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内迁难民周廉臣的“食谱”

周廉臣，江苏镇江县人。南京沦陷前夕，这位长期供职于教界的青年学人，年仅32岁。1928年7月从南京中学高中师范科毕业后，他先后在丹阳县师实验小学、南京小西湖小学任教六年，1934年通过南京市社会局检定考试，被任命为市立高岗里初小校长。到1937年秋天，他在校长任上已任职三年半。若没有那场战争，他的人生大概会沿着这条轨道平稳前行，在小学教育的岗位上度过平凡一生。但1937年冬天彻底改写了一切。这段颠沛流离的流亡经历，完整记录于《周廉臣流亡日记与札记》之中，成为抗战年代普通民众命运的鲜活注脚。

11月25日，他在南京市滨江初小上完“最后一课”，次日清晨便与友人立庭整装出发，汇入绵延数千里的内迁洪流。此后数月，他用双脚丈量从南京到桂林的漫长路途，支撑他一路前行的，除了意志，便是那些时有时无、来源各异的吃食。一个人的食谱，在和平年代不过是日常生活的细碎注脚，在战时却成为生存状态的真切刻度。周廉臣并非孤身逃难，三弟随行左右，沿途还有同学、同乡、旧交多方接济。无数难民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甚至不得不以树皮草根充饥，周廉臣的餐食却始终维持着某种最低限度的体面。命运并未格外垂青于他，而是十余年求学从教积累的人情网络，在关键时刻为他托住了底线。

离开南京最初几日，他的饮食主要依靠亲戚照料。11月27日，他与立庭投奔表兄，表兄“坚留午餐”，晚餐又备有煨鸡，周廉臣在日记中记下“鲜味可口”四字。同一天，他还借着蒸锅热水洗了澡，谓之“极畅”。此时的周廉臣尚未真正陷入难民的窘迫，尚有亲戚可投靠，还能从亲友处支取二百元作为路费。母亲筹措的这笔钱，成为他西行初期最重要的经济支撑。然而战争的脚步不会等人，同日夜半，大炮声将他从梦中惊醒，“如山崩地裂，屋为震撼”。母亲急催他动身，他含泪再次上路。从那以后，食物的滋味便在日记中渐渐淡去。

从家乡折返向西，周廉臣的饮食转入自行筹措的阶段。他不再能安稳坐在亲友桌前，而要在路途中自行解决每一餐。12月1日深夜抵达芜湖，他与三弟在车站“进元子茶蛋充晚膳”，次晨“进早点油炸饼点”。吃食均就地购买，花费不多，却足以维持体力。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芜湖期间通过友人网络获得接济。日记中提到接到兢生从芜来信，也曾遍寻泰荣未果，虽未能与友人会合，但他并非孤立无援。后来在船上能“预购小菜”佐膳，正是因为在芜湖短暂停留时，他尚有渠道、有余力采购物资。那份从容，与两手空空、只能依赖船家粗劣饭食的难民形成鲜明对照。

舟行西上，船家每日开饭两次，每餐一角，“菜味不能进口”。周廉臣从芜湖带来的小菜此刻派上用场，“当能下咽”。四字写来平淡，却透出他在困境中仍能维持基本生活品质的能力。随身携带的有限资金是一方面，在各地建立的人际关系是另一方面。日记中不时出现“遇旧同学”“访某某”“承告”之类的记述，这些看似不经意的相遇与拜访，构成了他西行路上的一张安全网。12月9日，船行至陆家集，周廉臣“登岸品茗”。“品茗”二字，在流亡途中显得格外特别。茶并非贵重之物，但在寒风刺骨的冬日，能上岸坐下喝一杯热茶，已然称得上奢侈。这短暂的停歇，让他从逼仄的船舱和连绵的水声中暂时抽身，获得片刻安宁。12月10日，船行近九江湖口，停泊在邻近湖口的小镇。周廉臣上岸购物，所见情形令人心酸，“除豆腐外，一无所有”。战火尚未直接波及此处，但物资匮乏的阴影已然蔓延。一个小镇，能出售的东西只剩下豆腐，原本应摆在摊位上的蔬菜、肉类、粮食，早已不知所踪。周廉臣没有在这天的日记中抱怨，只是平实记下这一笔。

12月11日，舟至湖口。周廉臣登岸后先阅报了解战局，再购买“肉、油、蔬菜等物以备佐膳”。此时南京已危在旦夕，他从《九江日报》上得知“敌寇已侵入京市光华、通济门外”，在日记中写下“料大势已去，南京恐将不保矣。惨哉！”当天，他在湖口“晚饭后沐浴”，侍役是江都人，二人“告谈战事，同具伤怀一叹”。一位流亡教师，一位沦陷区同乡，在长江边的小镇偶然相遇，在热气蒸腾中交换着对国事的叹息。12月15日，船行至湖北广济县龙坪镇。周廉臣在此“寄书一件，在下志坪吃茶”。又是吃茶。流亡路上，一杯热茶的意义早已超出其本身，它意味着有处可歇、有热水暖身、有片刻时间整理思绪。此后的路程里，他再也没有类似记录。茶喝完了，路还要继续走。

周廉臣的饮食来源，除自行购买外，更多来自友人的馈赠与招待。12月21日，他与三弟挤上开往长沙的火车，混乱中与三弟失散，心中忐忑不宁。天明车至临湘，他“立凳上望见三弟，心始释然”。这一天他“进饼点整口，食五茶蛋充饥及饮开水半杯”。火车上“大小便极感不便，忍了一天”，这种生理上的窘迫，在宏大叙事中极少被提及。抵达长沙后，他的社会网络再次发挥作用。12月22日下午5时抵长沙，他先“至毕府进餐”。毕先生是他在长沙的旧识，能够“进餐”而非仅仅“充饥”，说明这是一顿正式饭食，有人招待，有桌椅碗筷。次日，他到教育厅拜访曹来宝，“蒙还五元”。五元钱在当时对他而言不啻雪中送炭。之后他又到湖南省银行访李石锋，虽未遇见，但这番拜访本身已说明他在长沙并非举目无亲。每到一地都能找到落脚之处、获得前行资源，靠的正是这些散布各处的旧识与同乡。

12月23日，他乘船前往湘潭。终日在船中局促相对，“食预购之干粮充饥”。船舱挤得水泄不通，“小便极感困难”。即便在这样窘迫的环境中，他仍保持着对外部世界的观察。他看见“卖米花糕者，似互嫉营业，竞价出售，每角十六包”，在日记中批注：“社会不景气之现象可见一斑，均为生计所迫。”一个逃难途中的人，仍能从街头小贩的竞价中读出整个社会的萧条。他亦目睹“卖唱者，掺湘语，仅晓其半”。那些听不太懂的湘语唱词，在周廉臣当时的心境下，唱的想必也是离乱之苦。

抵达湘潭后，周廉臣投宿旅店，“宿饭每客三角”。他注意到“宿客人色不齐，恐防意外，夜眠不熟”。饭后继续西行，途中“进餐，味辣不能下咽”。湖南菜的辛辣对来自江苏的他是不小的挑战，但此刻已没有选择余地。12月26日，经过长途跋涉，他终于抵达湘乡蒋市街周必鑅家中。这是整个流亡途中最为安稳的一站。周必鑅是他的旧识，待之“如上宾”，他在周府“安居一月四周”，一日三餐“均食干饭”，每晚睡前“食甜酒醇一碗，取体暖之意”。甜酒醇即今日所说的甜酒酿，以糯米发酵而成，微甜带酒香，冬日食用确能暖身。一碗甜酒醇，意味着安稳，意味着不必担忧下一餐从何而来，意味着可以安然入睡。周廉臣详细记录下周府的饮食生活：“谷仓用木圆四方如盒，穷筑一层，食米丰，随食随舂，不作十日粮。”湘中乡村的储粮方式与江南不同，米并非一次舂好存放，而是随吃随舂，保持新鲜。他还留意到当地“不食粥，食粥之家即亦穷苦也”。这位来自江南的流亡者，敏锐捕捉到湘中乡村的饮食习俗。在江南，喝粥本是寻常事，不分贫富；而在当地，喝粥却成了穷苦的标志。他还在日记中记下物价：“猪肉一元可买，猪多花白色，肥且硕。”这些记录看似琐碎，却是一位外来者对异乡最真切的观察。

然而，并非所有内迁难民都能拥有周廉臣这般际遇，许多难民历经艰辛辗转抵达后方后，却发现难以维持生计，遂大批返乡。据国民党中执委调查统计局调查显示，不少内迁难民选择返回家乡，实则各有难言之隐。由于当时各地难民站对每位难民仅发放六日生活维持费，共一元二角，便要求他们向后方迁移。许多难民“观于战事结束之无期，虑于前途情境之莫测”，既不愿扶老携幼远赴遐方，又无法在后方维持生计。与此同时，沦陷区的家书不断寄来，称家乡“如常安静”“沿途毫无险阻，可以觅便归来”，故“回沦区者，实已不在少数”。1940年春，重庆市在疏散内迁人口时发现，“一般来渝义民因赴乡村谋生不易，纷纷潜返武汉等处”。这些返籍者多为壮年，路线是从重庆乘轮至宜昌、沙市，再换木船经监利、金口到汉阳，而后分返原籍，“川资仅需三十元左右”。这批试图返回沦陷区的难民，与一路西行的周廉臣形成鲜明对照。他们并非不想活下去，而是在后方实在难以立足，无亲戚可投、无朋友接济、无工作糊口，政府发放的路费微薄，用完便再无依靠。

相较于多数无依无靠的难民，周廉臣要幸运得多。在湘乡周府寄居时，他“生活甚觉不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主人待之甚殷，犹觉感愧”。这份不安，既有寄人篱下的歉疚，更有一位壮年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却无所作为的焦虑。他尝试在本地学馆谋求教职，“以避世乱，兄弟不至远离”，却因“粥少僧多，难以插足且语言不通，更感无望”。于是他决定继续西行，前往桂林寻找机会。1938年2月1日离开周府，临行时“周府阖家大小燃爆欢送，依依不舍，并赍川资”。友人的又一次接济，为他铺平了前路。

取道衡阳，他投宿一家镇江人开的旅舍，“有家乡之感，一宿两餐，饭菜极好，仅五角，至今思之，犹羡念不已也”。这是流亡日记中最后一次对食物发出由衷赞美。在异乡遇到同乡旅舍，吃到家乡风味的饭菜，那份慰藉远超食物本身。“至今思之，犹羡念不已”八字，写于离开衡阳之后，彼时周廉臣或许已渐趋安定，回望那段颠沛岁月，这顿“仅五角” 的饭菜成为为数不多的温暖记忆。此后关于食物的记录越来越少，并非他不再吃饭，而是他已度过需要刻意记录食物的阶段。在桂林找到工作、生活逐渐安定后，食物重新成为日常背景，不再是生存危机的直接象征。

抗战时期的大后方，难民生计始终严峻。重庆市救济院收容的老弱残废“多系战区辗转流亡到渝，历经艰辛，情极可悯”，却因经费不足，“伙食维艰”。加之米价高涨，六百余人仅伙食一项“每人每月非三十元不饱，全年需款即在二十万元以上”，而预算仅二十万元，“相差过巨，维持甚难”。同一时期，军政部因原料缺乏、产量减少，军用干粮“供济前方已感不敷”，无力拨付后方难民。连前线将士的口粮都难以保障，后方难民的处境可想而知。周廉臣没有进入收容所，未依赖政府难民站，更未沦落到需要申请军用干粮的地步。他的生存依靠，始终是那张由同学、同乡、旧友编织而成的人情网络。表兄的煨鸡、芜湖友人提供的信息与物资、长沙曹君的还款、湘乡周家的三餐与临行资助、衡阳同乡旅舍的家乡饭菜，这些食物及其背后的人情，串联起一条与地理路线并行的社会支持网络。制度救济自有其限度，禁令也拦不住走投无路的人。真正能让人继续走下去的，是活下去的希望与实际资源，周廉臣拥有这些，而无数普通难民却没有。1938年2月15日，因仓皇离校内迁，证明其教师身份的毕业证书与服务证明书均未随身携带，周廉臣向南京市社会局桂林办事处提出谋职申请，最终在广西中心纪念学校获得教职，并写下长达数页的《抗战时期的儿童（小学）教育改革》方案，完成从逃难者到教育者的身份转换，以个体力量为反侵略战争注入一份能量。

抗日战争史向来以宏大叙事为主，淞沪会战的惨烈、南京保卫战的悲壮、武汉会战的焦灼，无疑是这段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周廉臣的流亡日记表明，抗日战争史与抗战时期的社会史是两个既有交叉又有区别的概念。前者关注战争本身，后者关注战争中的普通人。周廉臣不属于任何一支英雄部队，没有参加过任何著名战役，甚至没有拿过枪。他只是一名小学教师，一个在炮火中收起课本、背起行囊、带着三弟一路向西的普通人。他的“食谱”里没有山珍海味，也没有树皮草根，只有一个普通人在极端环境下努力维持生存的日常实践。而那些从后方“潜返”的难民、在救济院中艰难度日的老弱残废，他们的处境同样构成这段历史的重要部分。

正是无数像周廉臣一样的普通人，用每一天的忍耐、每一餐的筹措、每一步的坚持，为战争的最终胜利筑牢了不可撼动的根基。他们努力活下去的行为本身，就是普通人的抗战。那些最终选择归乡的难民，他们的“逆流”而行同样值得被看见，那不是怯懦，而是绝境中的最后选择。抗战时期普通人的衣食住行、悲欢离合，本就应该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历史不仅是战场之上的英雄史诗，更是无数普通人日常生活里的柴米油盐。周廉臣的“食谱”揭示，在那些宏大的战役名称与将领姓名之外，还有另一种历史存在的方式。它藏在馒头与茶蛋之间，藏在船舱与铁棚车之间，藏在每一个普通人咬紧牙关活下去的瞬间里。

曾桂（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