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不仅要“造得出”，更要“定规则”

编者按· 2026.08.14

近期，中国科技圈连放大招：格恩半导体率先实现国内氮化镓激光芯片的规模量产，打破了国外企业长期垄断；第五届滴水湖论坛上十款国产RISC-V芯片集中发布，累计推介产品量产率超90%；市场研究机构TrendForce报告显示，2026年中国高端AI芯片市场国产份额已逼近90%。与此同时，美国正起草法规禁止进口中国产光收发模块，试图筑起新的“AI墙”。

封锁与突围同时上演，这正是当下中国科技的真实处境。当全球技术体系从经济逻辑转向安全逻辑，技术日益成为国家间结构性权力的一部分，中国科技如何从“实现突破”走向“持续产生突破”？郑永年教授在近期的论述和发言中，探讨了中国破局的底层逻辑。他强调，真正的技术自主，从来不是“有没有芯片”这么简单，而是“是否拥有定义技术路径的能力” 。

真正的技术自主，

是拥有定义技术路径的能力

在今天讨论中国科技发展的语境中，人们往往容易陷入两种相反甚至极端的叙事陷阱：一种是技术乐观主义，认为只要投入足够的资源与人才，中国就必然会在某些关键领域实现全面突破；另一种则是技术悲观主义，将外部约束视为不可跨越的结构性障碍，从而低估制度韧性与组织能力的作用。

算力即权力，算法即秩序

如果说过去30多年全球化的技术分工是建立在效率最大化与市场扩张逻辑之上的“开放体系”，那么近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地缘政治的崛起而围绕芯片、算力、操作系统与AI基础设施所展开的国家间的竞争，则标志着全球技术体系正在从“经济逻辑主导”转向“安全逻辑主导”。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技术不再只是生产要素的优化工具，而逐渐演变为国家间结构性权力的一部分，甚至是主体部分。算力即权力，算法即秩序，平台即治理，类似的变化正在重塑国家之间的竞争规则。

中国如何在外部技术封锁与内部产业升级之间，构建一种新的“技术生存结构”？迄今看来，这种结构至少包含三个层面：

1. 基础硬件体系的自主可控能力；
2. 围绕开发者生态与应用场景的系统组织能力；
3. 将技术能力转化为产业标准与规则制定的制度能力。

缺乏其中任何一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自主创新”都可能停留在局部突破阶段，而无法形成体系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技术体系高度集中化的今天，尤其是在图形处理器（GPU）、AI训练框架与云计算基础设施越来越被极少数企业高度垄断的背景下，后发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已经不再是单点技术突破，而是整个技术栈的结构性依附问题。这种依附不仅体现在硬件层面，还体现在软件生态、开发者习惯以及标准接口之中。因此，真正的技术自主，从来不是“有没有芯片”这么简单的问题，而是“是否拥有定义技术路径的能力”。

本书反映了一种典型的中国式产业组织逻辑：在国家战略引导与市场机制之间，通过平台化方式实现资源快速聚合与迭代优化。这种模式既不同于完全市场化的硅谷路径，也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的集中配置，而是一种“嵌入式国家能力”的体现。在这一过程中，企业既是市场主体，也是国家技术体系的节点，这种双重身份构成了中国科技发展的独特张力和动能。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和清醒地意识到，这种高强度组织动员能力，在带来突破效率的同时，也对创新体系的长期多样性提出了挑战。一个高度目标导向的技术体系，往往擅长解决“已知问题”，但在面对“未知问题”时，其探索能力是否足够开放、多元与容错，仍然是一个需要持续观察的问题。

从经验角度来看，任何目标导向和政府主导的研究，无论是基础科研还是应用技术，都往往是“追赶型”的。这是一种“别人有了，我也要”的追赶模式。而对“未知问题”的发现、定义和答案寻找大都发生在人们所说的一个“技术思想市场”之中，“多元、开放、容错”便是“技术思想市场”的主要特征。

因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说，中国科技体系未来的关键，不仅在于“能否突破”，更在于“如何持续产生突破”。

在北京亦庄拍摄的国家信创园外景（图源：新华社）

技术竞争残酷性的另一面，

就是制度创新的可能性

今天，从全球视角来看，技术体系的分化正在加速形成不同的“数字主权空间”。美国强调以企业创新为核心的技术扩散模式，欧洲强调以规则治理为核心的技术约束模式，而中国则更强调以系统能力与产业链完整性为基础的整体推进模式。

尽管这三种路径的形成并非因为简单的国家之间的竞争，而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与制度结构下的不同演化结果，但是对各自的技术进步正在产生深刻和深层的影响。三种路径各自具有自身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突破各自的“路径依赖”，充分吸取其他路径的优势。可以预见，未来的竞争能力并非仅仅是把各自的优势最大化，而是能否保持一种“多元、开放和包容”的技术生态。

如果说未来10年全球竞争的核心变量之一是“算力结构”，那么真正决定胜负的，可能并不是单一技术节点的领先，而是一个国家能否在长期博弈中持续组织技术、资本与制度三者之间的协同能力。

*以上段落内容节选自郑永年教授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常务副院长方兴东所著《昇腾崛起》一书的序言，文章原载于《21世纪经济报道》，有部分删减。

“金融+制造+科创”，

以优势互补推动甬港融合发展

当前中国经济全面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甬港合作的战略价值愈发凸显。

甬港两地融合不能只是简单的要素叠加，而应实现分工协作的机制贯通。宁波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基础雄厚，应用场景丰富、应用技术转化能力强；香港则在源头创新、基础科研、国际资本市场以及国际化规则体系等方面具有优势。“香港研发、内地转化、国际资本、全球市场”的模式已在粤港澳大湾区实践中展现巨大潜力，同样适用于甬港合作。

一艘货轮停靠在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图源：新华社）

宁波可重点从五个方面深化甬港合作。

一是深化科创协同，形成“宁波+杭州+香港”创新三角。将宁波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丰富的应用场景、杭州的人工智能应用转化能力与香港的人工智能基础研究结合起来。

二是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优势，把“热钱”转化为“耐心资本”。宁波可借鉴粤港澳大湾区经验，探索形成“金融+制造+科创”闭环。

三是对接香港规则，深化制度型开放。宁波可在高等教育、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探索接轨香港国际化规则，通过体制机制创新破解壁垒，畅通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流动，推动规则衔接与标准互认。

四是把香港作为宁波企业“出海”的重要第一站。充分利用香港在跨境金融、涉外法律、国际仲裁等方面的高端服务资源，为宁波企业全球化布局提供服务。

五是拓宽“宁波帮”的概念边界，整合教育和人才资源。打破传统商界局限，吸纳海内外甬籍学术、科研人才参与家乡建设。

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不能只靠几个产业的迭代升级，必须推进整个城市的系统性升级。东亚经济体一些主要城市已完成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城市升级，这一发展路径值得宁波借鉴。

*以上段落内容选自郑永年教授接受宁波日报旗下新媒体“甬派”专访的内容，内容原载于“宁波科技”公众号。

中美合作与世界经济再平衡

中美两国经济实际上高度互补，

在AI领域也是如此

世界经济之所以难以实现平衡，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思路过度聚焦于几个大型经济体，尤其是中美两国。如果转换思路，通过中美合作推动世界经济整体发展，并在世界范围内扩大消费，世界经济再平衡是完全有可能的。

中美两国经济实际上高度互补。美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基础科研、金融服务、生产性服务业、软件，以及农产品和能源的大规模生产；中国则在基础技术、工业技术向应用技术转化，以及实体经济、制造业和软件等方面具有优势，同时对农产品、大众商品和能源存在大量需求。因此，无论双方如何竞争，都很难真正“脱钩”。

这种互补性在人工智能领域同样存在。美国走的是闭源、精英路线，中国走的是开源、大众路线。美国如果缺乏足够的应用场景，其人工智能泡沫可能破裂；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则具有性能较好、质量较高、价格较低等特点，也受到一些美国和欧洲企业欢迎。但由于政治因素，双方相互竞争、相互限制，彼此的技术和产品难以得到充分使用，这种局面有碍于人工智能的发展。

日本出资5亿美元加入美国AI国家项目（图源：共同社）

中美AI发展的差异化路径

从目前的发展来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更多倾向于同日本、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开展合作、形成联盟。因为这些发达经济体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能够承担美国人工智能大模型较高的使用成本；与此同时，日本、欧洲等经济体自身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存在一定不足，为了不在第四次产业革命中失去发展机会，也需要与美国开展合作。

与美国有所不同，中国人工智能目前更多面向全球南方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工智能走的是开源、大众化路线，因此更容易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相结合。与此同时，美国也在逐步向全球南方国家输出人工智能。

从这一角度看，美国目前主要通过与发达经济体合作来推动解决世界经济失衡问题，而中国则更多通过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合作来推动解决这一问题。两种路径虽然有所不同，但都可以放到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再平衡的框架下加以理解。

*以上段落内容选自郑永年教授在“2026亚太数智经济可持续发展创新周”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原演讲题目为《中美合作与世界经济再平衡》，发言视频原载于“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公众号。

本文作者

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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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钟 天

排版 | 许梓烽

初审 | 覃筱靖

终审 | 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