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文艺的权力转移：表达权给了大众，文艺的价值由谁定义

刷短视频、追微短剧、读网络文学，已构成当代中国普通人的日常文艺生活。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57次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10.74亿，占网民整体的95.4%；微短剧用户6.64亿；网络文学用户超过5亿。新媒介文艺早已不是传统文艺的“数字化补充”，而是当下文艺生活的主导形态。

2024年，《延河》杂志提出“新大众文艺”概念，将其概括为创作者、文体、语体与阅读方式的四重革命，引发学界热议。但命名之外，有一个根本问题值得关注——当创作门槛被技术夷平、传播渠道向头部平台集中、文艺审美判断日益交由算法代理，文艺领域的权力转移到了谁手中？大众获得前所未有的表达通道的同时，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传播权力的“再中心化”

传统媒体时代，文化传播权力分散于出版社、电视台、影院、唱片公司等传统机构，任何单一机构都无法垄断文艺流通。互联网兴起之初，平台曾被寄予“去中心化”的厚望。但旧中心消解之后，新中心随之而来，而且更为隐蔽。有学者称之为“围墙花园”，平台在集聚创作者、作品与用户的同时，把传播秩序的制定权握在了自己手里。

这一格局不能简单归因于企业的道德选择，其背后是平台经济的基本规律。其一是网络效应：用户规模越大，平台价值越高，对新用户的吸引力越强。其二是数据的规模报酬递增：平台积累的行为数据越丰富，推荐越精准，用户黏性越强，进而贡献更多数据。两种机制叠加，文化权力向头部集中几乎不可逆转。今天，抖音、快手掌握短视频的流量分发权，晋江、番茄、起点中文网决定网络文学的变现路径，爱奇艺、腾讯视频、B站主导剧集的破圈传播。中国网络视听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我国短视频创作者账号已达16.2亿，日均产出短视频超过 1.3 亿条。如此规模的内容供给只能依靠算法分发，平台对传播权力的集中程度前所未有。

平台权力的核心特征在于隐蔽。平台很少直接干预创作者写什么，而是通过流量分配规则、收益分成机制与内容审核标准，间接塑造文艺生产的方向。算法推荐决定一条内容能否获得曝光，流量倾斜决定一位作者能否以写作为生。从人找内容到内容找人，表面上是信息匹配效率的提升，实质上是内容选择权从用户侧向平台侧的让渡。平台越是将自身定位为中立的技术中介，其权力就越难被质疑。

算法如何重塑审美

推荐算法不只是内容分发的工具，也在深度塑造用户的审美偏好与创作者的生产方向。传播学者彭兰提出“算法囚徒”的风险：个体的行为、社会关系乃至情绪，都被转化为可计算、可交易的数据。文艺领域是这种数据化控制最充分的场景之一。一部作品进入平台，会被拆解为题材、类型、情绪强度、完播率预测值等标签，再匹配给最可能产生互动的目标用户。算法只关心作品能否在最初几秒留住用户，审美价值并不进入它的计算框架。

后果已经显现。“黄金前三秒”“密集反转”等叙事模式，经用户数据验证后由算法推而广之；悲剧等需要耐心沉潜才能生成美感的严肃内容，则可能因完播率偏低而失去推荐机会。数据追踪、偏好强化与反馈闭环，持续收窄用户的审美视野。有学者提出“审美降级”论，指出流量与点击量正在取代对作品审美性与社会性的综合判断，文艺评论面临滑向“艺术经济评论”的风险。

算法对审美的重塑已经沉淀为具体的文艺形式经验，弹幕文化、“爽感”美学与竖屏叙事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种形态。弹幕把独自观看的个体连接成虚拟的共时性共同体，但人人都在表达、鲜有倾听，屏幕上的狂欢反而稀释了真实的交流。“爽感”美学直接服务于平台的用户时长指标：消除认知摩擦、压缩情感延迟、密集制造反转，把受众锁定在即时快感的循环里。竖屏格式则把这种逻辑嵌入身体感知：画幅收窄，环境叙事被压缩，人物面孔成为视觉中心，注意力被训练为碎片化、脉冲式的接收习惯。

当然，评价这种变迁需要审慎。有学者提醒，素人写作的粗粝质感、短视频的功利指向，恰恰说明既有美学尺度可能存在适配性问题。同一个人可以在通勤途中刷微短剧，晚上回家看正剧，周末进影院看文艺片，不同层次的审美需求完全可以在同一主体身上共存。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降级”，而是当所有平台追逐同一套流量指标时，“爽感”会不会成为唯一具备流通性的审美货币，其他审美经验逐渐失去传播空间。

全民创作的劳动悖论

创作主体的扩容，是新大众文艺最直观的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网络文学作者规模达3269.4万人，作品总量4583.7万部；算上短视频与图文创作者，创作已接近全民参与。外卖诗人王计兵的诗集《低处飞行》、胡安焉的纪实作品《我比世界晚熟》相继进入公共视野。

繁荣图景背后存在结构性矛盾。德国学者库克里奇曾提出“玩工”（playbour）概念：玩家主观上把创作当作娱乐，客观上却为产业生产了剩余价值。这一概念原本针对游戏产业，放到今天的平台文艺生产中依然成立。传统工厂里，工人只出售固定时段的劳动；平台上的用户则把通勤时的评论、睡前的点赞、周末的同人写作，都转化为生产资料。用户没有明确的劳动时间，却在持续生产内容、社会关系与情绪数据，而这些数据正是训练推荐算法的核心原料。就此而言，今天的创作大众化是以平台垄断为前提的大众化，平台一边提供前所未有的创作工具与分发渠道，一边通过算法、流量与分成机制，把创作者锁定在自身的盈利闭环中。三千余万作者的繁荣，同时构成平台内容供给的巨大蓄水池。

作品的存在方式也在改变。2025年，网络文学IP改编市场规模达3676.1亿元，约为阅读市场（502.1亿元）的七倍；微短剧市场规模约677.9亿元，已超过同年全国电影票房。文字不再是文艺生产的终点，而是跨媒介开发的内容本源。其深层后果是作品的“去本体化”，作品被拆解为人设、情节框架、世界观、情感触发点等可以独立提取、复制与重组的模块，文艺从一次完整的审美体验，变成可无限装配的文化零件。只有在套路化的框架内，IP 才能实现最低成本、最大规模的跨媒介迁移。内容同质化因此不是偶然的产品缺陷，而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倾向。

注意力能否重新成为公共财富

流量已成为当代文艺生产的通用货币。流量的正当性不必否定，需要否定的是把流量当作衡量文艺价值的唯一尺度。一旦文艺的全部意义被压缩为点击量与停留时长，那些无法量化的审美经验，如共鸣、沉思、震惊、顿悟，就将失去文化流通的资格。

比流量逻辑更根本的，是注意力的产权归属。政治哲学家哈特与奈格里提出过“共有物”概念：语言、知识、情感等人类共同生产的资源，本应属于所有人。注意力同样具有公共属性。它生成于每个人与世界的交往，本该服务于个体自身的精神生活，而平台正在把这一公共资源转化为私有财产，用户的每一次滑动、停留与情绪波动，都被捕获、编码，成为平台的竞争优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算法向善”呼声虽高、落地却有限。算法的优化目标是用户时长与广告收入，审美深度不在其目标函数之内，制度可以禁止平台推送违法内容，却很难要求算法主动推送有深度的作品。问题不在算法的“恶”，而在算法被嵌入了将感性经验全面商品化的经济体系。

圈层化是同一结构在接受端的后果。平台为拉长用户停留时间，持续推送同类内容，用户被锁定在各自的偏好回路中。文艺从来不只是消遣，也是不同经验与审美判断交锋的公共空间；当个人喜好成为不可质疑的终审判决，审美对话便失去了前提。治理的目标不应是消灭圈层。微短剧出海已经证明，某些普遍性情感类型具备跨文化的流通能力，如在本土市场流行的霸总、赘婿题材，经由ReelShort等平台在东南亚、欧美市场同样收获稳定受众。真正要做的是维持圈层之间的流动性，守住文艺生态的多样性。

在监管与制度设计成熟之前，人文价值的守护难免显得脆弱。它依赖明知流量有限仍认真创作的创作者，依赖在茧房中仍主动寻找异质声音的用户，也依赖社会对“好内容”尚未消散的共识。但个体坚守无法对抗结构性的权力关系。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文艺创作要“以人民为中心”。这一导向在算法时代需要新的内涵：让人民成为创作者和消费者，更要让人民成为不被算法规训、不被流量定义、不被资本垄断感性经验的主体。把这一内涵落实为制度安排，推动算法备案与审计实质化、平台分成机制透明化、公共性内容推荐保障，正是当下文艺政策亟待展开的议题。

新媒介文艺的未来走向，技术条件只是变量之一。更具决定性的，是社会愿意在多大程度上限制流量逻辑的支配范围，不把文艺完全交给市场效率去裁决，也不让平台的效率原则取代文艺的人文底色。

来源：彭洁（湖北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办公室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