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参考来源：《伪装者》电视剧自写番外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上海滩的夜色像一张洗不净的旧墨卷，法租界的洋房里终年弥漫着雪茄与咖啡的苦香。
明镜坐在红木办公桌前，手里捏着一份刚刚发来的电报，指节因为过度用力而隐隐发白。
作为明家的大姐，她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整个家族的荣辱兴衰，撑起了三个弟弟妹妹的一片天。
在外人眼里，大哥明楼是双面间谍，步步惊心，翻云覆雨；小弟明台是特工，枪法精准，身手矫捷，游走于生死边缘；大姐自己则是在商场上长袖善舞、暗中资助抗战的资本家。
可直到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明镜望着镜子里自己苍老的双鬓，脑海中闪过无数个惊心动魄的夜，她才猛然惊觉，这个家里藏着最深秘密的人，竟然从来不是运筹帷幄的明楼，也不是桀骜不驯的明台。
【一】沦陷前夜的神秘访客
1937年深秋，上海沦陷的消息像一盆冰水浇透了整个法租界。
炮火还没烧到福煦路，明公馆的佣人们已经开始打包细软，准备跟着大姐撤往租界深处。
明镜站在二楼的落地窗前，看着远处天际线上翻滚的浓烟，脸色铁青。
她刚刚收到明楼从南京拍来的电报，只有短短八个字——"勿走，留沪，等我回。”
明镜把电报翻来覆去看了三遍，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结。
明楼在南京做什么，她心里有数。
这个弟弟从法国留学回来之后，表面上进了汪伪政府的经济司，暗地里却在替重庆方面传递情报。
明镜不是不知道，她只是假装不知道。
因为她太清楚了，在这个乱世里，装聋作哑有时候比什么都管用。
秋雨敲打着窗棂，发出单调的滴答声，和明镜越来越急促的心跳声交织在一起。
她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烟雾在昏黄的灯光下缓缓升腾，像一道无形的屏障把她和外面的世界隔开。
楼下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书房里的寂静。
佣人桂姨端着一碗银耳羹上来，小心翼翼地放在茶几上，低声说："大小姐，阿诚少爷在楼下等您，说有急事。”
明镜愣了一下，回过头看了桂姨一眼。
阿诚从来不会说"急事"这两个字，他是明家最沉得住气的人，比明楼还能忍。
她按灭手里的烟头，快步下了楼。
明镜快步下了楼，看见阿诚站在玄关处，身上的西装被雨水打湿了大半，头发一缕一缕地贴在额头上，整个人看起来狼狈极了。
可他的眼神却异常冷静，冷静得甚至有些不正常。
雨水顺着他的衣角滴落在青石板上，溅起细小的水花。
他身后的阴影里，隐约能看到另一个人的轮廓。
阿诚侧过身，身后的阴影里走出一个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人，戴着一副圆框眼镜，面容疲惫，嘴唇干裂，一看就是好几天没怎么吃东西了。
"大姐，明楼让我带一个人回来。”
明镜打量了那人一眼，没有问任何问题，只是对桂姨说："收拾客房，烧热水，再端一碗面上去。”
桂姨应声去了，阿诚冲明镜微微点了点头，那目光里带着一种无声的感激。
那个灰衣男人始终低着头，没有抬眼看任何人，像一个被风吹得摇摇欲坠的影子。
明镜转身上楼的时候，心里隐隐觉得不对劲。
阿诚带回来的这个人，绝对不是什么普通的朋友或者同事。
可她没有追问，因为在明家，有些事情知道得越少，活得越久。
那个灰衣男人在明公馆住了整整三天，第四天凌晨，阿诚亲自开车把他送走了。
从头到尾，明镜没有问过那人一句话，阿诚也没有主动解释过一个字。
这件事就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深潭，连一个水花都没有溅起来，就沉到了底。
但明镜心里清楚，这颗石子迟早会在某一天翻涌上来。
她站在窗前，看着那辆黑色的轿车消失在晨雾中，心里涌起一种难以名状的不安。
上海的天空越来越低，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二】孤儿阿诚的来历
说起阿诚这个人，就不得不往回倒上十几年。
1925年的上海，正是军阀混战、租界林立的年头，法租界的弄堂口经常能看到流浪的孤儿，三五成群地翻垃圾桶找吃的。
阿诚就是其中一个。
他原本不叫阿诚，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
据说他的亲生母亲是个烟花女子，生下他之后就把他丢给了一个远房亲戚，那亲戚嫌他多余,动不动就拳打脚踢。
阿诚六岁那年冬天，被打得实在受不了，光着脚从弄堂里跑了出来，一头栽倒在明公馆门口的石阶上。
那天刚好是明镜出门去商会开会，差点被门口的小叫花子绊了一跤。
她低头一看，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小男孩蜷缩在台阶底下，浑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嘴唇冻得发紫，两只眼睛却亮得吓人。
那双眼睛里没有乞求，没有恐惧，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平静。
明镜心里一酸，弯腰把那孩子抱了起来。
从那天起，阿诚就成了明家的人。
明镜给他取名"阿诚"，取的是"诚实"的意思，她希望这个命苦的孩子将来能堂堂正正地做人。
阿诚也确实没有辜负这个名字，他在明家从不多嘴多舌，交代什么就做什么，做事利落干净，从不拖泥带水。
他学东西极快，桂姨教他认字，他一遍就能记住；明楼教他算账，他两天就能独立做一整套账目。
明楼比阿诚大几岁，从小就把他当成跟班使唤，但也真心拿他当兄弟看。
两个人一起在法租界的教会学校读书，一起打架，一起挨明镜的骂。
明楼去法国留学的时候，阿诚也跟着去了，名义上是照顾明楼的起居，实际上明楼私下里让阿诚也旁听了不少课程。
阿诚的法语说得比明台还溜，可他从来不在人前显摆。
他总是站在明楼身后三步的位置，低眉顺眼，仿佛自己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影子。
回国以后，明楼进了汪伪政府，阿诚自然而然地成了他的贴身秘书。
在外人眼里，阿诚就是明楼的影子，走到哪跟到哪，低头哈腰、端茶递水，存在感低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可明镜有时候会在深夜里听到阿诚房间的灯还亮着，透过门缝看进去，能看到他伏在桌前写写画画，桌上铺满了纸张和地图。
她没有推门进去过，每次都是站了一会儿就悄悄走开。
她告诉自己，阿诚大概是在帮明楼整理公文。
可她心里清楚，那些东西绝对不是普通的公文。
有一次深夜，明镜失眠起来喝水，路过阿诚的房间时听到里面传来低沉的交谈声。
她停下脚步，隐约听到阿诚在用一种她从未听过的语言说话，语调平稳而流畅。
那不是法语，也不是英语，更不是上海话。
明镜站在门外听了一会儿，最终还是转身离开了。
第二天早上，阿诚照常给她端来了早茶，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三】双面间谍背后的暗线
1939年，上海的局势越来越紧张，日本人在租界的势力越来越大，汪伪政府和重庆方面的暗战也进入了白热化。
明楼在这盘棋局里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危险——他表面上是汪伪政府经济司的红人，暗地里却在替重庆传递日军的军事情报。
更要命的是，他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中共地下党员，重庆方面也不过是他的一层掩护。
这三重身份叠加在一起，随便哪一层被揭穿，等待他的都是万劫不复。
明楼能在刀尖上跳舞这么久，靠的不仅仅是他过人的智慧和演技。
他最大的底牌，就是阿诚。
阿诚在明楼身边扮演的角色远远不止是一个秘书。
他是明楼和延安之间最核心的联络人，所有最机密的情报，都要经过他的手进行二次加密和传递。
明楼不方便出面的场合，阿诚就是他的替身；明楼判断不了的局势，阿诚就是他的参谋。
有一次，日本特务机关对明楼起了疑心，派了两个人跟踪他整整一个星期。
明楼白天在办公室里如坐针毡，晚上回到明公馆更是寝食难安。
他在书房里来回踱步，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整个人瘦了一大圈。
阿诚却不慌不忙，他利用自己"下人"的身份，大大方方地出入菜市场和杂货铺，在买菜的间隙里把情报塞进了一条鱼的肚子里，转交给了隐藏在菜贩子中间的地下交通员。
跟踪的人盯了明楼一个星期，什么破绽都没找到，最后只好灰溜溜地撤了。
明楼事后拍着阿诚的肩膀说了一句："你小子比我还能装。”
阿诚只是笑了笑，什么都没说。
这样的惊险时刻不是一次两次，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来上一回。
1940年春天，汪伪特工总部的头目李士群突然对明家的资金来源产生了兴趣，派人暗中调查明镜名下的几家企业。
明楼得到消息后急得直跺脚，因为明镜的企业确实在暗中资助抗日力量，账目上有不少经不起查的漏洞。
阿诚连夜赶到明镜的公司，用了一整夜的时间重新做了一套假账，每一笔进出都对得严丝合缝，连最精明的会计师都找不出破绽。
他把真账本藏在了公司地下室的一块松动的地砖下面，外面覆盖了厚厚的水泥和灰尘，看上去和周围的地面没有任何区别。
第二天李士群的人上门来查，翻了整整两天的账本，最后空手而归。
明镜事后问阿诚："你什么时候学的做账？”
阿诚低着头说："在法国的时候，闲着没事翻过几本书。”
明镜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终究没有再追问下去。
她心里越来越清楚，阿诚绝不是一个普通的秘书，他身上藏着的东西，比明楼还要深。
有时候明镜会想，如果当年她没有在台阶底下捡起这个孩子，他会不会变成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或者说，他本来就是被安排好出现在那个台阶上的？
这个念头一闪而过，明镜不敢再往下想。
【四】明台的意外入局
就在明公馆暗流涌动的时候，最小的弟弟明台也被卷进了这盘生死棋局。
明台从小被明镜宠着长大，性格跳脱不羁，和沉稳内敛的明楼简直是两个极端。
明镜原本打算送他去香港念大学，远远地避开上海这个是非之地。
可1940年底，军统方面找上了明楼，提出要征召明台加入特务训练班。
明楼一开始坚决反对，他不想让最小的弟弟趟这趟浑水。
但延安方面却传来了不同的指示——明台如果能进入军统，等于在明家的情报网络上又多了一条线，这对整个地下工作意义重大。
最终拍板决定的人，既不是明楼，也不是延安的上线，而是阿诚。
阿诚在一个深夜找到明楼,两个人在书房里关起门谈了整整三个小时。
书房里的灯光一直亮到天边泛起鱼肚白，窗外的梧桐树叶在晨风中沙沙作响。
没有人知道他们具体说了什么，但第二天早上，明楼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他亲自把明台送去了军统在浙江的训练营，临走时对明台说的唯一一句话是："活着回来。”
明台走后，明镜大发雷霆，把明楼骂了个狗血淋头。
明楼跪在大姐面前一声不吭，任凭明镜的巴掌扇在脸上。
阿诚站在一旁，默默地递过去一条热毛巾。
明镜一把夺过毛巾摔在地上，指着阿诚的鼻子吼道："你也是帮凶！”
阿诚没有辩解，弯腰捡起毛巾，重新叠好，放回了盆里。
他的表情从头到尾都没有变过，就像一潭深不见底的死水。
明台的训练比预想的要残酷得多，几个月下来，那个曾经嬉皮笑脸的大男孩被磨成了一把出鞘的刀。
他回到上海执行第一次暗杀任务的那天晚上，阿诚在巷口的暗处等了他整整四个小时。
夜色浓得化不开，巷子里只有远处街灯投下的微弱光线。
阿诚靠在墙角，手里夹着一支没有点燃的烟，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目标住所的方向。
明台浑身是血地从目标的住所里走出来，手还在发抖，阿诚二话不说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披在他身上，拉着他钻进了事先准备好的汽车。
车上，明台靠着车窗，眼神空洞地盯着外面飞速掠过的路灯。
阿诚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递过去。
明台接过手帕，擦了擦脸上的血迹，声音干涩地说了一句："阿诚哥，我杀人了。”
阿诚没有回头，只是把车开得更快了一些。
车轮碾过积水，溅起一串水花，消失在夜色深处。
那一晚，他把明台安全送回了明公馆，帮他处理掉了所有沾血的衣物，又在天亮之前把汽车清洗得干干净净。
第二天早上，明台穿着干净的衬衫坐在餐桌前吃早饭的时候，阿诚在旁边给他倒了一杯牛奶，笑着说："多喝点，昨晚着凉了。”
明镜坐在对面，看看阿诚，又看看明台，什么都没说。
她闻到了阿诚袖口上残留的淡淡血腥味，和熨斗烫过的新衬衫混在一起，那股味道让她胃里一阵翻涌。
但她还是端起了面前的粥碗，一口一口地喝了下去。
在明家，沉默是活下去的第一课。
从那以后，明台每次执行任务回来，都能在事先约定好的地点看到阿诚的车。
那辆黑色的轿车就像一个无声的守护者，永远停在离危险最近、离安全最近的地方。
有一次明台问阿诚："你怎么每次都能算准我什么时候出来？”
阿诚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淡淡地说："习惯了。”
明台没有再追问，他心里清楚，阿诚的"习惯"背后，藏着多少次精密的计算和冒险的等待。
1941年的上海，对明家来说是最凶险的一年。
汪伪特工总部的汪曼春盯上了明楼，这个女人和明楼有过一段旧情，如今却成了76号里最心狠手辣的审讯专家。
她对明楼的感情极其复杂，既想拉他入伙，又嫉妒他身边的每一个人。
汪曼春几次三番试探明楼的真实立场，甚至直接把触角伸进了明公馆。
有一次，汪曼春以拜访明镜为借口登门，实际上是想趁机搜查明楼书房里的文件。
明镜在客厅里陪她喝茶周旋，阿诚则不动声色地溜进书房，用最快的速度把所有敏感文件转移到了事先挖好的暗格里。
等汪曼春借故上楼"参观"的时候，书房里干干净净，连一张多余的纸片都找不到。
汪曼春在书房里转了一圈，目光像毒蛇一样在每一个角落里搜刮，最终什么都没有发现。
她临走时意味深长地看了阿诚一眼，嘴角挂着一丝冷笑。
阿诚垂着眼帘，毕恭毕敬地把她送到门口，脸上带着一贯的温和微笑。
汪曼春的车离开之后，阿诚关上大门，回过身的一瞬间，笑容从他脸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快步走回书房，把暗格里的文件重新取出来，按照原来的顺序一份一份地放回去。
明镜站在楼梯口看着他的背影，心里突然涌上一种说不出的寒意。
那不是害怕，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陌生感。
她忽然觉得，自己养了十几年的这个孩子，像一座永远看不到底的深渊。
时间来到深秋的一个雨夜，明镜独自坐在书房里整理旧物，从一个上了锁的抽屉里翻出了一叠泛黄的电文和几张模糊的照片。
那是阿诚这些年来经手的部分情报记录，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他藏在了这里。
明镜一张一张地翻看着，每一张纸上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暗号和代码。
她看不懂那些暗号，但她能感觉到，这些薄薄的纸张背后，承载着多少次九死一生的惊险。
其中一份电文上，她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代号——"寒鸦"。
那是延安方面给某个核心情报员起的代号，明镜曾经无意中从明楼和上线的对话中听到过。
她的手指停在那个代号上，心脏开始不受控制地狂跳。
就在她沉浸在那些旧日记忆里的时候，书房的门被轻轻推开了。
阿诚端着一杯热茶走了进来，看到明镜手里的东西，脚步顿了一下。
两个人对视了几秒钟，空气仿佛凝固了。
明镜的手指死死攥着那张泛黄的电文，指节泛出病态的青白，书房里的空气静得可怕，只有挂钟发出的指针走动声在一下一下敲击着两个人的耳膜，阿诚依旧保持着微微躬身的姿态，那件披在大姐肩上的外衣还带着掌心的温热，当明镜缓缓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个从小养到大的年轻人时，阿诚却突然转过身从袖口里抽出了一份盖着绝密印章的调令，随手扔在桌面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