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信托避税之争：一场错位的批评与被忽略的本土实践

作者：陈野观

离岸信托个税新规发布后，市场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境内民事信托：有专业文章提出，近亲属担任受托人的特殊民事信托，可以成为股权传承的重要本土路径。也有文章针锋相对地提出质疑，认为民事信托不过是“找个亲戚代持“，合规性、财产隔离、税务处理都站不住脚。

两篇文章、一场隔空对话，折射出当前民事信托领域的认知断层。本文试图把这场争论拆开来看——哪些批评站得住脚，哪些是对本土实践的不了解，以及争论背后真正的制度逻辑是什么。

01

争论的缘起：两篇文章的对读

2026年7月，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21号公告，对离岸信托的个人所得税做出系统性规定。一石激起千层浪。

很快，一篇题为《》的文章在圈内流传。

作者李魏律师提出：21号文压缩了离岸信托的税务优势，但境内民事信托（尤其是近亲属担任受托人的“特殊民事信托“）借助67号文近亲属低价转让规则，可以成为股权传承的重要替代路径。文章以H先生的真实案例展示了从离岸方案转向境内民事信托的完整路径。

几乎同时，另一篇匿名文章《听说民事信托可以用来避税？》针锋相对地提出批驳：民事信托存在无牌经营、财产混同、第三人不认可、受托人反水四大风险，67号文近亲属规则不能套用于信托设立，所谓“民事信托避税“本质上是伪命题。

两篇文章，一立一驳。但仔细读下来会发现：批驳方的很多靶子，对准的是一个被简化、甚至被矮化了的“民事信托“。

02

四大批驳的再审视：哪些成立，哪些错位？

批驳文章提出了四个核心质疑，我们逐一来看。

第一个质疑：无牌经营信托业务的风险。

这个质疑触及了一个敏感的合规边界，但需要精确界定。根据《信托法》和监管规则，营业信托须由持牌信托公司开展。

如果律师、税务师等中介机构以营利为目的，直接以受托人身份持续开展营业性信托业务，确实存在被认定为变相从事信托业务的风险。

但问题在于，批驳文章混淆了“受托人“和“服务提供者“的角色。特殊民事信托的受托人是自然人（近亲属），律师提供的是信托文件起草、架构设计、监察人等专业法律服务——这与“从事信托业务“是两回事。

律师提供法律服务有律师法的明确授权，就像律师帮客户起草借款合同不等于“从事信贷业务“。把律师的专业服务等同于“无牌经营信托“，是对法律服务边界的误解。

第二个质疑：财产混同，信托财产独立性存疑。

如果仅仅是“找个亲戚把股权转到他名下“，那确实容易混同。但这不是实务中民事信托的标准操作。

一线从业者的做法是：信托文件经公证统一处理以确保真实性；运行期间由律师提供监察法律服务；信托财产分别记账、分别管理；重大处分需经监察人审核。

这些配套机制的目的，就是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最大程度地强化信托财产独立性的证明。

《信托法》第29条明确要求受托人将信托财产与固有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在信托登记制度尚未出台的背景下，实务中的这些做法，恰恰是在落实法律的要求，而不是绕开它。

批驳文章看不到这些“软配套“，只看到“自然人受托“这一个点，就得出“容易混同“的结论，多少有点纸上谈兵。

第三个质疑：第三人不认，对抗不了强制执行。

这个质疑似乎触及了民事信托的真实痛点——我国信托登记制度不完善，登记在自然人名下的财产，第三人难以识别其信托属性。

但需要区分两个层面：一是法律层面，《信托法》第16条、第17条明确规定了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和强制执行的例外；

二是事实层面，在执行异议程序中，能否拿出充分证据证明这笔财产确实是信托财产。

公证保管的信托文件、分别记账的财务记录、监察人的履职记录、财产交付的完整证据链——这些加在一起，构成了司法认定信托财产独立性的事实基础。山东烟台中院(2012)烟民四终字第1385号等多个判例已经明确认可自然人受托股权信托的财产独立性。

当然，与持牌信托公司相比，自然人受托在对抗第三人方面确实需要承担更重的举证责任——这是制度供给不足导致的，而不是民事信托本身的缺陷。

换个角度看，非登记化也恰恰赋予了民事信托更大的私密性。专业的做法是坦诚告知客户这个风险，并通过配套机制尽可能化解它，而不是因此否定整个制度。

第四个质疑：受托人反水，跟代持有什么区别？

这个反问最有冲击力，但法律上最站不住脚。

信托和代持的本质区别在于：代持是委托合同关系，财产权利名义上归代持人、实际权益归委托人，依赖的是双方的信任和合意；而信托是《信托法》明确规定的财产隔离制度，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的固有财产，受托人负有法定的信义义务。

简单说，代持靠的是“人品“，信托靠的是“制度“。把两者画等号，等于否定了《信托法》存在的意义。

当然，自然人受托的道德风险确实高于机构受托——这也是为什么实务中要设计共同受托人、监察人、受益人会议、受托人更换机制等多层制衡。

而特殊民事信托的受托人多为委托人的子女后代，通过信托传承更多是考虑对抗外部风险，与外部受托人的逻辑不可同日而语。

批驳文章只看到“自然人“这一个变量，看不到近亲属间的特殊关系，以及围绕自然人受托建立的一整套制度约束，论证过于单薄。

03

67号文之争：不是避税，是税法适用的空白地带

争论的焦点，最终落在一个税务问题上：近亲属之间以设立信托为目的的股权转让，能不能适用67号文第13条第（二）款的低价转让规则？

批驳文章的观点很明确：67号文说的是“将股权转让给“近亲属，不是“转让给由近亲属担任受托人的信托“——言下之意，这是在钻法律空子，属于避税。

这个说法在文义解释层面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深入到立法本意，结论未必如此。

67号文将近亲属之间的低价转让视为“有正当理由“，其立法本意是认可近亲属间财富的合理流动。

近亲属之间的财产转移，与外部主体间的市场化交易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前者是家族内部的财富配置，后者是商业交易。税法给予近亲属转让优惠待遇，本质上是对家庭财产流转的尊重。

而近亲属间的特殊民事信托，恰恰符合这个立法本意。父亲将股权转让给担任受托人的儿子，股权仍然在家族内部流转，服务于家族财富的管理和传承，并没有流向外部市场。

这与67号文所认可的近亲属间财富流动，在经济实质上是一致的。区别只在于，儿子拿到股权后是以受托人身份管理，而不是以所有人身份自用——但这并不改变“近亲属之间流转“的基本属性。

当然，这不是说这个方案没有任何讨论空间。需要先厘清一个基本前提：目前境内没有专门的信托税制，无论是营业信托还是民事信托，都统一参照既有的税制规则执行。

民事信托的设立目的是财富保护与传承安排，而非避税——它是在现有法律框架内依法操作的制度安排，本身不存在合规性问题。

至于近亲属低价转让规则在信托设立场景下的具体适用，目前并无明确的税务批复或统一的执法口径，这属于法律适用层面的空白地带，而非“避税“问题。

把一个“有法律条文支撑、符合立法本意、但缺乏明确执法先例“的方案直接贴上“避税“的标签，多少有些简单化了。

合法适用税法优惠规则与非法避税之间的界限，需要精细的法律分析，而不是情绪化的道德评判。专业的做法是向客户充分披露风险，由客户在知情的基础上做选择。

04

21号文的底层逻辑：税权的考量，而非信托的评价

说到这里，有必要把21号文的立法逻辑再往深挖一层。

很多人讨论21号文，习惯从“信托制度“的角度切入——为什么离岸信托要视同转让、要按年征税、要身份转换清算？境内信托却不用这么严格的税制，是歧视离岸信托吗？

这个提问本身就存在问题。21号文的立法出发点，不是对信托形式的优劣评价，而是国家税权的实现逻辑。

离岸信托的财产在境外，税务机关的征管链条是断裂的。如果不采用“实质重于形式“的穿透规则，不把委托人作为纳税主体，国家的税权就无法实现。

这跟CFC（受控外国企业）规则是一个道理——对境外中间空壳公司的未分配利润征税，不是因为空壳公司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它在境外，税权够不着，只能通过穿透规则向居民股东征税。

反过来，境内的中间空壳公司为什么不这样？因为它们是居民企业，在税务机关的征管范围内，底层企业的利润往上走，该交的税跑不了——到自然人股东分配的时候再征一次股息红利税，税权是完整的。所以不需要在中间层穿透征税。

理解了这个逻辑，就能明白：21号文对离岸信托的课税，本质上是税权实现方式的问题，不是对离岸信托的否定。

另外，也有人问境内信托是否也会比照离岸信托的模式进行个税征管。这种可能性极小——因为境内信托财产都在境内，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都在税务机关的监管范围之内，实在没有穿透征税的必要。

05

被忽略的本土实践：民事信托不是离岸信托的“山寨版”

这场争论背后，有一个更深层的认知偏差：很多人习惯用离岸信托的标准来评判境内民事信托——受托人必须是专业机构、财产必须彻底隔离、委托人必须放手不管——达不到这些标准，就是“不正宗的信托“。

但这个评判标准本身就有问题。

中国《信托法》第2条明确规定：“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

“注意这个表述——“按委托人的意愿”。这与英美法系下信托的逻辑完全不同。

在英美信托法中，委托人设立信托后通常要“放手“，保留过多控制权可能导致信托被刺破。而在中国《信托法》下，委托人的意愿是信托运行的核心锚点，委托人保留控制权是合法的、甚至是制度设计的应有之义。

这个根本差异决定了：境内民事信托从设计逻辑上就不是追求“委托人完全松手“，而是追求“在委托人意愿框架内的制度性传承“。

它的价值不在于模仿离岸信托，而在于解决中国本土的财富传承问题——比如家族企业控制权的平稳交接、多子女之间的利益平衡、婚姻风险的隔离、遗产税的提前规划等等。

用离岸信托的尺子来量境内民事信托，就像用西餐的标准评判中餐——不是菜不好，是拿错了餐具。

06

结语：传递正确的知识，也传递坦诚的边界

21号文出台后，民事信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是好事——市场开始重新认识本土制度资源的价值。

但关注也意味着杂音。有人把民事信托包装成新的“避税神话“，也有人把它贬得一文不值。两种极端都不可取。

正如李魏律师所说的，民事信托不是万能的，它有明确的边界，对设计者的专业能力要求很高。

但民事信托也绝不是“找个亲戚代持“那么简单。它是《信托法》明确规定的合法制度，有司法判例的支撑，有一整套成熟的实务操作方法。它的价值，需要真正做过落地项目的人来传递。

财富管理行业的成熟，不在于又造出了什么新的“神器“，而在于每一种工具都能被真正理解、每一个规划目标都被说清楚、每一种风险都能坦诚披露、每一个客户的选择都建立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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