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孙女隐于江西生活五十年,孙子在安徽修理拖拉机,认亲之时方才明白:爷爷当年留了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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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百度百科《戴笠》《戴藏宜》《戴以宏》《戴眉曼》;《抗日战争纪念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戴笠》;陕工网《戴笠后代说不尽的故事》;凤凰网《军统巨头戴笠后代今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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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17日,南京西郊,岱山山腰。

那天下午的天空是压着的,雨一阵连一阵,乌云遮得严严实实,几乎看不见山头。

附近村子里的农民刚刚收了地里的农具,躲进屋檐下,耳边忽然传来一声震天的轰鸣,比雷声还重,比炸弹还急。

抬起头,一团火球从天而降,先是擦过一棵大树,带着一片火星,又撞上了山腰,接着就是一声巨响,整个山腰被大火包裹,浓烟顺着雨水向上翻腾。

那是中国空军222号专机,从北平起飞,原本计划降落上海,因为上海天气恶劣无法落地,改飞南京,又因南京雨势不停,再度转向,最终一头扎进了岱山的山体。机上共十三人,无一生还。

三天后,搜救队在困雨沟的沟底找到了一具焦尸,靠着左侧臼齿上下的六颗金牙,辨认出了它的主人——戴笠,字雨农,时年四十九岁,浙江江山县保安乡人,军统实际掌门,蒋介石最信任的情报首脑。

民间后来流传出一句话:"戴机撞戴山,雨农死雨中。"

坠机之处的岱山,当地人又叫它戴山,山下有座戴家庙,飞机残骸散落的那条水沟,名字叫困雨沟,而戴笠的字,偏偏是"雨农"。

这种巧合,叫人说不清是天意,还是命数。

蒋介石在得到消息后,久久沉默,后来留下了那句被后世反复引用的话——若雨农不死,不至于失大陆。

而这个死于雨中的人,死后留给这个世界的,不是情报网,不是权势,而是一地星散的骨肉:一个孙女改名换姓,辗转藏进江西乡野,五十年不见踪影;一个孙子连爷爷长什么模样都不知道,在安徽枞阳的农场拖拉机上,修了将近半辈子的零件,直到一张普通的户籍表,把他拖入了一场险些要命的风浪。

1991年5月,一批离散了四十年的骨肉终于聚在了台湾地区,五个人坐在同一张桌子边,各自讲出这些年的遭遇,讲到哽咽,讲到无言。

就在那个时候,所有人才渐渐明白:爷爷当年,留了一手……



[一]【一顶斗笠,遮住了什么】

戴笠出生于1897年5月28日,浙江省衢州府江山县保安乡,原名戴春风。

父亲戴士富曾在衢州府衙当过巡警,在他四岁那年就去世了,母亲蓝月喜一个人把他拉扯大。

蓝月喜出身江山县贵族蓝氏家族,尽管家道中落,但骨子里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劲,这股劲,或许也流进了儿子的血里。

戴笠少年时代的日子过得不算好,也不算差,但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

他在浙江第一师范读书时因为行为放纵被开除,此后辗转宁波、衢县、金华、杭州,做过学兵,混过上海,在那个年头,上海滩是无数野心家的渡口,戴笠也在那里结识了蒋介石、戴季陶、杜月笙这些人,人生的轨迹因此拐了一个弯。

1926年,已经三十岁的戴笠,重新参加了黄埔军校第六期的考试,这次改了名字,从"戴春风"改成了"戴笠"。

名字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算命先生说他五行缺水,名字里带水字方得大利,斗笠是雨具,自然与水沾边;另一说是为了纪念一起备考的好友徐亮、王孔安,典出《车笠交》里那句"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意思是无论贵贱,友谊不改。

一顶斗笠,不管是遮风挡雨,还是纪念贫贱之交,放在一个日后权倾一方的特工头子身上,都带着几分意味深长。

戴笠入学黄埔不久,北伐战争爆发,他被派去南京收集情报,从此走上了另一条路。

凭借对蒋介石的绝对忠诚和难以复制的情报才能,他在1932年参与创建复兴社特务处,1938年军统局正式成立,他担任副局长,却是实际上的灵魂人物。

历任的正职局长,不管是陈立夫、贺耀祖还是钱大钧,都只是挂了个名,真正说了算的,始终是戴笠。

属下背地里不叫他"局长",叫他"老板"。

美国《柯莱尔斯》杂志把他称为"亚洲最神秘的人物",美国战略情报局估计,属戴笠指挥的各类人员总计约三十二万之众,平均每天有四万人在二十四小时内为他工作。

就连日本人悬赏刺杀他的金额,都在当时刺杀伟人的悬赏之上。

1941年,戴笠领导的军统提前破译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计划,并通知了美国方面,只是美方没有予以重视,事后震惊,美国总统罗斯福专门向蒋介石提出,要亲自会见戴笠。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那段岁月里,戴笠的情报网络,确实发挥过真实的作用。

可是随着抗战结束,随着局势的变化,戴笠和蒋介石之间,逐渐出现了裂痕。

军统的实力太大,大到让蒋介石也感到忌惮。

1946年初,蒋介石组建了一个八人小组来推进军统局的改组,戴笠在这个小组里并没有多少主导权,军统面临被拆散的命运。

那段时间,戴笠的心情外人不得而知,但据军统高层沈醉事后在《我所知道的戴笠》里的记录,坠机现场找到的遗体姿势颇为异常——右手高高举起,拳头紧握,不像正常飞机失事时人会本能地护头的动作。沈醉说这太反常了。

戴笠之死,至今众说纷纭,有飞行意外说,有政敌暗杀说,有自杀说。

1948年,毛人凤在北平秘密逮捕了军统北平站前负责人马汉三及其心腹刘玉珠,经审讯承认了在飞机上安装定时炸弹的行为,同年9月两人被秘密处决,对外公布的罪名是"贪污"。

但这些都已成了无法彻底厘清的历史悬案。

戴笠死了,一生布局,却走得无声无息,像一颗棋子掉进了雨水里,连响声都没有。

他留下的那个家,也开始四分五裂。

[二]【从保安乡到上海滩:戴藏宜的末路】

戴笠这一辈子,女人不少,但儿子只有一个——戴藏宜,谱名戴善武,是与原配夫人毛秀丛所生,1915年9月5日出生于浙江省江山县保安乡。

戴藏宜生得和戴笠神像,连书法字迹都极为相近,深得戴笠溺爱。

但这个孩子打小就是个让大人头疼的角色,在上海大同大学念书,书没读完就退了学,在家混了一阵,戴笠托人给他谋了个私立树德小学校务主任的差事,也没干出什么名堂。

1940年,戴藏宜在父亲的安排下加入军统,从此仗着"少爷特务"的身份一路绿灯,三四年间就升到了军统局少将专员的位置。

1941年5月20日,奉戴笠电令,戴藏宜指使特务队长徐增亮和特务蔡刚,在江山双溪口乡山沿,杀害了广渡乡乡长、地下党员华春荣,犯下了严重罪行。

1946年3月,戴笠坠机身亡,戴藏宜的好日子随之到了头。

蒋介石顾念旧情,把他调任京沪杭铁路警备处处长,可没有了戴笠这棵大树,戴藏宜在军统内部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毛人凤接手军统之后,对这位"少主"并不感冒,戴藏宜自己也明白,于是主动从军统离了职。

1949年5月,江山临近解放,戴藏宜携妻儿仓皇南逃,打算经福建出海去台湾。

一家人逃到相邻的福建省浦城县水北乡,被国民党水北乡公所的武装残匪劫获,金条美元悉数被搜走。

解放军浦城县军管会得到消息后,派兵击溃劫匪,顺手把戴藏宜一行押往浦城县城。

当夜,戴藏宜趁看守不备,跳窗逃脱,一个人跑回了江山保安镇,把妻子孩子扔在了浦城。

回到家乡后,戴藏宜还试图召集人马,靠着昔日父亲留下的那点网络,拉起了将近千人的武装。

可这终究是螳臂当车,1949年9月9日,他在大溪滩乡刘家山被江山县公安局依法逮捕,计划从平滩站乘火车外逃上海的图谋落空。

1951年1月30日,江山县人民法庭在戴笠老家保安乡召开万人公审大会,戴藏宜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当场执行。

戴笠的独子,就这样在父亲用一生建立起来的那片土地上,画上了自己的句号。

戴藏宜一死,家产全部充公,戴公馆也被没收。

妻子郑锡英带着三个儿子戴以宽、戴以宏、戴以昶,先回衢州娘家暂住,随后举家迁往上海。

年仅六岁的女儿戴眉曼,被托付给了戴笠家的老厨娘汤好珠收养,改名廖秋美。

从这一刻起,这家人就此四散。



[三]【汤好珠家的"廖秋美":孙女的另一条命】

戴眉曼被汤好珠带走的时候,才六岁。

汤好珠不过是戴家的一个厨娘,家境清贫,在浙江江山县廿八都镇一带靠做饭为生。

郑锡英把这个小丫头塞到汤好珠手里,拜托了几句,转身就走,那一走,就是将近四十年。

为了躲开戴笠孙女这个身份可能带来的麻烦,汤好珠给她改了个名字——廖秋美。

从此,世上再无戴眉曼,只有廿八都镇一个穷人家的廖秋美。

廖秋美的日子过得很苦。汤好珠家里另有一个亲生儿子廖长城,生活本就拮据,多了一张嘴,就更紧了。

戴眉曼七岁就开始学着烧饭、洗衣服、割猪草,十二岁穿上草鞋跟着男孩子上山砍柴,一捆一捆往家背,从不叫苦。

到了十五岁,戴眉曼已经是个壮实能干的姑娘,在生产队干活,一年挣了两千多个工分,在当时农村的女劳力里,这个数字算得上佼佼者。

汤好珠看着这个孩子,心里是真的疼,尽管条件有限,还是坚持送她上了小学。

后来实在供不起了,戴眉曼主动辍了学,回家干农活,替汤好珠分担。

戴眉曼长相随了戴家的基因,出落得亭亭玉立,村里谈起她来,都说是数一数二的好看。

可一说到她爷爷是戴笠,那些原本动了心的小伙子,就打了退堂鼓——"特务头子的孙女",在那个年代,这几个字就像一块大石头压着,谁也不愿意接手。

眼看戴眉曼年岁渐长,婚事一直没有着落,邻居大妈看不过眼,有一天给她介绍了一个人——江西省上饶市汽车保养厂的修理工谢培流。

谢培流老家在廿八都镇,初中毕业就去学修汽车,技术扎实,人长得清秀,待人也厚道。

两人一相亲,一见如故,谢培流还专门带她上山采了野山楂。

旁边有人劝谢培流,说这姑娘出身不好,娶了将来要背"黑锅"的。

谢培流没有动摇,回了一句话,后来传了很久:"戴笠是戴笠,他当特务,眉曼又不是特务,我为啥不娶她?凭啥要背'黑锅'呢?"

乡干部姜浩声、毛进洪也出来表了态,说党和政府不会搞株连政策,只要两人有情有意,就放心结婚。

在那个年代,能有人站出来说这句话,是要一点担当的,戴眉曼和谢培流后来始终对这两位干部感念在心。

1960年10月,戴眉曼和谢培流正式成婚。没有什么排场,一顿简单的饭,几句话,两个人就算把日子绑在了一起。

婚后几年,日子过得清贫,但还算平静。

特殊时期来了,身份问题又成了麻烦,夫妻两人商量着把户口从浙江省江山县廿八都公社迁往江西上饶,换个地方,重新开始。

在江西,戴眉曼进过一家小工厂做工,后来工厂倒闭,就在家相夫教子。

她和谢培流生了两子一女——大儿子谢明后来当上了火车司机,二儿子谢平做起了个体运输,女儿谢佳丽进了当地一家纺织厂做统计员。

一家人平平淡淡,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那个叫廖秋美的女人,在江西上饶的普通巷子里,一住就是五十年,没有人知道她是谁,她也不打算让人知道。

[四]【从孤儿院到普农山:孙子的无名岁月】

1954年1月7日,上海。

那天夜里,一列火车悄悄从上海站开出,车厢里坐着郑锡英,改了名字叫沈凤英,身边跟着两个儿子戴以宽和戴以昶,以及一个装扮成普通旅客的国民党特务黄铎。

出口证是上海公安局内部潜伏的特务陆秉章伪造的,一行人一路辗转广州,借道香港,最终落脚台湾地区。

而那个叫戴以宏的孩子,被留在了上海。

原因很简单——出口证上的名额不够,戴以宏的户口在混乱中被黄铎冒名顶替迁出,无法出境。

这个1948年出生、还不满六岁的孩子,就这样被留了下来。

郑锡英走的时候,把他托付给了在上海公安局内部潜伏的特务陆秉章照料。

陆秉章带了这孩子三年,1957年前后,陆秉章因特务身份败露被上海市公安机关逮捕入狱,戴以宏再度失去了依靠。

陆秉章的妻子把他送进了上海一家孤儿院,从此,这个孩子就真正意义上成了孤儿。

那家孤儿院是宋庆龄当年资助开办的,生活条件比陆秉章家里还好,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国际福利组织送来的物资,住得干净,穿得暖和。

戴以宏九岁进院,在那里读完了小学,压根儿没吃过苦。

十六岁出了孤儿院,劳动人事部门把他分配到安徽省合肥市棉纺厂工作。

就这样,一个特工头子的孙子,穿着工装,混进了千千万万普通工人的队伍里,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自己也不知道。

没过多久,全国各地提倡青年人"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戴以宏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头一个报了名,支援农业第一线。

于是他从合肥棉纺厂调到了安徽枞阳县农场普农山分场,当上了一名拖拉机手,后来又转做修理工。

普农山分场,在安徽枞阳县的一块普通农地里。

戴以宏在那里扎了根,拖拉机坏了他修,零件旧了他换,机器的油污沾满了手背,一干就是将近二十年,慢慢做到了七级修理工。

1976年,他在分场和一个下放的上海女知青结了婚,1984年女知青返城,两人离了婚,后来又与场里的一位女工重新组了家,育有一女。

日子就这样过着,平静,没有波澜,一眼看到头。

但特殊时期中期,一场"三查"活动打破了这种平静。

所谓"三查",是当时全国性的政治清查。各单位彻底清查人员背景,填户籍表,核家庭成员,凡是来历不清楚的,一律要说清楚。

戴以宏坐下来填表,填到"祖父"一栏——戴笠。填到"父亲"一栏——戴藏宜,被枪决的军统少将。

这张表被交上去的那一刻,普农山分场里的气氛变了。

"特务后代",这几个字,像一块铁板,啪一声盖了下来。

有人立刻想把这件事拿出来做文章,戴以宏随即被带走审查,旁边的人开始议论,说他是潜伏的特务,说他一定是来卧底的。

审讯的房间里,戴以宏没有哭,没有跪,站在那里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被记录在很多资料里,原话是这样的:"我9岁就进孤儿院,是政府把我抚养成人的。我连戴笠面长面短都不知道!"

就是这一句话,让在场的人都停下来了。

他说的是实话。他进孤儿院的时候才九岁,戴笠死的时候他还没出生,他的父亲被枪决的时候他才三岁,他在上海公安局下属特务的照料下活了三年,然后进了孤儿院,然后去合肥棉纺厂,然后来到枞阳农场,一路走来,从没有任何人跟他说过"爷爷是谁"这件事。

他平时工作积极,从无异常,身份曝光之前,整个分场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

凭借着这句话和平日的表现,戴以宏顺利过了关。

案子就这么了结了。

此后,戴以宏回到普农山分场,继续修他的拖拉机,一修又是很多年。七级修理工,这是他这一辈子在技术上的最高荣誉。

岁月就这样一年一年地过,戴以宏的生活里,没有戴笠,没有军统,没有那些叱咤风云的传奇。

有的只是拖拉机的轰鸣,零件的油腥气,以及普农山分场每天升起又落下的太阳。

到了1988年前后,两岸通信逐渐恢复,郑锡英在台湾地区找到了戴眉曼和戴以宏的联系方式,断了将近四十年的音信,重新有了一条细线。

郑锡英老了,患了风湿性心脏病,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时常念叨着:"如果有机会,我真想回去看一看。"

戴眉曼在上饶的小院里收到这封信,手里的信纸抖着,她站在窗边,好半天没动。

戴以宏拿到消息的时候,也沉默了很久。

两个人各自在大陆这头,知道台湾那头有一个已经老得认不出人的母亲,知道还有两个兄弟在那边,还知道,他们有一个爷爷叫戴笠——那个改变了这个家族所有人命运的男人。

1991年5月,戴眉曼和戴以宏先后踏上了去台湾地区的路。

五月六日,戴眉曼先到;五月二十四日,戴以宏抵台。母子五人,相隔四十年,终于坐在了同一张桌子边。

就是在那一次,所有人才慢慢说起这些年各自的遭遇——戴以宏在安徽修拖拉机,戴眉曼在江西做家务,戴以宽留学美国,戴以昶在台湾地区供职,郑锡英在台北的家里等了四十年。

说着说着,有人提起了当年接人去台湾那件事,提起了那张出口证,提起了那个被留下的过程。

戴以宏听着,沉默着,手里端着杯子,许久没有放下。

而正是在这场四十年后的重逢里,压在所有人心里最深处的一个谜,才浮出了水面——

那个一生精于算计、把棋子摆遍天下的戴笠,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头,究竟有没有为子孙后代想过什么?

那些散落在大陆两处的孙子孙女,就真的只是阴差阳错、时局弄人?

还是说,在这团看似毫无头绪的乱麻背后,还藏着一条没人察觉的线——那条线,从戴笠死去的那天起,就已经悄悄绕在了孙子孙女身上,四十年后,才被人看见它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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