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麝香之路”是如何连接吐蕃与中亚的？

近日，“走近敦煌：新时代敦煌学研究丛书第二辑新书首发”举办，这一活动由浙江古籍出版社主办。

“新时代敦煌学研究丛书”是一套全面反映敦煌学各个领域最新学术研究成果的丛书，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学、社会、艺术、科技、文献、宗教、建筑、哲学、交通、传播等方方面面，旨在推进敦煌学研究，展现新时代敦煌学的研究水平。丛书第二辑共五种，分别是张惠明《从昆仑到鸣沙：中古西域佛教艺术史与图像学》、武琼芳《隋时风尚：敦煌石窟隋代供养人服饰》、武绍卫《抄经：敦煌佛教文献的写本学研究》、孟彦弘《文献与史事：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中古史探研》、沈琛《四方来盟：七至十世纪吐蕃与周边地区关系史研究》，内容覆盖佛教艺术、石窟服饰、写本学、中古史、吐蕃交流史等多元方向，持续填补敦煌学细分领域研究空白。

活动现场，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副总编辑叶国斌表示，丛书第一辑、第二辑均立足学术前沿、各有侧重、互为补充，集中展现新时代中国敦煌学的整体研究水准。未来浙江出版将持续打磨敦煌学术精品，以专业出版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丛书主编荣新江系统阐释整套丛书编纂规划，厘清两辑定位：第一辑围绕多元细分领域产出前沿新论，奠定丛书前沿化学术底色；第二辑紧盯当下敦煌学新兴热点与创新研究方法。他详细介绍第二辑各书的作者与内容，指出丛书坚持多学科交叉性与前沿性，着力搭建老中青接续传承的敦煌学学术梯队。荣新江透露，丛书第三辑组稿工作已同步启动，多批次前沿研究成果正在持续征集、打磨，整套丛书将形成长效可持续的学术出版体系，走近敦煌，占领敦煌学研究高地。

武绍卫结合个人专著《抄经：敦煌佛教文献的写本学研究》，分享敦煌写本学研究新路径，对中古时期抄经活动的制度设计、执行细节等论题进行了创新性的剖析；沈琛以《四方来盟：七至十世纪吐蕃与周边地区关系史研究》为核心，依托多语言史料，讲述吐蕃与中原、河陇、于阗、中亚、南亚等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互动，还原中古丝路多民族交往交融的真实历史图景。两位青年学者结合自身研究，畅谈当前敦煌学发展热点，探索专业学术著作轻量化、大众化传播路径。

公元七世纪中叶，松赞干布统合青藏高原，吐蕃王朝迅速崛起。八世纪下半叶，吐蕃夺取河西、陇右之地，与回鹘二分西域，降南诏，据勃律，势力臻于极盛。吐蕃的崛起改变了当时亚洲的格局。《四方来盟：七至十世纪吐蕃与周边地区关系史研究》正是以这一历史进程为背景，以吐蕃对外关系史为切入点，展开系统而深入的专题研究。书中广采多语言史料，突破传统王朝史叙述的局限，将吐蕃置于内陆欧亚互动网络的核心枢纽位置，依次考察吐蕃与中原、河陇、于阗、中亚、南亚等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互动，既关注战争与盟会等宏大政治事件，也细腻呈现了商旅往来、使节交聘、宗教传播、技术交流等日常交往细节，着力建构了一个以吐蕃为主线的、成系统的对外关系交往史框架，并最终呈现一个文明交融、经济互通、文化共生的内陆欧亚繁荣场景，为理解中古时期亚洲整体历史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和坚实的实证基础。

以下内容节选自《四方来盟：七至十世纪吐蕃与周边地区关系史研究》，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四方来盟：七至十世纪吐蕃与周边地区关系史研究》

作者：沈琛

版本：浙江古籍出版社

2026年8月

麝香之路：吐蕃与中亚的商贸往来

关于吐蕃的麝香贸易，学界关注不少，安雅·金（A.King）所著的《天国花园之香：麝香与中古伊斯兰世界》一书更是对吐蕃与伊斯兰麝香和香料贸易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此处仅作简要交代。

在伊斯兰史料中，吐蕃常常被描述为麝香之国。例如928年左右成书的古达玛的《税册及其编写》记载，亚历山大东征时，吐蕃人曾经送给亚历山大四千维格尔的赤金和麝香，这虽然是杜撰，但能够反映黄金和麝香在吐蕃对外商品输出中的地位。

311年左右的粟特文古信札中提到粟特人往撒马尔罕贩卖的商品中就包括了大宗的麝香，这是最早的关于麝香长途贸易的记录。约在4—5世纪的笈多王朝，印度也开始使用麝香。5—6世纪时，麝香已经在萨珊波斯广为人知，这一时期麝香由波斯湾传入阿拉伯地区。大食的征服战争推动了物质文化的交流，麝香、樟脑、龙涎香等香料开始大量传入近东地区。

麝香最早被认为产自印度，最晚到9世纪中期，阿拉伯人已经认识到麝香产自吐蕃和中原，黑衣大食的宫廷御医伊本·马萨瓦（777—857年）在他的文章《单方医药珍宝》中对于麝香有明确的记载。在这篇文章中，他将麝香列为五种主要香料之首，其他四种是龙涎香、芦荟、樟脑和藏红花，并详细介绍了麝香的产地、贸易路线：

麝香，根据其品质优劣有很多种，最好的是粟特麝香，从吐蕃运到粟特，被驮卖至其他地区。其次是印度麝香，从吐蕃运到印度，然后到达提䫻，再通过海路运输，由于系海上运输，其品质劣于前者。还有中国麝香，由于在海上贮存的时间较长，故其品质劣于印度麝香。也有可能其优劣差别是由于最初的草地不同之故。最好的麝香是产自一种名为al-kandasa的草地中，分布于吐蕃或者箇失密。次优的是产自调香师所用的甘松的草地上，分布于吐蕃。最次的产于名为“苦味”的草地上，这种植物的味道与其根部是麝香的味道，但此种麝香味道要更加燥烈。

此外，文章中的次要香料之首甘松，也主要来自吐蕃，“次要香料。甘松，有许多种，最好的是印度甘松。……这是一种从印度购来的草，它长于吐蕃的土地上”。但是阿拉伯人对于麝香来源并不清楚，认为是采自瞪羚。我们可以由此确知吐蕃麝香销往西方的两种途径，其一是粟特商人从陆上运输，其二是经由印度的港口提䫻从海路运往中东与近东。

粟特商人在麝香陆路贸易中的重要性也见载于其他地理学著作，10世纪的《道里邦国之书》提到：“粟特人拥有产自吐蕃和黠戛斯的麝香，从此地运往其他大都市。”10世纪上半叶，阿拉伯人对吐蕃麝香的产地有了更清晰的认识，10世纪初的阿布·赛义德在《中国印度见闻录》第2卷对吐蕃麝香的产地和采集方法作了清晰的说明：

我们见到一个游历过中国的人，他告诉我们，他曾经遇到过一个驮着一皮袋子麝香的人。中国和吐蕃产麝香之地相邻，汉藏居民各采靠近其地盘的麝香。这人说他从撒马尔罕徒步走来，沿途经过许多中国的城镇，才到达尸罗夫商人聚集之地的广府。他说中国麝香鹿生息的地方，实际上是在与吐蕃完全没有间隔的土地上。中国人猎取自己这边的麝香鹿，吐蕃人则猎取他们那边的麝香鹿。 可是吐蕃出产的麝香比中国的更好，其中两个原因。首先，生长在吐蕃境内的麝香鹿吃的是甘松，而中国这边的麝香鹿是以其他草木为食材。另一个原因是吐蕃人把麝香鹿的腺囊原封不动地保存起来，而中国人则把到手的麝香弄得失去了原来的质地，加上从海路辗转运输，又难免不受潮。如果中国人把麝香保存在腺囊里，装在小瓷罐里密封起来，那就可以像吐蕃的麝香一样，完好无损地运到大食去。

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学者失哈不丁·奴瓦叶里（1279—1333年）编著的百科全书《博雅技艺之终极目标》中引用了980年左右写成的《新娘的口袋与灵魂的芳香》一书，其中提到：“麝香有很多种类，最好的麝香是产自Dhūsmt，然后被带到吐蕃，中间两个月路程，之后被运到呼罗珊。”由于阿拉伯语不写短元音，原译将“Dhūsmt”误转作“Dhūsamt”，其实“Dhūsmat”是藏语“mdosmad”的音译，即朵思麻。

麝香的产地位于吐蕃东境与汉地、南诏交界处的朵思麻，因此除了吐蕃、汉地，南诏也是麝香的重要来源，回历237年（851—852）成书的《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了蒙舍（即南诏）王国，“他们是白人，衣服类中国，产大量麝香。……其地所产之麝香质量最佳且疗效极佳”。

麝香作为吐蕃的主要商品，对于大量使用香料的大食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它们通过海路与陆路分别运往西方，这条麝香之路成为吐蕃与伊斯兰世界联系的最主要的渠道，由此产生了跨越帕米尔与喜马拉雅山的人员流动与知识交流，对于吐蕃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意义巨大。

原文作者/沈琛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