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干部为多名罪犯提供现金、手机等违禁品，收现金1.4万获刑1年

管监狱的把自己管进监狱！湖北襄阳，监狱狱侦科科长借出入监区便利，10年间替犯人传递现金12次共计15.8万、19次为犯人提供手机，收受犯人1.4万好处并瞒报，致多名不符条件者获减刑，襄阳铁运法院一审判处其滥用职权罪，处有期徒刑1年、缓1年2个月，违法所得上缴。

（案例来源：大河报，人物为化名）

2006年1月袁某就任某监狱狱侦科科长，后兼工会主席，手里有进出监区、对接犯人考核材料的常规权限。

按《监狱法》和司法部《罪犯会见通信规定》，现金、手机、未受控通讯工具一律属监内违禁品，罪犯通话仅限亲属监护人、每月不超一次、民警现场监管，任何干警不得私自捎带。

袁某对这些红线门儿清，却反过来把红线当创收通道，运作模式很固定：把自己的建行尾号0151银行卡和私人手机借给犯人，外头关系人往卡里打钱，袁某取现带进监区交割；手机则在监舍角落给犯人单线联系外界。

2013年4月他先把卡和手机交给犯人孙某刚，2013年6月至2014年7月孙某刚9次用他手机联络安某学、冷某川，对方分次存进12万，袁某取现带进监区递给孙某刚，孙拿去赌博、买违禁品，事后塞给袁某1万元“辛苦费”。

袁某对监狱内藏有现金、使用手机等事实一律隐瞒，孙某刚2014年7月28日顺利裁定减刑9个月。

2015年8月同一套路再来：孙某刚请托，乐某欢往卡里存2万，袁某取现传给犯人彭某毛，收0.2万，彭某毛2015年11月27日减刑1年。

另一条线从2014年9月扯出：王某请托给犯人龚某强传现金，袁某提供银行卡，王某存入1.8万，袁某2次给龚某强手机、取现1.8万送达，收0.2万，龚某强先后于2015年11月减刑8个月、2017年9月减刑6个月。

此外，最早一条线在2006年1月就已启动，犯人胡某洋8次借袁某手机在监内使用，袁某始终瞒报，胡在2007年1月至2016年8月间7次获减刑。

综上，从2006年到2016年，袁某十年间累计：传现15.8万、供手机19人次、收犯人现金1.4万、牵连4名犯人、促成十余次违规减刑。

2026年8月13日前后，襄阳铁路运输法院公布一审判决书，法院认定的事实与公诉一致：袁某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违反监规利用职权为犯人提供违禁品，收钱瞒报致使不符减刑条件者减刑，破坏监管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构成滥用职权罪。

袁某自动投案、如实供述属自首，违法所得已追缴，认罪悔罪，无再犯危险，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2个月，1.4万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

这案子量刑看着轻，但定性一步没让。

第一，定滥用职权罪而非受贿或徇私舞弊减刑罪，是法院在法条竞合里挑了更贴的那条。

《刑法》397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致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重大损失，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徇私舞弊犯本罪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

袁某收1.4万未达受贿罪一般立案关注的大额档（且赃款全追），核心恶不在“收钱”而在“用权破坏监规+瞒报造假+间接促成减刑”，可以直接适用刑法第397条徇私舞弊条款。

若单定401条徇私舞弊减刑罪，主体须是“司法工作人员”且行为聚焦“予以减刑”动作本身，袁某不直接签减刑建议，定401条反窄，所以法院以397兜底，逻辑更稳。

1.4万在397里不作定罪门槛，而作徇私舞弊情节与违法所得双重评价。

第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这一要件靠三条事实链锁死。

一是违禁品实际流入监区（15.8万现金+19次手机使用，有银行流水、通话记录、犯人供述三角印证）；

二是减刑裁定书基于“认罪悔罪、无违规”假象作出，袁某瞒报是假象必要条件；

三是狱侦科长本职正是查违禁品防违规，知法犯法比普通干警捎带危害倍增，符合两高渎职解释“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入罪标准。

缓刑不是因为危害小，是因为自首+全退赃+未再犯危险，依法可缓，不等于行为轻微。

第三，1.4万追缴上缴和“收钱不多却判实罪缓执”不矛盾。

渎职罪算的是职权滥用损失，不是手续费多少；1.4万是违法所得走《刑法》64条追缴，刑期走397条评价，两笔账分开结。

若袁某没自首、没退赃、仍任原职，同等事实大概率实刑一年以内；本案把“主动投案+全退+悔罪”三项从轻用足，才落到缓一年二个月，给基层干警留了“主动交代可从宽”的示范，但没给“帮犯人捎东西只算违纪”留口子。

写这条不是替袁某叫屈，狱侦科长把建行卡变监内提款机、把私人手机变犯人外联终端，十年四名犯人拿违规减刑当奖励，1.4万只是水面上的脏钱，水下是减刑假释公信力被掏一块。

判处缓刑可以讨论，但“滥用职权”四个字钉死，意味着监狱干警哪怕收一块钱捎一次手机，只要瞒报致减刑结果失真，就不是内部纪律处分能消化的事，而是刑事渎职。

对于从事这行的人来说，下次再有家属递烟说，帮带个手机进去看娃，一定要坚决拒绝，拒掉的不是人情，是缓刑和公职两头。

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