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式闾：中国寄生虫学的开拓者

原文发表于《科技导报》2026 年第13 期 《洪式闾：中国寄生虫学的开拓者 》

洪式闾是中国杰出的病理学家、寄生虫学家，中国人体寄生虫学学科的奠基人与寄生虫研究机构创始者。《科技导报》邀请成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许龙波撰写文章，梳理了洪式闾的生平事迹、学术贡献及其所彰显的科学家精神。洪式闾一生致力于医学教育和寄生虫学的科研事业，在寄生虫的检查、寄生虫病的调研与防治、寄生虫病研究机构的建设等领域取得了斐然的成就，为中国寄生虫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洪式闾治学严谨、勇于开拓、济世为民，彰显了老一辈科研工作者胸怀家国、甘于奉献、攻坚克难的崇高精神风范。

在近现代中国的寄生虫病防治历程中，一代代科研工作者以毕生心血守护民众健康，推动中国寄生虫学学科从荒芜走向繁荣。洪式闾，中国寄生虫学奠基人、预防医学先驱，他自青年时代起便投身医学救国之路。面对当时肆虐的血吸虫病、钩虫病、疟疾等严重威胁民众生命的寄生虫病，他学成后毅然回国，创立中国首个寄生虫病研究机构，开展流行病学调查与防治研究，成功鉴定新虫种、创新灭螺方法，使中国寄生虫病防治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防控的转变。

1 求学立志，奠定学术根基

1894年，洪式闾出生于浙江温州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祖父和父亲是清朝秀才，精通经史子集。因此童年时代的洪式闾在家里接受了比较好的传统文化教育，他晚年还记得《正气歌》《家训》《道情》等古典名篇。温州较早受到西方学术影响，1905年春，洪式闾进入温州中学就读，接触到大量生物、数学、物理等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中西学融通的教育背景，使得洪式闾既具备传统文化底蕴，又拥有开阔的视野。1909年，其父洪国垣分发河南省候补县令，洪式闾随父前往河南，转学至开封客籍中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洪式闾随父回到家乡。次年，他怀着对医学的向往，考入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以下简称“北京医专”）。洪式闾在校期间刻苦钻研医学知识，逐渐对病理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917年，他以前3名的成绩从北京医专毕业。毕业后，洪式闾留校担任病理学助教，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1917年，他和周威编写了《病理总论》，不久又出版了《病理学各论》。这2部书是当时国内最早、最完整的病理学专著，被商务印书馆列为大学丛书。

1918年初，山西暴发严重鼠疫。北京医专立即响应，派洪式闾、黄振亚等前往山西疫区调查。洪式闾等在疫情中的突出表现，给山西卫生当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次年，洪式闾和鲍鉴清、陈友浩等发起成立艾酉学会。洪式闾被选为第一届会正，负责处理学会一切事务。在洪式闾的主持下，学会发行杂志、举办演讲、开展医学调查，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国人视野，在国人转变卫生观念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洪式闾在校内外表现突出，深得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赏识。1920年学校选派洪式闾赴德国留学。洪式闾起初在欧洲顶尖的公共卫生与病理学研究机构柏林市立医院专攻病理学。在此期间，他提出的“基础膜染色法”引起国内外同行的重视，“当时颇以为异，各书争相引用”。在柏林，洪式闾深刻意识到中国寄生虫病防治任务重，只研究病理学远远不够，于是转往汉堡热带病研究所专攻寄生虫病学。在研究所深造期间，他发表了寄生虫专题论文《动物粪线虫之形态学补遗》。在德国的3年，洪式闾不仅掌握了国际先进的科研技术，更确立了以寄生虫学研究为核心的学术方向，为日后回国开创中国寄生虫学研究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术业坚守，家国同心显担当

1923年，北京医专改建为国立北京医科大学校。这一年，洪式闾回国，到母校担任教授兼校务维持委员会主席。1923年12月，教育部任命洪式闾为校长。鉴于当时中国的寄生虫学研究分散在病理学、内科学等学科中，缺乏系统的学科理论。洪式闾将寄生虫学单独作为一门课程讲授，使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当时国立北京医科大学校的课程设置不仅有寄生虫学理论还有实习，为寄生虫学的教学和研究创造了条件。

洪式闾担任校长期间，北洋政府拖欠学校经费，教员长期领不到工资，影响学校正常运转。据《晨报》报道：“年来政府未能按期照数发给，及今积欠已阅10月，学校本身与教职员个人，均已无法维持，校务与教务，也大半停顿，水尽山穷，奄奄一息。”洪式闾自知力不胜任，且一心专注于学术，正值汉堡热带病研究所所长弗来朋（F. Fuelleborn）邀请他再赴德国从事未完成的研究工作，遂辞去校长之职。为了让洪式闾顺利赴德，弗来朋亲自致书教育部总长黄郛，言辞恳恳，其言：“甚望贵总长准洪博士于一定期间重来敝所，则敝所同仁又得与此出类拔萃之洪博士共同研究，不胜喜悦之至。”

1925年3月，洪式闾取道日本、美国、英国等前往汉堡，中途参观了东京北里研究所和利物浦热带病研究所。到汉堡后，在弗来朋的指导下，独立从事寄生虫研究工作。期间，洪式闾在动物体内发现了2种新的寄生性线虫：Cooperia fuelleborni和Oesophagostomum maurum，其中第一种是为纪念弗来朋60岁诞辰，所以以其名字命名。不仅如此，他还在德国《Archives of Shipping and Tropical Hygiene》（《热带病学杂志》）发表“洪氏钩虫卵测量法”，此法为国内外病理学界和寄生虫学界长期采用，是寄生虫学作为独立学科的重要技术基础。不久，他又去美国华盛顿农业部动物工业局，跟随世界著名的寄生虫学家拉表学习。

1926年洪式闾回国。1927年，国民革命军进驻杭州，浙江省政务委员会决定收回英国人掌管的中华圣公会广济医院。洪式闾应蔡元培等人之邀，南下杭州接收广济医院。在担任院务委员会主任期间，他广泛收集原广济医院院长、英国人D. 梅（Main）侵害中国主权和压迫杭州人民的史实，随时刊印，公布于世。洪式闾此前不问政治，一心追求科学，但从此“成为坚决反帝的一员”。洪式闾的转变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面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1928年，浙江省民政厅根据国民政府关于教会医院管理的意见，拟将医院交还圣公会，浙江人民对此非常愤慨。洪式闾多次提出抗议，他在致浙江省政府的呈文中说，“出尔反尔，国家之体面何存……打倒帝国主义之口号，亦觉大相刺谬”，拳拳爱国之心，溢于言表，可惜意见未获采纳。

1928年6月，洪式闾带领部分同仁愤然离开广济医院。他自筹资金，租用温州会馆，创办了私立杭州医院。他说创办医院“不唯为民众谋幸福，抑且为国家争体面”。洪式闾在杭州医院设立了中国第一个寄生虫病研究机构——私立杭州热带病研究所，这也是中国第一个私人创办的现代医学科研机构。研究所最初拟设病理学、细菌学、寄生动物学、医化学、药化学、动物学等组，另设血清疫苗制造及临床治疗2个部门。因为经费支绌，只保留了病理学、细菌学及动物寄生学3组。

杭州热带病研究所建立后，洪式闾带领团队在浙江重点开展了姜片虫病、钩虫病、血吸虫病、疟原虫病等地方病的调查和防治研究，取得了多项突破性成果。据统计，研究所自创建至1939年，共发表相关研究论文及著述48种，附录7种。其中洪式闾团队写成的《杭州之疟疾》一书，在疟疾免疫和疟原虫形态研究方面起到了奠基作用。洪式闾的突出贡献受到海外学界的关注，1929年10月，他应日本九州医学会之邀，赴日讲演，并接受九州大学授予的名誉医学博士学位。

这一时期，洪式闾还以专业视角对世界书局出版的《初中卫生》进行了校订。1936年，他应江苏南通学院约聘，担任寄生虫学教授兼医科主任、附属医院院长，同时兼顾杭州热带病研究所的工作。

3 战乱流离，矢志不渝

淞沪会战打响后，南通袒露于日寇的刀锋之下。1937年9月底，南通学院接到国民政府军政处命令：立刻从军，救治伤员。洪式闾和外科教授黄竺如带领30多名师生携带医疗器械，奔赴扬州天宁寺组织成立重伤医院，收治前线伤员。1938年，经教育部核准，南通学院医科和江苏医政学院合并为国立江苏医学院，洪式闾任副院长。1939年5月，江苏医学院辗转抵达重庆，驻扎在城郊北碚。洪式闾等人以医学专长服务民众，因地制宜开展研究。1940年遭遇重庆大轰炸，又逢霍乱，洪式闾组织师生夜以继日救死扶伤，为民义诊。

战时疫病流行各省，“其对于国民健康，国家经济，影响至巨，未可忽视也”。为促进预防医学的研究，洪式闾联合胡定安、邵象伊、褚葆真等提议成立中国预防医学研究所。该提议得到茅以升、罗家伦、竺可桢等政、学界名流的鼎力支持。1941年，中国预防医学研究所成立，洪式闾担任微生物学部寄生虫学系主任。该所是中国最早成立专门从事预防医学研究的机构。1942年8月，江苏医学院医学研究所寄生虫学部成立，洪式闾任学部主任。学部成立后，开始培养硕士。1945年8月和1946年1月，王培信和赵慰先先后完成硕士考试和论文答辩，被授予硕士学位。

这一时期，洪式闾团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仅在1939年，洪式闾团队就发表了《疟疾原虫能在人类血液中营有性生殖吗？》等3篇寄生虫学研究论文。李非白、杨复曦“因受吾师洪式闾先生之鼓励”编写的《寄生性蠕虫与原虫检查法》是中国首部关于寄生虫检查方法的专著。截至1948年，团队一共发表论文及著述40种，其中30余种载诸国内外各类杂志。

当时，江苏医学院所在北碚地区广泛流行“水积病”，该病顽固难治，致死率高。北碚区署特邀洪式闾研究“水积病”的防治。双方通力合作，一则由区署通告区内居民，凡自认为患“水积病”即到卫生所登记，二则由李非白等人深入农村展开调查研究。通告发出后，登记者多达500人，洪式闾等对这500人的粪便依次采样、检查。结果均发现了钩虫卵，最终判定“水积病”就是钩虫病。洪式闾等随后立即调查该病的流行情况、流行因素和危害程度，并联合区署成立地方病防治队，深入农村和煤矿，开展治疗和预防工作，“众多患病农民获得合理治疗后，挽救了生命和恢复了劳动力”。同时，研究所还进行钩虫幼虫培养方法和钩虫性贫血的研究，出版的《北碚钩虫病初步报告》开创国内相关研究先河。

洪式闾团队在调查中发现北碚地区寄生虫病复杂，有混合感染的情况，随后扩大调查范围至涪江下游，最终发现新虫种“毛圆线虫”。洪式闾和李非白很快撰写文章《涪江下游毛样线虫Trichostrongylus病调查报告》，介绍该病的分布与感染率情况。1945年他们又在《培江下游之毛样线虫病与毛样线虫之种别》一文中进一步讨论了毛圆线虫虫种与钩虫卵的辨别以及毛圆线虫感染方式。北碚地区疟疾流行，洪式闾团队为此有针对性地研究了当地恶性疟原虫的形态。洪式闾带领团队对钩虫病、毛圆线虫病、疟疾等寄生虫病的系统研究，补充和更新了中国寄生虫病学学科知识，助推了寄生虫病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后方师资缺乏，尤其是寄生虫学教授严重不足，洪式闾不时前往西北医学院和同济医学院授课，直至抗战胜利后江苏医学院迁回镇江时为止。洪式闾在学术上的造诣，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1942年国民政府确定首批部聘教授名单，洪式闾成为医科入选的2人之一，一同入选的还有李四光、茅以升等28人。他们是“教授中的教授”，是当时中国教育界最高水准的教授群体、相关学科的顶尖人物。

抗日战争胜利后，洪式闾应台湾大学之邀，担任台湾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开展热带病的系列调查、研究、防治，培养学术人才。地理学家陈正祥在《台湾的人口》中评价洪式闾“对台湾早期学术影响很大……当时日本人撤退，学界后继无人，成一‘断代真空’，有赖洪教授等少数人的支撑”。尤值一提的是，洪式闾利用暑期休假的机会携带抗破伤风血清回到大陆，并且送到解放区。1948年3月底，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无故电令陆志鸿辞去台湾大学校长之职，洪式闾不满于教育部的做法，于是辞职以示抗议。1948年9月中旬，洪式闾突发高血压，鼻子大出血竟至昏迷，卧病3个月后，转到杭州休养。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后，他回到镇江江苏医学院。

4 鞠躬尽瘁，躬身报国铸丰碑

1949年7月，洪式闾扶病赴北京参加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议。同年9月他再赴北京，以自由职业界民主人士的身份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图1）。10月1日，他受邀参加开国大典。赴京途中，他亲眼见证了解放区生机勃勃的新气象，令他感到震惊的是，瘫痪十余年的津浦铁路，在解放后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便全线恢复通车。在北京他听到了朱德和吴玉章的报告，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对于科学工作者的态度。这些见闻使他更加坚定了投身新中国建设洪流的决心。

图1 1949年9月，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自由职业界民主人士合影（前排右二为洪式闾）

解放后，洪式闾戒绝饮酒，每天坚持运动，锻炼体格，积极参加国家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1950年1月，洪式闾应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谭震林之邀，赴杭州筹建热带病研究所。次月，研究所改称浙江卫生实验院，洪式闾担任院长。浙江卫生实验院成立后，洪式闾组织科研人员，分赴浙江寄生虫病流行区进行调查研究和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在扑灭钉螺方面，他们创造了土埋灭螺、热水灭螺和巴豆灭螺等方法。其中，洪式闾研究出的土埋灭螺方法，“在尔后我国群防群治血吸虫病工作中起了先导作用”。土埋灭螺，即在有大量钉螺的地方，用10 cm厚的泥土填埋，1年不去动，待其被自然分解。

尤值一提的是，1951年，浙江省卫生实验院在诸暨县三环阪设立了第一个省级血防试验区。据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很多农民得了血吸虫病，但因为不明白病因，还是会去有钉螺的地方。我们就用兔子做实验，感染上血吸虫的兔子，肝肠全部都肿大了。农民亲眼看到了危险性，就开始重视了。”

浙江卫生实验院在寄生虫病的科研和人才培养方面取得的成绩，引起了国内外的重视，苏联保健部长科夫里金娜参观后，提出要派苏联专家到实验院共同研究。1950年9月，洪式闾受邀出席捷克斯洛伐克第六届微生物学会议，并作学术报告。洪式闾的突出业绩得到了政府的高度肯定。1950年12月，中央卫生研究院华东分院在南京成立，洪式闾受中央卫生部之命并经浙江省同意，兼任院长。次年10月，他又被任命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卫生厅厅长，兼任浙江医学院院长。

洪式闾不仅在管理岗位和科研工作中尽心尽力，更是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新中国成立后，他认购国家建设公债，为抗美援朝捐款，无不尽力以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美国在中国东北进行细菌战，洪式闾立即给在美国从事微生物研究的前同事郑翼宗写信“希望早日回国，共同为祖国服务”。郑翼宗接信后，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回到祖国。工作之余，洪式闾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主义，随着思想认识不断提高，1954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最早入党的老专家之一。在入党宣誓的时候，他说：“现在还只有60来岁，还能为党工作30年”。

1955年4月，卫生部在杭州召开肺吸虫病治疗研究座谈会。洪式闾在大会报告中指出：“向党保证，向毛主席保证，向全国人民保证，社会主义是一定能够战胜寄生虫病的。”洪式闾的发言，充分表现了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热爱。可惜天不假年，几天后他因高血压症突发中风，1955年4月24日停止了呼吸，终年61岁。去世前，洪式闾决定捐献自己的心脏。2017年，杭州退休老师李子平和老伴，携手签了捐献遗体协议。她说，在母校浙江医科大学学习时，有一颗“心脏”让她深受震撼，“当时老师介绍，那是我们大学老校长洪式闾的心脏”，这份敬意她一直埋在心里。洪式闾捐献心脏之举，彰显了献身科学、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洪式闾将一生献给了中国医学教育和寄生虫学事业。其子洪黎民指出：“父亲一生就是随处联系实际发挥他的专长，解决来自实际的问题。”这一论断是精辟的，无论身处何种环境，洪式闾都始终以民众健康为念，以国家需求为导向，将学术研究与现实需求紧密结合。洪式闾教育、科研和服务社会的历程，深刻反映了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心系家国的情怀，以及投身科学、报效祖国的赤诚初心。不惟如此，其坎坷的经历从侧面生动地反映了时局的变动和中国科技工作者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历程，启人深思。在新时代背景下，洪式闾的学术和精神遗产，必将继续激励着中国科技工作者投身科教兴国的宏伟事业。

本文作者：许龙波

作者简介：许龙波，成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科技史。

文章来 源 ：许龙波.洪式闾：中国寄生虫学的开拓者.科技导报,2026,44(13): 184-1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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