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德赛》上映：一个威远人把荷马带到中国，巴蜀读懂三千年归途

封面新闻记者 孟梅

8月14日，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正式登陆中国内地院线。截至13日，影片内地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已破亿；此前它已在全球斩获超10亿美元票房，成为诺兰个人生涯票房最高的作品。马特·达蒙饰演奥德修斯，汤姆·霍兰德、安妮·海瑟薇、赞达亚、罗伯特·帕丁森、查理兹·塞隆等悉数在列，豆瓣开分8.3。

近三个小时的银幕时长里，一个男人用十年时间从特洛伊回到伊萨卡。这是西方文学的源头故事，看上去与四川相隔三千年、九千公里。

克什米尔披肩研究者、浙江工商大学研究生实务导师钱鸣提醒观众———有两件事，值得四川观众在进影院之前知道。

原文如下：

一、把荷马带进汉语的那个人，是四川威远人

中国人第一次用汉语系统地"听懂"古希腊，起点在四川威远。

罗念生，1904年生于四川威远县连界场庙坝，祖父开私塾。这个从川南小镇走出去的少年，1922年考入清华学校，1929年赴美，先后就读于哥伦比亚、康奈尔、俄亥俄。

真正的转折在1933年。这一年他去了雅典，进入雅典美国古典学院。用其子罗锦鳞后来的话说："他是中国留学希腊第一人，那时也是唯一一个。"

1934年回国后，罗念生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外语系。抗战爆发，他回到四川：1938年，他与朱光潜、何其芳、卞之琳等人在成都创办文艺半月刊《工作》，并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

也正是在那几年，他译出了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波斯人》。他原本打算译《阿伽门农》或《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最终却选了这部"充满了战争色彩"的戏。他写下过一句话："我总觉得我们的国运与古希腊的很有相似之处。"

希腊人抵抗波斯，中国人抵抗侵略——在战时的成都，两千四百年前的雅典忽然有了当下的重量。翻译在那一刻不是学术，是表态。

一生之中，罗念生依据古希腊原文译出的作品与研究著述达一千多万字、五十余种：埃斯库罗斯悲剧7种、索福克勒斯悲剧7种、欧里庇得斯悲剧5种、阿里斯托芬喜剧5种，以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修辞学》。今天中国读者手里的绝大部分古希腊戏剧译本，源头都在这里。1987年12月，雅典科学院授予他最高文学艺术奖，国际上仅4人获此殊荣；次年，帕恩特奥斯政治和科技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国际上仅5人。

而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做的正是荷马。

从中日友好医院出院回家后，他开始翻译《伊利亚特》。其时视网膜出了问题，听力也在减退，他硬撑着往下译。得知自己患的是癌症之后，他平静地搁了笔——停在第十卷第475行。剩下的部分，由他的学生王焕生续译完成。目前国内通行的《奥德赛》译本就是王焕生译本。

1990年4月10日，罗念生去世。他生前的愿望是骨灰一部分留在中国，一部分撒进爱琴海。最后，希腊政府坚持把他的骨灰安葬在圣地德尔斐。

一个威远人，长眠在了阿波罗神谕之地。

这里有一重值得停一停的对照：银幕上的奥德修斯，用十年时间挣扎着要回到故乡；而这位四川乡党，用一生把自己送往了故乡的反面，并且最终留在了那里。同一部史诗，一个人走的是去路，一个人走的是归路。

这段缘分还在延续。罗念生之子罗锦鳞1986年执导《俄狄浦斯王》，是中国内地首次公演古希腊悲剧，罗念生为此写下"我等了五十年"；此后三十多年，罗锦鳞排了16部希腊戏，还用河北梆子演过《美狄亚》《安提戈涅》，用评剧演过《城邦恩仇》。孙女罗彤留学希腊并长居当地，2018年与父亲在国家大剧院合作阿里斯托芬的《鸟》，剧本由她重新翻译。祖孙三代，一条希腊的线，起点在威远。

二、"回乡"这个问题，巴蜀写了一千多年

《奥德赛》的核心是一个希腊词：nostos，归乡。它后来演化出英语里的 nostalgia——乡愁。整部史诗的动力，就是一个人不惜一切要回到出发的地方。

这恰恰是四川文学最深的一道褶皱。而有意思的是，巴蜀给出的答案，和荷马给的并不一样。

第一种答案，是杜甫式的。

公元763年春，52岁的杜甫流寓梓州（今四川三台）。听闻史朝义自缢、安史之乱平定，他写下被称为"生平第一快诗"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三十几个字，他在想象中已把回家的路走完了一遍。

这是最接近奥德修斯的一种四川时刻。杜甫在蜀中的身份，本就是一个滞留者：他不是四川人，四川是他的卡吕普索之岛——是那个被战乱扔下的、暂时安全却始终不是家的地方。奥德修斯坐在岛上望着大海流泪，杜甫在剑外一听到消息就"喜欲狂"。两个人的情绪结构几乎完全一致：所有的当下都只是等待，真正的生活在别处，在回去之后。

第二种答案，是李白和苏轼式的——而这一种，荷马没有写。

四川最著名的两个儿子，都出蜀之后再没回来。

李白二十多岁离开绵州昌隆（今江油），一生漂泊，762年卒于当涂，终身未再入蜀。他在《渡荆门送别》里写"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请注意这个动作：不是他回望故乡，是故乡的水一路送他远行。故乡被折叠进了行囊，而不是留在终点等他。

苏轼离开眉山后同样再未归乡，1101年病逝常州，葬于河南郏县。他写下的那句"此心安处是吾乡"，几乎是对 nostos 的正面否定：家不在地图上的某个坐标，家是你安顿下来的那个此刻。

于是我们得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奥德修斯的归乡以复仇和秩序重建收尾——他必须回去，必须清算，必须让伊萨卡重新变回原来的伊萨卡。而李白与苏轼选择了另一条路：不回去，把故乡随身携带，让它变成一种内在的东西。

这不是谁高谁低的问题，而是两种文明面对同一道难题时，给出的两个方向的解法。一个向外求，一个向内求。看完电影，这个对照会格外清楚。

而在四川，地理本身就在参与这道题。

李白写"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写的正是横亘在故乡与外部世界之间的那条通道。它是巴蜀版本的爱琴海——每一个想离开或想回来的人，都必须先与它搏斗。奥德修斯要过海妖、独眼巨人和风暴，蜀人要过剑门、栈道和三峡。史诗感从来不只来自英雄，也来自路本身。

再往后看，四川是一个被"迁徙"和"返回"反复塑形的省份：湖广填四川，抗战内迁，三线建设，以及每年春运时那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归乡运动。三千年前一个希腊人用十年回家的故事，在这片土地上其实每年都在小规模地重演一次。

所以当银幕上的奥德修斯终于踏上伊萨卡的滩涂，坐在成都、绵阳、南充影院里的观众，大概不需要任何注释。

三千年前，一个希腊男人想回家。三千年后，一个威远人把他的故事译进了汉语，自己却留在了希腊；而在同一片土地上，另外几个人早已写下：无论回去与否，找到心灵的寄托，也是一种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