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朱令铊毒案】第三篇：第二次发病（下）

本文依据公开媒体报道、官方文件及当事人公开发言整理而成，目的在于呈现该事件的时间线和公开记录，文中不涉及对个人或者机构的法律定性，案件事实以权威机关正式文件为准。

一、怀疑的出现

在协和医院住院的时候，铊中毒的可能性层出现在医生的判断中。

光明日报在1998年报道时指出，神经内科主任李舜伟怀疑朱令是铊中毒，朱令的症状有多个特征和铊中毒相符，急性起病、肢体末端向近端蔓延的多发性神经病变、以往脱发史及无法用常规疾病解释的进行性恶化。

在神经内科的临床思维中，遇到不能确诊的周围神经病变时，毒物因素本来应该被考虑进去。李舜伟作为经验丰富的神经病学专家做出了判断，这一步，在当时中国的医疗环境下是很难做到的，铊中毒属于罕见病，绝大多数医生一辈子都不会遇到一例，能在这个会诊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说明李舜伟的临床直觉和知识储备都要比平均水平要高。

但是怀疑与确诊之间还存在很多中间步骤。

铊中毒的确诊需要接触史、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测三个条件的配合。

临床表现这一条朱令完全符合。1995年在北京，实验室检测必须把样品送到职业病防治机构，协和自身没有常规的铊检测项目，最关键的是接触史这条。

1995年3月清华大学出具书面证明，朱令没有接触过铊盐，朱令本人也向医生否认自己接触过铊盐。一个不承认有过接触的病人、一份能证明没有接触过学校的文件，使“铊中毒”诊断失去立足之地。

在临床逻辑上，接触史是中毒诊断的开始，没有接触史医生就无法说明铊是如何进入人体的，检测就没有了方向，李舜伟的怀疑被这堵墙挡回去了。

二、书面证明的性质

清华大学出具的这份书面证明，是本案医疗方面最有争议的文件之一。

它的基本内容是朱令没有接触过铊盐，出具单位是清华大学，时间为1995年3月，即朱令在协和住院期间。该证明被编入病历之中，医生在对患者进行病情评定时，要将其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

该证明是怎么来的，公开的记录中没有详细说明。它可能是学校根据医院要求出具的，也可以是学校主动提供的。其依据是什么，公开记录也没有说明。可以确定的是化学系确实使用过铊盐，铊盐是实验室常用试剂之一，一个化学系学生，在实验室课程中接触到过铊盐试剂，并不能和“接触了足以致病的剂量”混为一谈。证明所指的无接触史的具体含义，在公开记录里并不明确。

这份证明事后被反复提到，支持者认为它是例行程序，是学校对教学管理的正常背书，批评者认为它过早排除了本应继续追查的方向。本文无法做出任何解释，只能给出事实：1995年3月清华大学出具了这样一份证明，该证明记入病历，可能影响了医生的判断。

还有一点是这份证明出现的时候，是朱令住院、病情最危急的时期，医生们就病因争论不休时，一份学校开出的书面证明，恰在此时进入了病历。当时它只是一份普通的文件，事后的却被反复审视。它是否影响了医生的判断，公开记录没有定论，该证明成为后来三十年争议的一部分。

三、诊断的落定

1995年3月，协和医院诊断朱令为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神经根神经炎。

这是描述性诊断，是确诊前的过渡状态，医生接下来要做的是继续寻找病因，但是朱令病情恶化速度之快，没有给医生留出充足的时间去追查。

3月中下旬，她的病情变得危急，呼吸开始困难，吞咽完全不能进行，3月22日前后医生对她实施气管切开术，以保证呼吸道通畅，之后出现中枢性呼吸衰竭，转入ICU，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从3月9日入院，到3月下旬转ICU，前后不到三周，被搀扶着进入医院的女孩，成了靠机器维持呼吸的病人。

这里对那个诊断名称作简要说明。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神经根神经炎，起病急骤，播散性，病变分布广泛，脑脊髓神经根神经炎，病变同时波及脑、脊髓和神经根。此名称只说明了病变的部位和性质，并未涉及到病因，医学实践中的此类诊断属于病因待查的表达形式：医生已经确定了病变的存在与范围，但还需要进一步寻找原因，对朱令来说，这样的诊断意味着治疗只能是缓解性的，即营养神经、支持呼吸、控制疼痛。真正的病因是在一个月以后才被发现的。

四、医学的边界

协和医院的这段经历被简化为“误诊”，但误诊这个概括，掩盖了其中复杂的层次。

从程序上说协和检查是系统的、会诊是认真的、治疗是对症的，所有可以进行的检查都做了，能够想到的所有疾病都被排除。医生们没有松懈、没有敷衍，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超出当时医学认识边界的病例。

从结果来看，诊断是错误的，后果是灾难性的，铊中毒持续了5个月，从1994年11月到1995年4月，如果能早两个月确诊，朱令的预后就会不同，这个“如果”的分量谁都无法避开。

两层事实同时存在：医生尽到了那个时代所能尽的努力，而时代的认知边界，使得这份努力不能拯救病人。这不是给谁开脱，也不是给谁定罪，只是这起案件最令人生无望的地方。有些悲剧不是某一个人造成的，而是整个时代共同书写的结果。

五、病历里的记录

1995年3月，清华大学的书面证明被记入朱令的病历。

病历之后多次被复印、调取，成了医疗纠纷诉讼、申诉材料和媒体报道的重要依据，病历上所记录的每一个字，在后来三十年里不断地被引用、核对、争论。

1998年，朱令的父母起诉协和医院延误治疗，病历是主要证据，原告方认为协和在高度怀疑是铊中毒的情况下，没有坚持做铊检测。被告答辩是接触史不成立、没有依据。双方争论，都是根据这份病历展开。

1998年的诉讼，北京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最终的结论：不属医疗事故。该结论也成了争论的一方面，在当时的标准下，协和诊疗过程没有被认定为医疗事故，法医鉴定朱令伤残率100%。两个结论合起来，是这起医疗纠纷最沉重的一笔：治疗过程未构成事故，但结果是病人终身残疾。落差是时代局限与个人命运间无法弥合的深渊。

六、3月下旬

1995年3月下旬，朱令的病情最为危险。

此前她的症状主要局限于神经系统，3月下旬出现新的变化，病变影响到维持生命最一般性的功能——呼吸。

呼吸衰竭是铊中毒病程中最严重的并发症，铊对中枢神经系统造成影响，使呼吸中枢受到抑制，对周围神经造成损伤，之后会出现呼吸肌麻痹，病人不能自主呼吸。

医生在3月22日左右给她做了气管切开术，气管切开是为了建立一个稳定的气道，为呼吸机辅助通气做准备，手术之后她的呼吸道直接和外界相通，痰液需要定时吸出，每一次呼吸都靠机器的节律。

七、ICU

3月23日左右，朱令被送入重症监护病房。

重症监护室，重症患者集中的地方，1990年代的协和ICU是全院重病人最多的部门，24小时医护人员值守、心率监测仪实时显示患者的心率、血压、血氧饱和度等。朱令在这里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全身插满了管子，气管插管、胃管、输液管、监护导线。

转入ICU以后，她的生命体征多次出现危险，心跳多次濒于停止，血压要用药物维持，血氧饱和度在正常和危急之间反复波动，医院给家属发病危通知书。

病危通知书是医院在病人生命垂危时，向家属发出的正式通知。每次接到病危通知书，表示医生认为病人随时都有可能死亡，朱令父母多次在ICU门口接到了这种通知。

1995年3月底，协和医院ICU的走廊里除了朱令的父母，还出现过其他人。她的舅舅、姨妈、表姐等亲戚都来过。每个人带的东西不同：金钱、食物、安慰的话语，朱明新把亲戚带来的东西分给众人，他自己吃很少，那时候她体重减轻了很多，但自己没有意识到，多年之后回想起来，并不觉得饿，也不觉得累，只是感觉时间过得太慢了，每一分钟比一个小时还长。

八、门里门外

ICU的门就是故事里最重的一道门。

门内，朱令躺在病床上靠机器维持生命，门外的走廊里有她的父母日日夜夜守护着她，ICU不允许家属长时间陪护，探视时间很短，朱明新和吴承之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等每天的探视时间、医生出来通报病情。

据多家媒体报道，那段时间朱明新几乎没有合过眼，怕自己一睡着，女儿就离开了，吴承之在走廊来回踱步看表。医院工作人员认识这个守在ICU门口的家，有人劝他们回去休息，但他们摇头。

住院时朱令的同学来看过她。民乐队的队友、同班同学，三三两两地来。站在病房门口看着病床上插满各种管子的女孩，很少有人能说出完整的话，有同学带来她的琴谱放在门口让她看，有的同学带了她喜欢的磁带到病房里想让病房有一点声音，这些探望在公开报道中留下的痕迹很少，但它们真实地发生过。同学们走出病房后，在走廊上站一会儿后各自回去。1995年的春天，清华园内一切如常，只有少数人知道，有一个女孩正在病房里与死神进行着生死搏斗。

朱令清醒的时候无法说话，气管切开之后，她的气道与外界相通，发声几乎不可能，她只能用眼神和微小的动作来同家人交流。据公开报道显示，她曾用眼睛、手势向母亲表达过一种意思，那是她唯一关心的问题、也是母亲事后多次提到的事情：还能不能再弹琴？

九、弹琴

"我还能弹琴吗？"如果这是真实情况，那就是朱令在生命最危急的时刻的问题。

她的母亲没有回答，她转过身走出病房，在走廊里哭起来。

问题太沉重，它包含了21岁的女孩对自身处境的全部认识：她知道自己不能用手去控制自己，知道自己无法说话，但她仍有一线希望，希望这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希望自己还能回到琴凳前，弹出广陵散的开头几个音。

之后的日子，答案渐渐显现：不能！铊对周围神经的损伤不可逆。她的双手将会永远失去精细动作的能力，古琴、游泳、化学，构成她人生的这些东西，自1995年3月开始，将一个接一个地从她身上拿走。

朱令的父母多年后，在采访中多次提到ICU里的回忆。女儿清醒时会随着母亲的身影移动眼睛，他们相信她能听懂自己说的话。她不能作出反应，但她的眼泪会流出来，一个不能说话、不能动手指的人还能用眼泪来表达。这个细节没出现在任何官方文件里，只存在于父母的讲述中。本文转述它，是因为它是这个悲剧中最难以直视的部分。

十、治疗

ICU中，治疗以维持生命体征为主。

呼吸机辅助呼吸，营养由胃管供给，抗生素预防感染，药物维持循环稳定，对于病因本身，医院能做的很少。铊中毒的原因没有确诊，无法进行特效治疗，医生们能做的，是在找到病因前，先让病人活下来。

1995年3月下旬到4月期间，朱令在ICU中待了大概五周。这五周之内她的病情反复出现：体温上升、感染危险以及呼吸机参数不断变化的情况时有发生。每次病情通报，门外的父母都忧心忡忡。医院允许家属每天短时间探视，朱明新牵着女儿的手说家常话，谈论天气、家里事，说等病好之后回家，朱令无法回答，但她的眼睛会转动，看着母亲。这些细微的反应就成了朱明新活下去的理由。

走廊的灯整夜不灭，监护仪发出有节奏的声音，就像这个家庭的心跳悬在空中。多年以后，朱明新回忆起那段日子时还会说，那是看不到尽头的春天。春天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春天里发生的事情。这句话她后来在接受采访，说过不止一次。每说到这句都会停顿一下，似乎是在确认那个春天的存在与消逝。从此之后，ICU门外的走廊，成了她人生中最长的一段路。

她在那里度过的每一个夜晚，成了以后无数次申诉时沉默的背景。夜幕下的北京依旧如常，病房里那盏灯依然亮着。灯下等待，是这个家庭能为朱令做的唯一一件事，也是三十年来重复次数最多的事。

协和的医生没有停止追查，会诊继续，新的检查也接着安排，他们把这个病例当作一个单纯的医学难题去解决，只是时间不等人，朱令神经损伤每多一天就多一分不可逆。

1995年4月，朱令在ICU里度过了她生命中最危险的一个月。这个月里，她的父母、医生和同学等都在等待一个答案，没有人知道答案其实已经存在了很久，只是还没有人找到通往它的路。

十一、等待的尽头

4月上旬，出现了一个改变一切的转折。

四月的北京，春天已经到来了，协和医院院子里的大树长出了新叶。从ICU窗口看出去可以看到那棵树的一部分，朱令躺在病房里，不能看到窗外，她的世界变成了病床、呼吸机以及定时响起的监护仪声音，她父亲和母亲轮流在病房外面等候，等待着不知道何时会有的答案。这个答案不是医院内部产生的，而是来自于当时还很新鲜的事物：互联网。

朱令同学在网络上发出求救信息，这封信传遍了世界各地，收到了18个国家上千封回信，大量内容都是同一个判断：铊中毒。

1995年4月28日朱令的父母带着女儿的血液、尿液、脑脊液、头发样本去到了北京市职业病卫生防治所，在那里一位叫陈震阳的毒物检测专家，给出了该案等待了五个月的答案。

ICU里的等待，即将结束。

十一、1995年4月28日

样本分为血液、尿液、脑脊液和头发四种，这些样本是协和医院住院时采集，它们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检验的地方。朱令的父母向很多医院和机构咨询过，得到的答复大部分是不能检测，直到他们找到了北京市职业病卫生防治所。

职业病防治所，是专门从事职业病诊治工作的机构，主要服务对象为接触有毒有害物质的工人，这里有检测毒物的原子吸收光谱仪等设备，可以测定血液、尿液中是否有毒金属元素，在北京能做此类检验的单位很少，1995年的时候只有一两家。

接待他们的就是陈震阳，他是这间实验室的技术负责人，在毒物检测领域工作了几十年，是国内这个领域的资深专家之一。

十二、检测

陈震阳按职业中毒检测的标准程序对朱令血液、尿液样本中的铊含量进行测定，仪器开始运转，样本进入检测流程，结果出来的时候，实验室的气氛发生了变化。

朱令体内，铊含量远大于仪器正常测量范围，数值超过量程上限。要对样品进行稀释后才能得到读数，稀释后的检测结果仍然触目惊心。

检测的技术流程，略作说明。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铊时，先把样品消解处理，把有机物破坏掉，留下的金属离子溶液送入原子吸收光谱仪。仪器用特征波长的吸收来计算出定量的结果。此过程对样本量、操作精度有一定要求，最常用的是血液、尿液。朱令样本的检测结果表明，其含铊浓度超出了仪器的线性范围，为了得到准确的结果必须对其进行梯度稀释，稀释倍数越大，则含量就越高。当稀释后结果仍然远高于正常值时，实验室里的人就会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

陈震阳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讲述了当时的情况，他说做这么多年的职业中毒检测，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数值，朱令体内铊含量超过正常参考值一万多倍‌。

这个数字所代表的意思，需要用医学语言来解释，正常人群铊浓度多在 ‌0.5～2微克/升，铊的成人致死量为1克，10000多倍的正常剂量相当于体内含有可以多次造成死亡中毒剂量的铊含量，这样的中毒量不可能是偶然接触或者环境暴露引起。它只能来自一种途径，那就是反复的大剂量摄入。

需要说明的是，“两次中毒”的结论是陈震阳根据检测数据和病程分析得出的专业判断，此一判定，在以后的案件材料中得到了沿用。但是两次中毒之间的细节，即第二次毒物进入人体的具体方式、具体时间点，检测数据无法回答，那些细节属于侦查的范围。陈震阳的检测回答了是否中毒、中毒次数的问题，而侦查要回答的是谁、何时、如何的问题。前者有答案，后者至今没有。

十三、两次中毒

检测结果出来之后，陈震阳根据朱令的病程做出第二个判断：两次中毒。

判断的依据是毒物代谢规律，铊在体内半衰期约为一个月，如果朱令只在1994年11月中下旬中毒一次，到1995年4月检测时，体内剩余的铊应该已经很少，检测值应该接近正常，但是实际检测值远大于这个数值，说明第一次中毒之后又有一部分铊进入了体内。

此结论将朱令的病，由疑难杂症变成了蓄意中毒，一次中毒可以认为是意外，而剂量递增的中毒在毒理学上几乎只有这一种解释：有人在她不知道的情况下，多次向她投喂了铊。

检测后，陈震阳对朱令的父母说了一番话，此语被许多媒体引用，成为本案最著名的公开引语之一。

他指出，铊盐无色无味，剧毒，朱令的情况要么是自杀要么是他杀。

检测报告出来后，送至协和医院，协和医生们看到了之前他们排除的方向：铊中毒。报告数据同朱令病情发展完全吻合，可以作出确诊的结论。从这天起，朱令治疗方向发生根本性改变，由对症支持转为对铊进行解毒治疗。同时这份报告也成了后来刑事立案的主要依据。职业病防治所的一个检测报告使整个案子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它把一个疑难病例变成了一个刑事案件的开始。

无色无味，这四个字说明这事为什么能持续半年而不被发现，铊盐溶于水后没有气味，掺入食物、饮料、药品里受害者不能察觉，朱令经过长期接触而不知情，直到累积到神经完全崩溃才有所发觉。

不是自杀就是他杀，是毒物检测专家给出的最直接的专业判断，这点后来被公A部2007年复函确认，经过J方工作，已经排除了朱令自杀和误食铊盐的可能性。专家当时做出的判断，同官方最后确认的方向是一致的，陈震阳随即向朱令的父母建议：立即用普鲁士蓝解毒治疗，并建议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