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重庆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迎着朝阳奔赴战场——抗日战争中的重庆保卫战》、《鄂西会战综述》、《鄂西会战中的陈诚与胡琏》、《进攻重庆——侵华日军未能实现的梦想》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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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8月19日，正午刚过。
重庆张家花园、两路口一带，平日摆摊的商贩还没完全收摊，街边茶馆里有人拿着蒲扇慢悠悠地扇风。
几个孩子在后巷追着跑，笑声传得很远。
没有任何征兆，刺耳的防空警报突然撕裂了这座城市的空气。
红色警报灯笼从各处制高点迅速升起，市民开始四处奔跑，脚步踩在石板路上发出密集的噼啪声。
他们知道该往哪里跑——防空洞的入口已经熟记于心，那是这几年来用无数次警报练出来的条件反射。
当天，日军第一批轰炸机群从汉口方向贴着长江飞来，俯冲轰炸两路口、南纪门、十八梯、磁器街一带。
爆炸弹和燃烧弹接连落下，整片街区在烈火中坍塌。
第二天，8月20日，新一批日机再次飞临，继续轰炸已成废墟的地方。
这两天的轰炸，后来被记录为日军对重庆最猛烈的"八一九""八二○"大轰炸——仅这两天，参与的日机就超过280架次，重庆商业区几乎完全焚毁。
火灾的浓烟几天内都没有散尽。
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一片断壁残垣旁边，有一家被波及的商铺老板，走出来站在废墟前看了一会儿，转身在门框上贴出一张手写的字条——"本店明日照常营业"。
这不是什么孤例。
整个重庆大轰炸期间，被炸了之后重建、重建之后再被炸、再炸再建——这件事，这座城市的人反复做了将近七年。
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4年12月19日，整整6年零10个月，日军对重庆及周边地区发动的轰炸从未真正中断过。
据重庆市抗战调研课题组在2011年发布的调研报告，这场轰炸共造成32829人直接伤亡、6651人间接伤亡，财产损失约合100亿元法币，全市32个区县均遭到日机直接轰炸。
炸弹能从天上落下来，这座城市却从来没有倒下去。
这将近整整七年里，日本的地面部队，始终没能踏进重庆半步。
而那份被日军统帅部压了整整一年的绝密作战计划——"五号作战"的原件，在中止执行之后也被束之高阁......
【一】从"三月亡华"到打烂算盘，日军的速决梦碎在哪一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枪声响起。
日本军部内部当时流传着一个相当自信的判断：凭借压倒性的军事优势，用三个月时间打垮中国军队主力、拿下中国的政治中枢，就能逼迫国民政府签城下之盟，把"中国事变"快速收场。
这个算盘，在开战初期打得相当顺手。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结束，日军随即挥师南京。
12月13日，南京城破。
日本以为这下终于攻到了要害——国民政府的首都都拿下了，战争应该结束了。
可国民政府早在1937年11月17日就先行撤往汉口，11月20日又正式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
南京的政治象征意义，并没有换来任何投降的迹象。
日军不服，掉头去打武汉。
武汉会战从1938年6月11日打到10月25日，历时四个半月，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会战。
日军投入约35万兵力，中国参战部队约100万人，战场从长江沿线扩及大别山麓、赣北南浔铁路，纵横数千里。
这场仗打完，两边都元气大伤。
日军是"慘胜"——武汉拿下了，但伤亡惨重，国力的消耗已经到了极限。
据当时日军内部文件所载，"陆军为汉口作战倾注了全力，没有应变之余力"。
武汉打完，蒋介石带着国民政府再次西撤，这回直接落脚重庆。
到这一步，日本人才猛然意识到：他们的"速战速决"彻底破产了。
仗已经打了一年零三个月，精锐损耗极大，战线越拉越长，但中国的抵抗意志不但没有垮掉，反而越打越有章法。
大量工矿企业、学校、政府机构随着国民政府一路向西内迁，把整个四川盆地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战时大后方基地。
日本参谋本部随后调整对华方针，从"速战速决"改为"持久战"，停止对正面战场的大规模战略进攻，转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
但收效甚微——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没有任何妥协的动静，重庆的工厂在开工，前线的补给在运转，抗战在继续。
不能用地面部队打进去，那就从空中打。
这是日军在武汉会战结束后做出的一个核心转变。
1938年12月25日，日陆军第1飞行团团长寺仓正三在汉口向第60战队下达命令，明确指出此次对重庆的空袭目的：震撼敌政权，挫败敌续战意志。
次日，日军第60战队的22架中岛97式轰炸机开始对重庆实施轰炸。
这就是"重庆大轰炸"的正式开端。
从这一刻起，日军选择了一条绕开地形险阻、直接从空中施压的路线——但这条路，最终同样走不通。
【二】从天上扔炸弹，到地上走不进去，卡在哪里
要搞清楚日军为什么始终无法调遣地面部队攻入重庆，先得把重庆的地理位置说清楚。
重庆地处中国西南，坐落于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的山地之上，城区三面环山、两江环抱，东面是险峻的长江三峡，北有秦岭，西有横断山脉，南边紧靠云贵高原——用一句话形容：四面都是天然屏障，进得来的路少之又少。
更重要的是，从湖北方向进入四川，沿长江走水路是唯一一条相对可行的通道，而这条通道的咽喉，是三峡。
三峡地区的地形对于大规模机械化部队来说，几乎是绝路。
两岸绝壁夹江而立，江面最窄处不过百余米，江流湍急，日军舰艇逆流而上本就困难重重，两岸的制高点又全在中国守军手里，任何试图强行通过的舰队，都将在狭窄的峡谷里成为固定靶。
而走陆路绕行，1940年代的湖北到四川之间，几乎没有一条可以走车的公路，山路崎岖险峻，重型装备根本无法推进，后勤补给更无从谈起。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宜昌后，前沿部队已经逼近三峡入口。
这一消息在重庆引发了极大震动，但日军主力随即停下来，没有继续溯江西进。
原因很清楚：不是不想打，是打不了。
地形的制约，在这里已经成了一道硬墙。
日军转而选择轰炸。
轰炸机能飞过去，飞机不受地形限制。
于是从1938年底到1941年，日军对重庆发动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战略轰炸。
1938年到1941年间，就有3585架次日机分84次对重庆城区进行空袭，投下各种炸弹9877枚。
这三年，是整个重庆大轰炸中损失最惨重的阶段——1939年的"五三""五四"大轰炸，1940年的"八一九""八二○"大轰炸，1941年6月5日的"较场口大隧道惨案"，都发生在这个阶段。
1939年的"五三""五四"大轰炸，是大轰炸中规模最大的早期轰炸之一。
5月3日、4日两天，日机共出动72架，对重庆人口密集的市中区进行轮番轰炸，城市被炸成一片火海，数日不熄。
5月4日，日机广泛使用燃烧弹，市区2000余幢房屋被毁，市民死亡2648人。
1941年6月5日，"较场口大隧道惨案"让这一年成为重庆人最难忘的年份。
那天傍晚，24架日机分三批突袭重庆市区，空袭警报时间长达5小时9分。
市民仓皇涌入较场口公共防空隧道，这条隧道设计容量约为5000至7000人，但当晚涌入超过1万人。
日机持续轰炸4个多小时，隧道内温度在6月重庆的高温下急剧攀升，加之通风不足，洞内缺氧窒息，骚动在人群中蔓延，最终造成1000余名市民在隧道内窒息死亡。
面对这种轰炸，重庆选择了咬牙撑住。
城市在炸弹里一遍遍破碎，又一遍遍重建。
那句在重庆随处可见的标语——"愈炸愈勇"——不是口号，而是当时真实发生的状态。
抗战期间，重庆的兵工厂始终在运转，前线的弹药和兵源补给没有停止。
重庆及沦陷区来渝灾民达172786人，这座城市在承受轰炸的同时，还在接纳从各地涌来的流离失所者。
至于地面部队，日军始终迈不过三峡这道坎。
【三】"五号作战"，一份精心策划却从未落地的进攻计划
轰炸没能压垮重庆，日军高层并不甘心，开始认真论证一个更激进的方案：调集大规模地面部队，沿两条路线夹击四川，彻底占领重庆。
这个方案，后来被正式命名为"五号作战"，又名"重庆作战""四川作战"。
1942年春，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向裕仁天皇上报了整体方案。
大意是：集中兵力从两个方向同时推进，北路以8个师团的兵力从西安方向翻越秦岭南下、进入成都平原；南路以3个师团从宜昌沿长江三峡西进，直取重庆。
两路合围，一举歼灭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彻底结束对华战争。
为了论证这份计划，日军参谋本部专门编写了两份详尽的兵要地志——《四川省兵要地志概说》和《陕西省兵要地志略说》，对入川必经的道路、地形、机场分布、水系状况逐一标注，甚至详细列出了重庆周边广阳坝、珊瑚坝、鸡公岩等各机场的方位和跑道情况。
参谋人员进行了兵棋推演，工兵部队做了舟桥架设演习，步兵专门针对秦岭、大巴山的山地地形进行了攀爬训练，部分师团还专门改编为适合山地作战的驮载师团。
可以说，这份计划在纸面上做得相当认真，也相当详细。
但从"五号作战"方案出台的那一天起，它就没有被真正执行过。
1942年6月，日军在中途岛海战中惨败，一次损失了4艘主力航母，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就此易手。
同年8月，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日本陆军的精锐被一批接一批填进太平洋的岛屿消耗战。
原本准备用于进攻四川的第20师团、第41师团先后被抽调，最积极推动进攻重庆的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被直接调任新几内亚战场。
1942年底，陆军省直接通知中国派遣军：弹药供不上，计划中止。
12月10日，杉山元经天皇批准，正式向侵华日军发出指示：五号作战准备，决定中止。
但这还不是终点。
新任第十一军司令官冢田攻中将不肯接受这个结果，反复向大本营"斗胆陈情"，要求继续执行进攻重庆的方案。
大本营犹豫不决，遂命令总司令官畑俊六在南京召开各军司令官会议，专门商讨此事。
1942年12月18日，会议结束。
冢田攻乘飞机由南京返回汉口，飞机途经蕲春上空时，被中国军队第21集团军第138师的高射炮击落，冢田攻命丧大别山。
进攻重庆最狂热的那个人，就这样死在了通往重庆的半路上。
"五号作战"就此被彻底放入历史的废纸篓，再也没有被重新提起过。
【四】最近的一次，石牌，1943年5月
"五号作战"名义上中止了，但日军在局部战场上仍未完全死心。
1940年6月，日军攻陷宜昌。
宜昌是长江三峡的东端门户，距石牌不过30余里。
石牌这个地方，地处长江西陵峡右岸，南北均为断崖绝壁，江面在此骤然收窄至百余米左右，火力可以封锁相当长的江面。
石牌上方三斗坪，是当时的军事重镇，第六战区前进指挥部、江防军总部均设于此；下方平善坝，是守军西岸的补给枢纽。
从军事地理角度看，石牌就是打通长江西进重庆的最后一道关口——攻不下石牌，就永远走不进三峡；走不进三峡，就永远到不了重庆。
1938年冬，中国海军已在石牌设置炮台，安装大炮十尊，并配备了漂雷队、烟雾队及100余名守备官兵，专门用于封锁江面。
1939年起，要塞工事开始陆续加固，形成了以石牌为核心的多层防御体系。
1941年3月，日军曾以重兵从宜昌对岸正面进攻石牌，同时另派一路攻击侧翼曹家畈。
两路人马都遭到守军沉重打击，惨败而归。正面强攻行不通，日军此后开始改换思路，研究迂回战术。
到了1943年5月，日军决定在鄂西方向发动一次较大规模的攻势，代号"二号作战"，目标依然是石牌。
1943年5月12日，日军以第11军军长横山勇率第3师团、第13师团、第39师团等部，集结兵力对鄂西发动全面进攻，史称"鄂西会战"。
日军的策略是声东击西——先以进攻湘北为假象，逐步占领枝江、宜都、五峰一带，再突然掉头，以大兵团迂回战术绕到石牌背后，企图从后方攻取要塞。
国民政府这边，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主持战局。
蒋介石多次发来电报，强调确保石牌要塞。
5月22日，蒋介石再次下令：石牌要塞，指定一师死守。
陈诚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自己最信任的嫡系部队——第18军第11师，师长，黄埔四期生胡琏。
胡琏1907年生于陕西华州，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1942年升任第11师师长，是陈诚"土木系"中的核心将领之一。
他带兵出了名的狡与猛，在历次战役中以山地作战见长。
接到死守命令后，胡琏亲自勘察石牌周围所有工事，制定了一套以防御为主、相机反击为辅的详细部署——
主力隐蔽在石牌附近的北斗冲、三官岩、四方湾等山沟和岩洞中，凭险据守；在山隘要道层层设置鹿砦，形成纵深防线。
5月27日，日军推进到石牌要塞前沿，战斗正式打响。
第11师第31团阵地首当其冲，胡琏亲赴前线督战。
接下来的四天，是整个鄂西会战最惨烈的阶段。
5月28日，日军第3师团、第39师团开始全面向石牌推进。
5月29日，日军第39师团主力经余家坝进至曹家畈，随即分兵两路，向牛场坡、朱家坪的第11师阵地大举进犯。
守卫主峰大松岭的一个连，在日机和步兵轮番进攻下伤亡过半，终因众寡悬殊被迫撤离。
5月30日，朱家坪被日军攻占，外围屏障丢失，要塞核心阵地直接暴露在日军面前。
情况万分危急。正是在这个节点，陈诚给胡琏打来电话，问了一句话："守住要塞有无把握？"
胡琏的回答是八个字："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
此前，5月27日，胡琏已经让全师官兵写下遗书。
他自己也给父亲、妻子及家中亲眷一连写了五封信，托人带回数千里外的家中。
给父亲的信里写道："儿今奉令担任石牌要塞防守，孤军奋斗，前途莫测，然成功成仁之外，当无他途……"
写完信，他率师部人员在凤凰山设案焚香，祭天宣誓，然后走下凤凰山，回到距前线咫尺之遥的师部，坐镇指挥。
全师8000余人，已经做好了与要塞共存亡的准备。
5月30日前后，双方在八斗方一带的争夺到了极限。
日军每推进一寸，都要付出对等的代价。
战到最激烈处，曹家畈附近的大小高家岭上有整整3个小时听不到枪声——不是双方停火，而是仗已经打到近身肉搏的程度，敌我两军扭作一团，拼起了刺刀。
这场白刃战，被记录为二战期间规模最大的冷兵器肉搏战之一。
当整场战斗的最高潮已经到来，当8000名守军用血肉之躯顶住了数倍于己的日军，当石牌要塞的最后一道防线正在以最惨烈的方式被维持——
就在这个时候，从重庆飞来一封加急电报，带来了一个让整个战场为之一变的消息，而这个消息背后所隐藏的战略转机，让所有人都没能预料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