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年听闻这一消息，新加坡华人艺术家刘抗（1911-2004）产生了一个念头：把日军在各地实施的暴行据实记录下来，“既可作为历史文献，也可警惕后世，勿蹈先辈错误覆辙”，这便是1946年在新加坡出版的《杂碎画集》。
刘抗的家人近日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这本画册的意义不仅在于记录一段历史，也在于记录一个家庭、一代华人乃至一个南洋社会如何被战争改变。
1946年《杂碎画集》（英文版）
1988年底，日本早稻田大学荣誉教授中原道子偶然在荷兰一家古玩店发现了一本绝版旧书，这本书便是刘抗的《杂碎画集》，她后来将《杂碎画集》译成日文出版，希望让日本年轻一代“知道当时的马来亚，即今天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曾发生过什么事”。
1930年傅雷与刘抗在法国 ©️新加坡刘抗家庭
从上海到南洋：战争造成的故土离散
刘抗1911年出生于福建永春县，后在刘海粟主持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他于1928年毕业于上海的新华艺术大学。在1928年至1933年，他赴法国学习美术，作品曾入选巴黎春季沙龙。在1933年到1937年间，应刘海粟力邀，刘抗出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教授。
刘海粟、刘抗、张澄江等在卢森堡博物馆前合影，1929年 ©️新加坡刘抗家庭
刘抗，《上海郊区》 1933 布面油画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同年8月13日，日军开始大规模轰炸上海时，刘抗正在这座城市。战争打断了他的艺术生活，也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轨迹。后来，随着学校关闭、战局不断变化，刘抗与妻子离开中国前往南洋。
《杂碎画集》之《马来亚之虎》。“马来亚之虎”残害性命，盼其被送上绞刑台之前，到动物园展览。
刘抗儿媳妇葛月赞（Gretchen Liu，刘抗长子刘太格夫人）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谈到，刘抗当时原本以为只会在南洋停留一年半载，然而此后却一直没有机会回到中国。直到1974年，他才重新踏上中国的土地，回到上海，并前往桂林。
1974年的这次归国，是刘抗与故土相隔近四十年后的重逢。当时新加坡与中国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他是随新加坡中华美术研究会组织的代表团访问中国。此后，作为新加坡中华美术研究会会长、新加坡艺术协会会长，以及新加坡文化部美术咨询委员会主席，刘抗多次回中国写生、探亲，促进文化交流，并与刘海粟等故交重逢。
20世纪80年代，两位老友相聚于刘海粟上海家中
刘抗与家人都经历了战争中的逃难、躲藏与分散。刘抗之子、“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1938-2026）在《杂碎画集》纪念版序言中回忆，自己幼年时曾随家人逃往柔佛州麻坡附近一处橡胶园的木屋。透过木门和紧闭窗户的缝隙，他看到平板车拉着尸体从泥路上经过。有一次，一枚炸弹落在距离他们不到五十米的邻居家中，整户人家无一生还。
《杂碎画集》之《猴与太阳之战》
刘太格对战争最早的直接记忆，则发生在麻坡祖父母家。日本宪兵闯入房间，用刺刀戳开一袋袋大米，米粒从破口中不断流出。在一个孩子的眼中，那些白色的米粒仿佛亲人的鲜血。当时他的母亲已经怀着第三个孩子，躺在地板上，周围堆满米袋。那一刻，战争与死亡第一次如此具体地进入了一个孩子的生命。
1945年日本战败前夕，日军曾在当地组织平民武装，鼓动他们袭击沿途居民。刘太格在序言中回忆，当时父亲已经逃往新加坡，家中唯一的成年男性只剩下他的舅舅。作为一名文弱书生，舅舅最终仍拿起简陋的武器，加入邻居组织的抵抗队伍。那一夜，年幼的刘太格在家中焦急等待，直到几个小时后，沿路自发组织起来的居民击退了这支平民武装。
《杂碎画集》之《两副面孔》，讲述日军战败前后
而刘抗自己，也险些成为战争的受害者。日据初期，刘抗曾与其他人一起被日本宪兵盘问。轮到刘抗时，他突然注意到日本军官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水彩画。他立即意识到，艺术或许可以成为自己逃生的办法。他告诉日本军官，自己是一名画家，并问对方是否喜欢艺术。见有所回应，刘抗提出为他画像。于是对方给了一张照片，刘抗拿到照片后回家作画，完成后，将肖像交给了日本军官。此后，他没有再被叫去盘问，并很快逃往新加坡。这段故事也得到了葛月赞的印证。
《杂碎画集》之《黑市》
到了新加坡，他做过各种零工谋生，同时想办法给家里寄钱。后来，他又被日本电影公司雇用，从事平面设计，在战争机器的阴影下谋生。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以用另一种方式记录战争。这便是《杂碎画集》的由来。
《杂碎画集》之《女职员新标准》，要求女职员不能比日本雇主高
《杂碎画集》：把战争画成一份视觉证词
翻看《杂碎画集》，书中的人物没有具体姓名，他们可能只是一个正在逃难的普通人、一名倒在路边的死者、一个遭遇暴行的孩子。画面也并不追求完整的场景，而是截取最令人震惊的动作和瞬间。
《杂碎画集》之《自掘坟墓》
刘太格曾回忆，父亲一生不断速写，平常的笔触“简约、潇洒、利落”。但《杂碎画集》明显不同。为了表现战争中的悲惨情景和沉重心情，刘抗使用了粗粝的碳精，以简练而苍拙的线条描绘那些事件。
《杂碎画集》之《罢工》
在一件名为《婴儿劫》的画中，一个孩子被挑抛到空中，身体被刺刀刺穿。刘太格幼年看时，觉得这一画面过于残酷，认为只是艺术家为了表现战争而进行的夸张想象。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他在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看到一张照片，照片中的场景竟然与父亲画中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那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原来父亲画册中的每幅画都是事实，绝非臆想。”
《杂碎画集》之《婴儿劫》
这一发现重新改变了他对《杂碎画集》的理解，他也意识到《杂碎画集》的价值超越了一个艺术家的个人创作。
然而，1946年《杂碎画集》出版之初，受到当时条件限制，印数有限，影响并未达到刘抗所期待的程度。直到1988年底，日本学者中原道子在荷兰莱顿的一家古玩店偶然发现了这本书。
《杂碎画集》之《慰安所》
翻开书后，她看到的是日军战时的种种暴行。“我无法将视线移开”，中原道子后来回忆说，那次阅读带来的震撼令她终生难忘。她开始寻找画作者，并最终通过新加坡媒体与刘抗取得联系。
《杂碎画集》之《大检证与大屠杀》
1990年，日文版《杂碎画集》出版。中原道子不仅完成翻译，还根据与刘抗的两次访谈以及自己的研究，撰写了长篇评论。她认为，日本民众也应该、也能够通过这本书了解自己的历史。
在中原道子看来，刘抗的漫画表现了日军的残酷，画面中仍带有艺术家自身的幽默和温暖。因此，《杂碎画集》既是对受害者的纪念，也是对战争发动者后代的历史教育。
《杂碎画集》之《人肉砂蹄》
战争结束81年后，重新观看这些画，也重新理解战争如何进入普通人的生活：一个画家被迫离开上海，漂泊南洋；一个孩子透过木门看见载满尸体的平板车；一个艺术家在生死关头靠一幅肖像画逃过审讯；而当战争结束，他又拿起画笔，把自己和身边人亲历的一切留了下来。
澎湃新闻记者 黄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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