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本画报，两个江湖

撰文：邵忠

九十年代末的南方传媒圈，茶餐厅的冰奶茶还冒着白汽，邵忠和孙冕就坐在靠窗的卡位，烟蒂在烟灰缸里堆成小小的山。那时候《周末画报》刚从旧连环画的壳子里钻出来，全彩印刷的铜版纸裹着红底黑字的“中国精英读品”塑封，往报刊亭一摆，和旁边灰扑扑的报纸比，像穿了定制西装的人站在大排档门口。而《新周刊》的办公室里，孙冕正带着一群年轻人拍桌子想选题，要把“飘一代”“第四城”这些词砸进所有人脑子里，像往平静的湖里扔一块大石头，溅起的水花能溅到全国读者的脸上。

邵忠是从艺术圈出来的，做传媒先讲“形式决定内容”，视觉要先把人镇住。他把《周末画报》拆成新闻、财富、生活、城市四大块，像给精英读者摆一桌分餐制的西餐，每一道菜都摆得精致，从全球财经动态到巴塞尔艺术展的现场报道，连图片的构图都要讲究到像素。他的读者是那些刚在CBD写字楼里站稳脚跟的人，口袋里揣着刚办的信用卡，周末要去看艺术展，年假要飞去欧洲逛美术馆，他们不想看算法推来的碎片化资讯，要的是一整本杂志摊开，能把一周的世界大事、生活美学都收进眼里，像给自己的认知世界铺一块平整的大理石地板。

▲《周末画报》1443期。

孙冕不一样，这个被圈内人叫“老爷子”的人，办杂志像在大排档开啤酒，要的就是个痛快劲儿。《新周刊》的选题从来不怕尖锐，“弱智的中国电视”“假装休息”，每一个标题都像一根针，精准扎进当代人的情绪穴位里。他的读者是广告公司的创意人、写字楼里的格子间动物、爱跑音乐节的高知青年，他们不满足于别人喂给自己的资讯，要的是有人替他们把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把他们对反卷、对情怀、对城市漂流的那点小心思，变成印在封面上的大字，让全中国都看见。

▲《新周刊》712期。

说起来这两个人的交情，传媒圈里一直传着那段轶事。当年邵忠挖走了孙冕手下的爱将令狐磊，换做别的老板早就拍桌子翻脸了，可孙冕气归气，最后不仅放了人，还答应给《周末画报》开个专栏。后来孙冕在专栏开篇就写了这段挖角的故事，字里行间没有半分怨怼，倒像两个江湖大佬碰了碰杯，一笑泯恩仇。邵忠是真的把对方当亦师亦友的前辈，两个人在饭局上碰杯，谈的不是发行量广告额，是杂志里那点关于文化的执念。

《周末画报》的读者，是那种会把杂志里的生活方式直接搬进日常的人。他们会照着杂志里的指南，在周末驱车去顺德找老派的私房菜，吃完顺路去看新开的当代艺术展；会跟着 up活动的指引，在出差的航班上举着相机拍舷窗外的云，把洗出来的照片贴在自己的工作室墙上；他们记得日月楼往事里写的老绸布店滑钞票的铅丝，转头就把这种复古巧思搬进了自己新开的精品买手店，收银台装起了同款滑钞轨道，客人付账时“唦”的一声，整个店里都飘着老派又时髦的烟火气。他们不追算法喂来的短平快内容，要的是一整本杂志摊开，从全球火箭撞月的新闻，到沙特沙漠里的新锐艺术家专访，所有信息都铺得从容又扎实，像在自己的认知版图上，一块一块慢慢填上来自世界的新鲜色块。

《新周刊》的读者，是那种把杂志里的观点当成接头暗号的人。中学时在县城的书店里翻到《围观改变中国》的专题，从此就着了迷，后来考去大城市读传媒，进了广告公司做创意，和同事聊起“飘一代”“低美感社会”，不用多说半句，彼此就懂了对方的意思。他们会把“假装休息”的封面拍下来发朋友圈，引来几十个同频的人点赞；会照着“一起逛公园”的专题，在杭州西湖边的草坪上组织几十人的慢读局，把手机全收进包里，就着秋日的阳光翻杂志，墨香混着落叶的味道，连风都慢了下来。他们攒了满满两大箱过刊，从2008年的《2046 这个世界会好吗？》到后来的《中国辣度》，每一本都翻得卷了边，那些印在纸上的文字，陪着他们从二十出头的莽撞青年，长成了能在城市里站稳脚跟的中年人。

其实这两本杂志的读者群，说穿了就是九十年代之后中国城市里长出来的两批人。一批跟着《周末画报》看世界，从本土的精英圈层慢慢摸到国际文化的门，他们的生活是誌屋里的展览、外滩的酒会、周末的高尔夫，要的是和世界同步的腔调；另一批跟着《新周刊》看自己，在格子间的加班夜里、城市漂流的出租屋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情绪共鸣，他们相信爱情、旅行、破局的可能性，要的是敢说真话的新锐劲儿。

就像香港当年陈冠中办《号外》的时候，也同时有另一批文化人在办更尖锐的政论刊物，两本杂志的读者在茶餐厅里可能坐邻桌，一个手里拿着印着艺术展的《周末画报》，一个手里攥着印着新选题的《新周刊》，谁也不用瞧不起谁。他们都是这个时代里，用杂志给自己的精神世界找落脚地的人，而邵忠和孙冕这两个办杂志的人，一个把精英的生活方式摆成了精致的橱窗，一个把新锐的时代情绪熬成了滚烫的热茶，在南方的传媒江湖里，并肩站了快三十年。

——祝《新周刊》30周岁生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