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博古李德战略战术失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而长征,在红军长征途中,新桂系二把手、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老蒋气得跟老白在电报里唇枪舌剑,吵得针锋相对不可开交。
据程思远先生所著《白崇禧传》和李涛著《大围追:国民党军围堵红军长征揭秘》(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1月版,全国政协《纵横》杂志2012年第二期有节选)记载(本文黑体字均出自这两本著作),白崇禧对老蒋借追赶红军之机“顺便”收拾各方军阀,可谓洞若观火,所以不但桂系以自保为主,他还给原先的劲敌、南天王陈济棠出主意应对老蒋,把老蒋气得七窍生烟但又无可奈何,但也够老蒋恨他一辈子了。
在追击红军问题上,白崇禧与蒋介石的矛盾,我们从两份电报中就能看出来有多激烈而不可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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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2月12日,红军全部安然离开广西地盘,蒋介石从南昌发给白崇禧一份措辞严厉的电报:“共军此次西窜,势蹇力竭,行将就歼,贵部违令开放黔川通道,无异纵虎归山;数年努力,功败垂成。设因此而死灰复燃,永为党国祸害,甚至遗毒子孙,千秋万世,公道之谓何!中正之外,其谁信兄等与匪无私交耶?”
白崇禧跟蒋介石政见不合以致刀兵相见不止一次,所以收到老蒋的电报后毫不客气地反唇相讥:“职部仅有兵力十五个团,而防线达千余里,即竭尽全力,亦不足以阻挡朱德、彭德怀狼奔豕突之势。反视钧座手握百万之众,集中兵力于新宁东安,不乘其疲敝未及喘息之际,一举而围歼于宁远道县之间,反迟迟不进,得无以桂为壑耶。职诚惶惑,愿钧座有以教之。”
老蒋可以称李宗仁为“德邻兄”,有时候甚至放下身段在电报中跟杜聿明、胡宗南、范汉杰等司令甚至军长师长称兄道弟,但对白崇禧在正式场合和书信电报中总是称其官职而不称“健生兄”,在日记中称其为“白某”,据说还私下里给白崇禧取了一个绰号叫“老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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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地说,白崇禧在政治上有些短视,但在战略战术方面,还是颇有造诣的,当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出来的高级将领,一直处在国民党阵营的陈诚、李树春(参谋次长)、秦德纯(国防部次长)、熊式辉、顾祝同、刘峙、薛岳、吴逸志、罗卓英、马法五、周至柔等人,似乎在军事才能方面,都不及第三期步兵科的白崇禧,老蒋虽然勉强能算“保定系师兄”,但他上的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在学校没跟白崇禧见过面,交情也就无从谈起。
老蒋只能算“半个保定系”,但保定系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比黄埔系职位高,那却是有目共睹的,我们看上面的名单,就会发现黄埔系只能给保定系打下手,两任“参谋总长”,各地“行辕”、“剿总”主任和总司令,大多出自保定系,即使到了台湾,保定系也没断了来往。
白崇禧不顾李宗仁劝阻去了台湾,处境十分艰难甚至危险,但属于老蒋嫡系的顾祝同,依然敢跟白崇禧保持联系,这说明白崇禧在为人处世方面,也不是乏善可陈,当年的保定同学,也不是一点感情都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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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去台湾绝对是个错误,如果他一直跟在李宗仁身边,回来的级别也不会低,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对红军长征还是有一点帮助的。
第五次反围剿还没开始,白崇禧就基本判断出了大致结果,他对对李宗仁、陈济棠分析说,蒋军五次“围剿”,将采取德国军事顾问提出的建议,把过去的纯军事战改为总体战,从点线作战发展到面的作战。在兵力部署上,蒋军的主力集中在北路总指挥顾祝同、东路总指挥蒋鼎文手中。窥其意图,企欲力逼红军南下,随后中央军跟踪追击,借此统一西南,达到其一箭双雕之目的。
国民党军队中有德国顾问乔治·佛采尔和汉斯·冯·西克特,红军中也有一个李德(奥托·布劳恩),国民党采用德国的分进合击战术,红军以堡垒对堡垒硬刚,在兵力、火力诸方面都处于劣势,撤离中央苏区基本已成定局,白崇禧为了防止老蒋的中央军趁机进入两广,就跟陈济棠暂时放下仇怨,准备联手应对老蒋。
白崇禧虽然号称小诸葛,但似乎并不是陈济棠对手:“陈济棠素以骁勇善战而著称,当时桂系军队强悍无比,又有白崇禧指挥,更是目空一切,但却数败于陈济棠之手。1929年蒋桂战争后,败退回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倾全桂之兵向广东进攻,粤军徐景唐率第五军在广东起兵响应,直逼广州。陈济棠以保境安民为号召,动员全部粤军同桂军决战。他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大败桂军,并乘胜追至广西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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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军阀为抢地盘而发生摩擦很正常,但面对老蒋的咄咄逼人,他们只能抱团取暖。
两广之间有争斗也有合作,陈济棠之前掌握广东大权李济深原本就是广西人,跟新桂系的关系很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广东出钱,广西出人,在对抗老蒋的时候配合得很好,后来是老蒋极力扶持广东本土人陈济棠,这才拆散了粤桂联盟,陈济棠和白崇禧狠狠地打过几仗。
不管是三国争霸还是军阀混战,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陈济棠虽然比较倾向于老蒋,但那也只是相对而言,也就是比李济深“听话”一点而已,牵扯到广东核心利益,陈济棠也是可以跟白崇禧放下成见的。
陈济棠拥蒋反桂而成为“南天王”,但他也最怕蒋介石再用别人来搞掉自己,所以中原大战后期,他开始对桂军放水,并任由其退回广西, 然后派出密使与李宗仁、白崇禧联系,虽然没有重新签约,但粤桂联盟基本已经有了恢复的趋势。
第五次反围剿之初,陈济棠就给部下定了规矩 :“今后与红军作战要特别慎重,各部均以固守为主,不要轻易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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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4月28日,国民党军攻占了素有中央苏区“北大门”之称的广昌,然后集中了四十多个师的重兵,步步为营向南推进,企图把红军压入广东境内,数十万中央军紧随其后,把跟红军打得各有损耗的粤军也顺便收拾掉。
陈济棠能坐上“南天王”宝座,自然非泛泛之辈,他马上把过去的死对头白崇禧请来广东共商大计,实际是想让老蒋的宿敌白崇禧一锤定音,白崇禧也毫不客气地在广东军参谋长以上军官会议上进行分析:“就目前形势而言,蒋介石采纳了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对‘共军’采取了碉堡政策,使‘共军’的根据地逐步缩小,如果‘共军’继续留在江西,将会遭到防地越缩越窄的失败危险。如果要求生路,必须突围。至于‘共军’突围的方向,以走湖南和广东的可能性较大。突围的时机,我估计在秋冬之间,那时正是农民收获季节,可以解决粮食问题,否则千里携粮,为兵家所忌。”
陈济棠赞同白崇禧的判断,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健生兄分析得极是,‘共军’从粤境突围,能否堵住他们尚未可知。如果堵住了,我们的实力也要耗去十之七八,蒋介石收拾我们易如反掌;如果我们不能堵住,蒋介石便会驱军掩杀过来,我们同样难免厄运。”
面对进退两难的陈济棠和粤军将领,白崇禧不紧不慢地说出了自己的谋划:“就目前的处境而言,当侧重一个‘防’字。置重兵于边界各线,广筑坚固工事,达到让‘共匪’知难而退、寻找新的突围方向的效果。最好让共产党觉察你的意图,如能彼此心照不宣而各行其是,当为上乘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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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这番话说得比较隐晦,但陈济棠一听就明白,白崇禧所说的“察觉你的意图”指的是指与红军谈判,而且除了谈判之外别无他途。
既然决定了谈判,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多了,在白崇禧估算红军行动的“秋冬之间”到来之前,陈济棠派出一个称为“李君”的代表,秘密赴苏区面见朱总司令,要求举行秘密谈判。
时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何长工回忆:1934年秋天,陈济棠派一位姓李的代表来到中央苏区表达谈判意向,朱总司令跟陈济棠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回信,对他晓以大义,周副主席指定何长工、潘汉年作为红军代表,带着朱总司令的亲笔信入粤谈判,并达成了如下五项协议:“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三,解除封锁;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粤军,粤军撤离四十华里。红军人员进入粤军的防区用粤军护照。”
《白崇禧传》对此事也有详细记载,但参与方还多了川军:“白崇禧在会谈中强调指出:‘蒋介石现在决定以剿共谋统一西南的计划,一石两鸟,想入非非。我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否则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后来彼此建立了这样的谅解:红军就假道西南长征,川桂应尽可能地予以过境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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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蒋利用追赶红军的机会,确实“解决”了一些军阀,但对川、粤、桂、滇诸系的计谋基本都没有成功,这也跟白崇禧当年那“一计”有关,后来不管白崇禧如何转向,老蒋都耿耿于怀,一直跟白崇禧“合不来”。
当然,即使没有白崇禧的建议,红军长征也必将胜利,但白崇禧建议陈济棠与红军谈判,对国民党军队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也破坏了老蒋一箭双雕企图,读者诸君看了相关人员著述,对白崇禧当年的分析与建议,又会作何评价?在您看来,白崇禧的战略战术水平,是不是比陈诚、顾祝同等保定军校同学略胜一筹?白崇禧与蒋介石在电报中互相指责谁占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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