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朱令铊毒案】第三篇：第二次发病（上）

本文依据公开媒体报道、官方文件及当事人公开发言整理而成，目的在于呈现该事件的时间线和公开记录，文中不涉及对个人或者机构的法律定性，案件事实以权威机关正式文件为准。

一、2月20日后

1995年2月20日，新学期开学，朱令回到清华住在了114室。开学第一周的时候，她就出现不正常的状态。寒假前生过一次病，大家认为是旧病复发。

表面看这周的生活和寒假前没有区别，但是身体内部正在发生的事却完全不一样，上次症状用了两周才从消化道发展到全身，这一次是按天计算，2月20日返校、2月27日双脚剧痛、3月上旬不能行走，返校后不到三周就瘫痪了。

1995年2月27日星期一，返校一周之后，朱令就出现了剧烈的双脚疼痛。剧烈疼痛开始于双脚，很快扩散，几日后扩展到双腿、腰部，之后遍布全身。

疼痛的性质，事后医学分析认为属于周围神经病变，铊中毒对神经系统造成的损伤，是从肢体末端开始，损害程度加重，向近端发展，朱令的症状表现与这个模式非常一致，但当时症状被当作来势凶猛的神经性疾病，或者干脆被当作“坐火车累的”、“着凉了”。

那几天宿舍的同学轮流照看她，有人帮她按摩双脚以求减轻疼痛，但是疼痛没有缓解反而加重了，有人建议她去医院，她说行，但没有动身，她的状态让室友产生不安：这一次与上次真的不一样。3月初，她已经完全不能起床，同学们坚持将她送进了医院，据公开报道显示，决定是在三月六日到七日之间做出的。

二、一周之内的蔓延

2月27日之后症状的传播速度超出所有人的预期。

3月初，她的双下肢已经不能自主活动了，站立行走已经完全不可能，紧接着双手就出现了问题，拿不住笔、握不住筷子、手里的东西掉落，三月十日前后，她出现末端神经炎的表现，手指的精细动作全部丧失。

按照天数来划分这段恶化过程，时间刻度很明确：2月28日她开始出现剧烈腹痛，比上一次发病时的腹痛还要严重，3月1日双下肢开始疼痛，误以为是因为坐火车返校而疲劳所致，没有告诉任何人，3月6日，双腿完全不能用力了，在同学搀扶下也不能站起。从2月27日双脚剧痛到3月6日无法站立只用了七天的时间，七天内一个会走路的女孩变成了不会走路的人。

3月12日前后新症状出现，说话开始含糊不清，她努力想要表达什么，发出的声音却模糊难懂，室友们凑近了才能听到她说的几个字，吞咽困难，喝水会呛咳，一位21岁的女孩，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从能走能跑的人，变成了需要别人喂饭、搀扶、听她含混说话的人。

第二次中毒时的速度是最大的区别，第一次中毒的时候脱发和消化道症状给了她两个月的缓冲期，第二次中毒神经系统症状直接出现，没有留给任何人反应的时间。

三、3月7日：就医

1995年3月7日朱令被送至医院就诊。

根据公开报道，3月7日她再次去医院，在之前的时间里，她已经在宿舍里住了将近一周，送她就医的是同学和家人，当她的父母赶到学校时，女儿已经无法站立，吴承之、朱明新将女儿送进医院，开始了新的求医之路。

这个家庭曾经失去过一个孩子，六年后妹妹朱令躺在病床上，全身疼痛不能说话。吴承之、朱明新守着女儿，没有人说出那个令他们都害怕的念头：这个家，难道还要再失去一次吗？医生们还在向神经系统疾病的方向努力，但对这对父母来说，女儿身体的每一次恶化，都在提醒他们五年前的记忆。

吴承之曾经无数次在清华的校园里走过，1987年送大女儿参加高考，1989年失去大女儿，1992年送小女儿入学，1995年3月他再一次走进清华，却是来接病重的女儿去医院，这所学校同这个家庭之间的缘分，始于快乐、终结于痛苦，我们叙述者是从事后角度进行的联想，但当时吴承之和朱明新并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些，他们只想一件事：救女儿。

这次的求医同上一次有本质的不同，上一次，症状为腹痛、脱发，方向不明确，医院按照消化系统处理，这次是神经系统性的：剧痛、瘫痪、言语障碍，任何一个医生看到这样的症状组合，会立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意识到严重性和找到病因并不是一回事。

3月9日，朱令被转到协和医院，她在神经内科做系统检查。

四、宿舍的最后一幕

3月7日这一天，114室的成员帮朱令收拾好住院所用的东西，洗漱用品、换洗衣物、日常喝水的杯子，谁也没有想到这是朱令以学生身份最后一次离开宿舍，她再也没有回来上课，也再没有住在这里。

收拾东西的时候，宿舍里的气氛是压抑的，有人帮忙装包，有人站在门口，没有人说太多话，朱令被同学架着走出宿舍楼，楼道里的人给让开路，她的母亲朱明新已经在楼下等着了，从宿舍楼到校门口这段路程，是她最后一次用自己的双腿走完的路。从此以后，她的生命只能在病床上度过。

114室的床铺，此后很久没有人，朱令的琴谱、课本、水杯都在原来的地方，宿舍里没有人去动它们，就像她只是暂时离开了一样，随时都会回来。而“暂时”的错觉在宿舍里持续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直到四月底，她的父母提出查封宿舍物品时，这个宿舍才真正进入了另一个故事中。

1995年春天，第一个转折点，3月7日这一天朱令离开清华的宿舍，两天后她住进了协和医院，从那以后，她的身体会以更快的速度滑向深渊。

几个月后朱令的父母再次来到114室，收拾女儿留下的物品，这一次宿舍里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先后被警方、学校查看过了，他们拿走的是琴谱、课本和衣物装进纸箱里，离开的时候，朱明新回头看了看空荡荡的床铺，那一眼就是这个家庭与这间宿舍的正式告别。

把这周的时间线完整地列出：2月20日返校，当天不适；2月21日至26日卧床、饭由室友带回，2月27日双脚剧痛，2月28日腹痛加重；3月1日双腿疼痛；3月6日无法站立，3月7日就医；3月9日住进协和，时间线是朱令案中最重要的一条时间线，准确标明了第二次中毒发生的过程。

陈震阳后来将第二次接触毒物的时间，确定在了2月20日到24日之间。宿舍里发生了什么，没有人亲眼看到。但这条时间线所记录的事实就是从返校到瘫痪只有八天，而八天之前她还在家里度过了一个平静的寒假。也就是说，朱令身体崩溃与回到学校的行为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五、3月9日，协和医院

协和医院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在中国医学界的地位不用多说。1990年代，协和医院成了疑难杂症患者的最后一站，全国各地无法确诊的病人都被转到协和，朱令的父母选的是上次走过的老路：托关系、找熟人、争先住院。

接诊的神经内科，当时的神经内科主任是李舜伟，一位有几十年神经病学经验的医生，后来多次接受采访留下的有关此病例的公开说明的就是李舜伟，这些说明属于本案医疗方面最重要的材料之一。

朱令入院时，症状清单是双脚剧烈疼痛、双手发麻、双腿无力、行走困难、说话含糊、吞咽呛咳。任何一个神经内科医生见到这份单子，首先想到的是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必须尽快确定病因。

六、检查的开始

住院以后，协和医院给朱令做了一系列神经内科检查。

检查项目涵盖了当时协和医院可以开展的主要方式，脑脊液穿刺，对脑脊液中的细胞数、蛋白含量进行检测，头颅CT及磁共振成像来发现颅内占位、结构异常情况，肌电图检查周围神经、肌肉的电生理状况，血液常规与生化检查包含感染、免疫、代谢各方面。

检查结果绝大多数无明显异常，或者仅是非特异性的改变，脑脊液基本正常，影像学未发现占位病变，血液指标不提示已知的疾病。医生面对的，是常规检查没有查出任何问题，但是症状严重的病人。

这种情况在神经内科并不少见，神经系统疑难病，本来就是医学各科最难确诊的领域，医生们按照常规的思路去逐一排除脑炎、脑膜炎、脊髓炎、格林-巴利综合征，每个候选疾病都被检查结果否定，或者不能完全吻合。

七、病情迅速恶化

住院期间朱令的病情并未因得到医疗护理而稳定，反而持续恶化。

入院时在搀扶下尚可活动，几天后完全卧床，双手麻木，渐渐发展到不能拿东西，说话从含糊不清变成几乎不能成句，吞咽困难加重，进食、进水都需他人帮助，疼痛由双脚扩展到全身，她基本不能安睡。

她的父母整日守在医院，朱明新向单位请假长期，吴承之也放下手中的工作，两个人轮流照看病房，一个人留在病房里照顾病人，另一个人回家处理家务，这是这个家庭第二次面对女儿严重的病情，但这次比上一次还要严重，上次女儿还能说话、表达，这次连一句完整的话都不能说了。

1995年3月，协和医院神经内科病房里住着很多病人。朱令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医生查房时，在她床前停留的时间比其他病床多。她的病历越积越厚，上面写满了每天的症状变化，疼痛范围、肌力分级、言语状态、吞咽情况。护士们私下里说这个女孩太可惜了，“可惜”在当时的语境中只是朴素的同情，没有人知道它的分量。多年后，护士们的这句评价又被媒体重新提起，成为那段时间最常被引用的旁观者声音之一。

八、医生们的努力

协和的医生们没有放弃。

根据后来的公开报道，神经内科组织过多次会诊，邀请院内外相关科室的专家一起讨论该病例，血液科、免疫科、消化科的医生都看过朱令，每次会诊都会提出一个新的假设，并安排一次新的检查，每一个假设都被认真地加以验证，然后又被检验的结果所否定。

李舜伟后来在公开说明中回忆了这段过程，他当时查了所有的病，这句话是理解这一段历史的关键，不是医生不努力，而是他们的知识体系里没有铊中毒这个选项。由于中国医学界很少有这种病例的记录，所以不会列入鉴别诊断的常规项目之中，没有人专门提出这个可能，再多的会诊也只是地图外打转。

协和的鉴别诊断中，第一个考虑的疾病是格林-巴利综合征。它是一种自身免疫性周围神经病，其主要症状为逐渐出现的肢体无力，严重的可波及呼吸肌。朱令的症状与之有相似之处，但是又不完全相同：格林-巴利一般不会伴随剧烈疼痛，而朱令的疼痛是首发且剧烈的。医生反复权衡后，由于不符合全部症状才没有采纳该病。类似的排除过程，在脑炎、脊髓炎、多发性硬化等候选疾病上一再上演。每一个候选认真的考虑，又被部分否定，鉴别诊断的清单越来越少，答案却越来越远。

九、一个被忽略的可能

协和住院期间曾有过关于铊中毒的怀疑。

病房里度过的日子很漫长。协和住院生活，是朱令人生的一个分界点。病房中没有琴声、泳池、实验台。每天她所面对的是查房、检查、治疗，她的病房在神经内科的病区里，同病房的病友大多是老年人，一个21岁的女孩在这里显得十分突兀，母亲租住在医院附近，早来晚归。母亲带来饭吃不了几口，吞咽困难致使水都喝不下去，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后，病情加重到要住进重症监护病房的程度。

光明日报1998年报道说，李舜伟本人曾怀疑朱令是铊中毒，这个怀疑的来源，是朱令的症状组合与铊中毒临床表现高度吻合：多发性神经病变、脱发史、不明原因的进行性恶化。

但是怀疑没有转化为确诊，原因有两方面。

协和没有做铊化验，由于进行检测需要用到专门的仪器和技术，而综合医院一般不会把这样的检测作为常规检测项目来进行，做还是不做，完全取决于临床医生是否将铊中毒列为鉴别诊断，并且坚持检验。

接触史问题，1995年3月，清华大学出具一份书面证明，称朱令没有铊盐接触史，该证明被记录在了朱令的病历上，在患者否认接触、学校证明无接触史的情况下，铊中毒的怀疑失去了最重要的依据，因为没有接触不会产生中毒的现象。

两者结合起来，铊中毒的怀疑停留在怀疑阶段，没有进入检测，协和医院给出的诊断是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神经根神经炎，属于描述性诊断，即指急性起病、累及脑、脊髓及神经根、性质待定。

十、诊断的代价

"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神经根神经炎"，在当时条件下能够给出的最接近的描述，它正确地说明了病变范围，但是没有对病因作出回答。

病因的答案存在于朱令的血液、尿液和头发中，每克组织里都含有数百微克，只要做一次铊检测，答案就会显现出来，但是没有。原因不是某个人的恶意，而是整个链条环节的共同缺失：罕见病知识盲区、检测能力分工、接触史书面否认。

事后回想，协和住院这段时期，是朱令获得正确诊断的最后机会窗口。从3月9日入院到4月28日确诊，在协和住了一个月多的时间，她的神经系统损伤每天都在加重，每延误一天，不可逆的损害就增加一分。

3月9日，朱令被送进协和医院的时候，还能在搀扶下走路，几个月后她离开医院时，已经不能自己呼吸了。

信息来源：本章涉及的时间线与事件经过，均来自公开媒体报道，包括但不限于：新黄河报道、光明日报1998年报道等。李舜伟医生的相关说明见公开报道。读者可自行检索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