了一件事：在军阀混战、外资挤压、金融幼稚的环境里，纯粹的商业逻辑撑不起一个理想主义者想要的社会改造。

1926年8月24日，张謇在南通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他的独子张孝若后来回忆说，父亲弥留之际，大生集团的困境始终压在他心头，"是含恨而终的"。

而盛宣怀早在1916年4月就病逝于上海，留下1349万余两白银的遗产，遗嘱要求"僧衣薄殓"，但家人办了一场耗资三十万两、持续四个月的世纪葬礼。

他的四儿子盛恩颐后来败光家产，1958年饿死在自家门口。

张謇和盛宣怀的恩怨，本质上是两种现代化路径的冲突。

盛宣怀相信权力是解决问题的终极手段，所以他一辈子钻营官场，从李鸿章到王文韶到荣禄，步步为营，最终当上了邮传部尚书。

张謇相信制度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所以他从立宪到共和，从商会到咨议局，试图用规则而不是人情来约束权力。

但讽刺的是，盛宣怀死在权力巅峰之后，张謇死在理想破灭之后。盛宣怀留下的最大遗产是官僚资本的运作模式，张謇留下的最大遗产是"实业救国"的精神图腾。

今天我们再看这两个人，不应该简单地分好坏。盛宣怀不是"骗惨张謇"的小人，张謇也不是"完美无瑕"的圣人。盛宣怀的铁路国有政策，在技术层面并非没有道理——以国家信用统一借款修路，避免各省各自为政，这在当时是有经济合理性的。

但他忽视了四川等地1360万两民间股本背后的复杂利益网络，最终成了革命的催化剂。

张謇的"父教育、母实业"理念，在价值层面无可指摘，但他把企业当成社会事业来办，用商业利润填补公共财政的窟窿，这违背了最基本的资本规律。

胡适说张謇是"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个评价流传了九十年，但近年也有学者提出质疑。南通市社科联蒋建民就写文章说，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为张謇正名：他就是一个"很伟大的英雄"，而不是什么"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

章开沅教授说得更好：张謇"注定要成为这样一个确实具有崇高理想、善良美德并且泽惠人民的少数典型，被世人传诵千古，难以磨灭"。

但在老黑看来，"失败"二字恰恰不能去掉。因为张謇的失败不是他个人的失败，而是那个时代所有试图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理想主义者的共同失败。盛宣怀的"成功"也不是他个人的成功，而是那个时代所有依附权力、化公为私的官僚商人的共同成功。

两人的恩怨，最终都淹没在了1920年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大萧条里。盛宣怀死后，中国工业增长率反而在1912到1920年间达到了年均13.4%的"黄金时代"；张謇死后，他创办的大生纱厂在银团管理下苟延残喘，直到1952年公私合营。

历史给两人的最终判决，不是道德审判，而是路径审判：盛宣怀的路，让少数人富了；张謇的路，让一座城活了。但两人的路，都没能让一个国家强起来，这才是最深刻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