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南京条约》赔款，科研这笔账得算清楚

《南京条约》赔了多少？

1842年，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需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这里的银元是西班牙银元，当时西班牙银元是国际贸易的硬通货，中外商人都认可其成色和重量，广州外贸全部以它结算。不过清政府当时可拿不出这么多的西班牙银元，最终交付的是清朝库平银锭，按照1西班牙银元=库平银0.71两，账面2100万银元折合1491万两库平银。

《南京条约》的赔款总额是1491万两白银，这笔赔款折合现在是多少？以上海黄金交易所上海银Ag9999（含银量≥99.99%）为准，Ag9999最近一年价格上涨比较快，8月中旬收盘价约16.1/克，折合下来，清代1两白银的纯金属价值≈600元人民币，以此估算，《南京条约》赔款额约为88亿元人民币。

当然了，白银的价格过去100多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的白银产量也远远大于当时，由于失去了货币属性，金属价值并不能反映这笔赔款的真实价值。还可以把白银折算成黄金，然后按照黄金现在的价格来算，过去180多年里黄金相对于白银有巨大的升值，折算下来大概相当于3000多亿人民币，不过在这里先不取这个数值，主要是因为黄金定价比较复杂，除了自身价值，更多是投资价值带来的超额溢价，包含巨大的数据失真。

历史财政研究中优先使用粮食实物购买力来比较，如果按照道光年间的粮食购买力来算则更为准确。在道光年间，1两白银可买大米70‑100市斤大米（普通大米），现在假设全是正宗稻花香2号五常大米，目前批发价约为6.0-6.5元/斤，则《南京条约》的赔款额相当于60‑96亿元，平均约为80亿元。用几乎最好的大米和金属白银比较下来，差别并不是很大，我们可以看做是总共赔款额约80亿人民币。

按照《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需要在4年内分7次交完赔款。条约设定了逾期条款，如果到期没交足部分，每100银元每年加息5银元（年利率5%）。清政府硬气地没有借外债，由国库+各省摊派筹措白银银锭支付。每年赔款折合约为20亿人民币。

这当然是一笔巨款了！

版面费已超《南京条约》赔款

然而，近年来我国科研人员每年向海外期刊支付的版面费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南京条约》每年的赔款数额。

根据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每年发布的《全球OA期刊与APC监测报告》，2022年我国科研人员支出的版面费总额约为43亿元，2023年该数值已升至53亿元，2024年，该数值约为64.74亿元。2025年的数据尚未完全公布，但据小道消息，已大规模超过此前数据，2025年中国作者发表OA论文超过38万篇，同比增长23%，支付的版面费将超80亿元人民币。

当然，以上数据由于缺乏全国统一的科研经费报销统计，并非百分之百准确，存在一定误差，误差可能还比较大。另外，其中部分费用是支付给中国本土OA期刊，考虑中国本土OA期刊全球市场份额不足3%，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近些年的增长趋势来判断，2025年支出约80亿版面费是比较合理的估算，2026年大概率还将延续增长势头，估计将逼近100亿元。

文章发在哪里学术上区别不大

从推动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文章发表在国外和国内有本质区别么？

对于真正的学术成果而言，基本没有区别。以青蒿素为例，屠呦呦因为发现青蒿素获得2011年拉斯克奖、2015年诺贝尔奖，她第一篇公开青蒿素化学结构的文章1977年发表在中文《科学通报》（《一种新型的倍半萜内酯——青蒿素》），当时文章采取协作组集体署名，文章发表之后，当年就被美国《化学文摘CA》收录英文摘要+题录，供全球检索。屠呦呦自己作为第一作者介绍青蒿素化学成分的文章1981年发表于《药学学报》，这依然是一个中文学术期刊，这也是诺奖材料引用的关键文献之一。

这就是真正的学术成果的价值，不依赖于发表的刊物是什么，哪个刊物发表了这样的成果，哪个刊物跟着一起荣光。

再举个例子，1972年，竺可桢先生在中文杂志《考古学报》发表了著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对中国过去5000年的气候变化过程进行分析，这是他集毕生积累的代表作，后世称其重建的温度序列为“竺可桢曲线”，1973年英文版发表在《Scientia Sinica（中国科学）》上。1973年12月14日，《Nature》杂志以News and Views介绍了竺可桢的这篇文章，论文被翻译为多国文字（德、法、日、世界语等），在美、苏、日气候学界广泛引用，属于本土期刊产出、获得国际广泛认可和关注的经典案例。

我国有大量创新性的前沿研究，例如我国探月项目，发射火箭从月球背面拿回样品，分析月壤成分、含水量，探讨月球演化历史等，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内权威刊物上，并不会影响研究本身结论，也不会影响结果的权威性。更由于样品具有全球唯一性，即使不发表在国内英文刊物上，发表在中文学术刊物上，外国同行借助翻译器也得认真阅读和规范引用。探月工程背后有数万工程技术人员夜以继日的努力，国家花费了大量的经费，寄托着全国人民的期待，研究由中国科学家主导、中国项目支持，成果发表在国内学术刊物上，才是最好的选择。

这笔钱非花不可么？

科研人员为什么要交着昂贵的版面费，把宝贵的成果发表在国外杂志上呢？

这里面反映出当前我国科研考核体系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多年来学术界一直在破“三唯”、“四唯”甚至“五唯”，其中重要的一唯是“唯论文”，即单纯以论文数量、发表刊物的影响因子等量化指标来评价科研人员的学术水平和贡献。而评价刊物影响因子的指标，则完全掌握在国外机构之中，例如著名的期刊影响因子（JIF）是科睿唯安（Clarivate）的，CiteScore是爱思唯尔（Elsevier）的，二者都是商业公司。JIF和CiteScore都是评价期刊本身引用的，并不天然评价文章质量，更不天然评价研究者本人的学术水平。

1988年，南京大学率先把在国际期刊发文量作为指标引入到校内的科研考核体系。客观来看，那时候国内的科研基础比较弱，同行评议受人情圈子的干扰，缺乏一个客观的参考标准，引入国际期刊发文来评价，弥补了当时国内同行评议不成熟的短板，也算是一个时代的进步，推动了中国科研走向世界。

这个指标实在是太好用了，对于科研管理部门而言，只要一个人学过小学数学会数数，就可以根据发文数量和影响因子来评价大教授够不够好够不够努力。当然了，这里面还有复杂的人情世故的问题，大学和研究机构也是小社会，也有人情、圈子、山头，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到了争资源的时候，也需要一个面子上客观的标准，需要一个看得见、好统计、能够横向比较的硬数字。

然而，这个指标很快就被扩大化，随着高校扩招和科研队伍的急剧扩张，产生了对学科评估、大学排名、各类人才帽子评估的需求，这些评估都需要一些简单、可比较的指标进行横向对比。于是，SCI论文的数量、文章所发期刊的影响因子，就成为了“硬通货”。这些都推动了科研人员不断地发表更多SCI论文，发展到极值，对于“硬通货”的积攒，有人已经表现出匪夷所思的贪欲，某些学者发文量已达2000+、3000+、4000+，著作等身已经无法形容了，已经“著作埋身”“著作等楼”了。

但是，在学术期刊方面，我国非常孱弱。根据爱思唯尔Scopus数据库，共收录全球期刊2.8万余种，其中英文科技期刊约22000种，截至2025年底，其收录的中国大陆英文科技期刊699种，仅占库内全球英文期刊约3.18%。如果考察科睿唯安JCR2025收录的中国大陆英文期刊，仅有292种，占JCR库内全球英文期刊约1.66%。这两个数字都很小，聊胜于无，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这种格局决定这些文章只能大规模地发表到国外期刊上。

然而国外刊物并不都是做慈善的，大部分都是商业机构下的。

这里面有些期刊非常贵。例如：

• Nature Communications的版面费平均约7350美元。

• Science Advances约5450美元。

• Cell Reports约5960美元。

按照目前的汇率计算下来，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发表文章，折合人民币每篇约5万元。Nature正刊如果选择传统订阅模式发表，版面费为0，而如果选择开放获取，需要缴纳文章处理费（APC），平均约为12850美元，折合约9万元人民币。

这让国外机构赚得盆满钵满，并进一步巩固了行业地位。以Nature杂志所在的施普林格・自然集团为例，这是一家德国上市公司，主要控股股东为霍尔茨布林克出版集团（Holtzbrinck），2024年的营业利润为5.125亿欧元，2025年增至5.436亿欧元，增长9.2%。根据之前的报道，Nature的子刊Nature Communications仅2025年上半年就从中国赚走高达1亿多美元的版面费。前面那些发文量达2000+、3000+、4000+的牛人，怕是已累计贡献了上千万以上的科研经费吧。

当亿万牛马交税来的财政性资金用来支持科学研究时，肯定没想到资金的归途会成为这样。这近百亿的资金，如果不是用于境外论文发表，而是用于真正的科研，必将产生更好的成果。最近几年很多研究机构反映项目经费紧张日子不好过，如果把这百亿资金注入到科研系统里，带来的流动性可能会大幅度改善紧张状况。如果这百亿资金不是给国外刊物，而是用于支持国内刊物的发展，必将给科研产业引入活水，推动国内刊物蓬勃发展，也使得出版产业迎来新的机遇。

八月中旬，2026年国自然基金放榜在即，网传面上基金资助率只有8%，可以说是九死一生。你幸运地终于杀出重围拿到基金，辛辛苦苦加班做实验，细扣设备、差旅、数据、试剂、计算机时、学生津贴…的每一笔支出，却需要把宝贵的经费交给境外商业机构，甚至是心甘情愿地双手奉上，这才是整个科研生态里最残酷的一环：境外公司把控产业链里最肥美的一环，而你需要为之拼命，奉献汗水和金钱。

从本质上来讲，论文-出版机构-科研三者并不一致，科研是探索未知、验证假说，解决现实问题的创造性探索活动。论文把突破、发现和研究成果记录下来广而告之，这不是科研的终极产品，某种程度来讲，论文只是科学研究的副产品。大型出版机构首先是商业机构，以盈利为目标，天然有迎合注意力和热点的冲动。当以追求发表更多论文为目标，必然导致轻质量、重发表、轻贡献，回避周期长、风险高、原创性强的研究，并且需要迎合和服务于国际期刊的发表偏好，而非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或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巨额科研投入转化为论文数量的增长，却未能同等程度转化为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或重大原创成果，量质失衡，最终影响的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

这几年情况越来越显著，尤其是最近几年重大的科技创新，例如新能源与动力电池、人形机器人、高性能芯片制造、AI驱动新药研发、以ChatGPT和DeepSeek为代表的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以SpaceX星舰和朱雀三号为代表的可回收火箭技术等都与论文发表关系不大，正像一位前辈说的那样：好的产品不需要发表文章。或者像另外一位朋友说的那样：你啥时候见制造歼20和福建舰需要写文章？

科研体制改革任务严峻

2016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创新人才评价机制，“坚持德才兼备，注重凭能力、实绩和贡献评价人才，克服唯学历、唯职称、唯论文等倾向。”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提出“综合考虑负责人和团队实际能力，不把发表论文、获得专利、荣誉性头衔等作为限制性条件”，吹响了破“唯论文”的号角。随后科技部、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

然而，“破”依赖于“立”，科研体制改革过程中，破掉一个旧指标，就得立一个更顺手的新标准，管理者缺少简单好用的工具，旧的评价方式会改头换面重新回来，并且愈演愈烈，发展到极值就是“唯Nature、Science”和它们的子刊，专业内刊物得靠边站。

在目前的院士遴选，杰青（青A）、优青（青B）项目评审，研究员、教授职称评定，甚至博士后答辩、优秀博士生评选等中，发表Nature、Science和它们的子刊的数量甚至能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朋友们经常开玩笑，说即使爱因斯坦现在来参加国内的教授职称评定和院士遴选，也得老老实实地把发表的Nature、Science和它们的子刊的数量列上来。代表作里如果没有NS的文章，参与评选的研究人员都没脸参与竞争。在某种程度上，目前的“唯论文”其实就是唯NS。

破了该立什么标准？如果真的不看论文，而靠同行评议或者专家判断，人力成本、时间成本、专家责任压力都大很多，单位考核、人才遴选如果面对几百上千候选人，纯定性评价操作难度巨大。另外，基础研究看原始创新，应用研究看技术突破与实际效用，科普、成果转化看重社会经济效益，不同方向不能用同一套标准，但现实中很难设计清晰可执行、各方都认可的细则。

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国人实在是太“聪明”了，在我们这个人情社会，不看简单的客观标准，会给人情操作留下巨大的空间，风险甚至比“唯论文”还大。

从近几年境外论文发表费用持续飙升的情况来看，过去10年破“唯论文”的科研体制改革还没有达到效果。从2025 年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要求新立项项目的代表性论文中我国科技期刊产出占比要达到20% 以上，明确要求列入预警名单的境外期刊论文不可作为人才项目代表性成果。2026年初起，中国科学院实施经费管控，要求院属单位不得使用中央财政类科研经费（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财政拨款）为单篇 APC 大于 5000 美元的全开放获取期刊支付论文处理费，然而这只是中科院系统，全国其他高校不受该规定约束。

不过，这只是治标，立更好的制度才是治本。如何通过考核评价机制的改革，焕发科研新活力，这将是“十五五”期间要解决的真正大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长期的科研创新生态才会有根本改善，我相信下一轮科研体制改革应该能找到答案。

不过，全国科研管理部门只靠数论文的好日子，怕也算是快要到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