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严打期间，有多位高干子弟被明正典刑，到底是哪些人？

央视开播律政主题大剧《重器》，剧中家暴案、少女被害案引发观众大量讨论，但是更让我感兴趣的是第一集支线情节里面，两个小混混当街调戏妇女的案件。

这个案件的主犯十九岁，从犯二十出头。他们先是在大街上当众调戏女性，后来又和见义勇为的主角打架，还捅伤了男主陈一纵。

本来按照当时的法律，其中一个从犯顶多判劳教，主犯判个三到七年徒刑就算了。可是没想到第二集25分左右，法庭直接宣判19岁主犯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另一个从犯则判了无期。

这一情节让部分网友觉得“不可思议”，同时也引发了主角间一场关于政策与法谁更大的辩论。辩论中，黄景瑜饰演的主角陈一众认为：“量刑太重，判得太快，完全不合法律程序。”

而蒋明奇饰演的余高远却反驳：“非常时期，非常政策。”并表示：当时治安形势严峻，政策严厉归严厉，只要是“一视同仁”，所有人都按这个标准来就没问题。

看到这里，相信很多人都发现了，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正是四十多年前的“83严打”时期。在特殊政策背景下，当时国家的确“从重从快”处理了大量的刑事案件。

正如剧中提到的那样，有些人仅是因为晚上聚会跳舞就被判了“流氓罪”。但是“严打”的实行，的确在当时是有必要的，并且国家执法部门也的确做到了剧里余高远说的那样，“一视同仁”。

因为在这场严打中，不止民间的流氓、混混被判了重刑，甚至还有四位开国功臣之后，和两位上海高官之子被判处极刑。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国家出台了“严打”政策，被依法从重从快处置的这6位高官子弟，又都是谁呢？其实这件事，还得从七十年代末的知青返城潮说起。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上山下乡的知青们大批从农村回到城市，他们一时之间找不到工作岗位，成了社会闲散人员。

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受大量港台和国外的盗版光碟和杂志传播的不良价值观影响，这些无业青年生活堕落，开始在社会上拉帮结派、调戏妇女、打架斗殴、寻衅滋事。

当时国家的刑法制度不够完善，仅凭治安管理处罚，完全不能阻止社会治安的恶化。于是在1983年的八月，邓小平在中央某次会议上做了重要讲话，提出要来一场“严打”。

可是让人意外的是，“严打”开展之初，虽然从重从快解决了大量的案件，但是社会治安并没有马上好转。不过，中央“治乱世用重典”的决心并未动摇。

到了1986年，邓小平决定在党内发起一场“端正党风”的行动。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在开会时说：

我们的高级干部及其子女大部分是好的，但是现在确实存在个别干部子弟违法犯罪的行为。因此越是高干子弟，越是高级干部，他们的案件越要抓，要注意抓典型。

邓小平又说：“不管牵涉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处理，决不能手软。”紧接着，胡启立在中央党校会议上提出了对于高干子女犯罪的情况要“杀一儆百”，“该抓的要抓，该杀的要杀”。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前面提到的六个高干子弟被处决。那么，这六人是谁呢？他们分别是：陈小蒙、胡晓阳、陈东平、熊紫平、熊北平、朱国华。

朱国华的案件，是网上提到频次最高的。朱国华本是朱德的孙子，当年在天津一家单位工作，由于离开家长的监管，“放飞自我”，不时通过“舞会”和一些女同志接触，进而发生关系。

严打的时候，朱国华被判处极刑。关于案件的具体细节，这里就不多提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网上搜索。

熊紫平、熊北平是两兄弟，他们是开国少将熊应堂的儿子。熊应堂是1928年参军的老干部，走过长征路、打过日本侵略者、参加了解放战争。

开国的时候，熊应堂是25军副军长。上世纪七十年代，他曾在浙江担任重要军职。老将军戎马半生，功勋卓著，但是在教育儿子方面一窍不通。

熊应堂对两儿子，只有“打骂教育”。偏偏他的妻子溺爱儿子，把熊氏兄弟俩教得无法无天，经常和他对着干。

熊应堂送儿子去参军，结果他们就在军队里调戏女兵；送儿子去工厂上班，他们就在工厂调戏女工。最后，熊紫平被判了极刑，熊北平被判死缓，自己在牢里自裁了。

陈东平，开国上将陈再道之子。这人很特殊，因为在这批获罪的高干子弟里面，其余五个人主要都是犯的“流氓罪”，他不止犯了这“流氓罪”，还得加一个“间谍罪”。

这开国上将的儿子，好端端怎么就成了“间谍”呢？原来是他在哈工大读书的时候，“收听敌台”，听出问题了。

1962年的某一天，陈东平在自己的宿舍里摆弄收音机，突然收听到了宝岛那边发布的消息，听着听着，就被对岸的宣传攻势洗脑了。紧接着，陈东平就开始给对岸写信表忠心。

结果信还没有寄出去，陈东平就被哈工大开除了。失学的他，后来成了一个社会上的混混，严打期间因犯侮辱妇女罪被处决。

陈小蒙，他原来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的儿子。他父亲也是革命元老，自不必多提。他本擅长写文章，还在《民主与法制》报社当记者。

那么，陈小蒙是怎么出“问题”的呢？原来啊，当时他交友不慎，遇到了同单位的同事胡晓阳。此人是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的儿子。

胡晓阳知道陈小蒙婚姻不幸，感情失意，就给他灌输诸如“女人如衣服，随便换”的错误思想。于是叫上陈小蒙和他弟弟陈冰郎，以及另外一个姓葛的人，假借“帮忙调动工作”，欺骗女性发生关系。

更过分的是，陈小蒙事后还去采访受害者，胡晓阳还会留下她们的照片。东窗事发后，陈小蒙和胡晓阳都被判处死刑。

文章中提到熊氏兄弟案，网上也有资料说发生时间早于“83严打”，实际发生在1979年。这里注明一下，供大家参考。

这些案件在如今看来，有一部分的确是判得有点重。不过这都是当时那个特殊时代，特殊形势导致的。

《重器》的主角们出生在那个年代，经历了那一场巨大的动荡与变革，后来他们各自为了完善中国的法治建设作出了努力，如今的中国早已经不是当年。

不过，站在如今的角度，回望新中国法治建设的来时路，那一段历史里，仍有值得大家警醒和铭记的地方，这也许就是最高检、最高法筹拍这部《重器》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