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国家的媒介基础设施：新中国首座电视塔的物质诗学发生史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本文以技术史为方法和视角，梳理新中国首座大型钢结构电视塔——广州越秀山电视塔的媒介基础设施发生史。在1960年代初期物资匮乏、理论断供的历史情境下，越秀山电视塔经历了以“苏联结构理论”行“本土实体搭建”的建设过程，成就了新中国早期媒介基建自主知识。在媒介基础设施的后勤架设时期，电视塔在垂直空间迁移器具，并在横面上实现无线发射网的全省转接、贯通和覆盖，以信号发射实践确认央地传播秩序。特殊政治经济语境下，新中国首座电视塔成为一处承载多重意涵的媒介基建，对其发生史中诸多“不稳定性”的历史考察，成为商榷西方视点下社会主义基建研究之偏见的关键。

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首座电视塔凭何自立？

当前，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基础设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遍布在身体、语言、数智技术等诸多范畴，甚至有迈向“万物皆基础设施”的泛化趋势。诸多讨论不断扩充学术视野的边界，基础设施的种种隐喻，不断增益学科内外对媒介作为人类交往活动基座的理解（胡翼青，谌知翼，2025）。然而，偏重隐喻的研究取向，可能忽视媒介基础设施在技术实体与政治经济上的意义。而“电视发射塔”就如巴尔特（1964/2008）说的“塔”那样，在视觉上绝对占据了“看”与“被看”的关系位，是不断吸纳多元意义的矛盾综合体。并且，电视塔除了在高空中有显隐交织的表征，它们还埋藏着关乎传媒与建筑技术的数据资料，冷战史、人文地理与城市经济学等领域的知识遗产。本文将返回那些被新闻传播学研究忽视的基建史料，从新中国首座大型钢结构电视塔——广州越秀山电视塔的发生历史谈起。

广州电视台（1979年改呼号为“广东电视台”）凭借广东省在上世纪50年代铺设的广播收音网、宣传网及信号设施网的优势，在1959年投建完成全国第一座省级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志编委会，1996：61）。电视台开播前后，对粤播发信号源的选址在地方行政和军事机构多轮协商中几经搁置，最终发射器临时装在越秀山150米高的中山纪念碑上。其后国务院与省台、地方规划局、空军等多方协商，决定在纪念碑旁建设一座新的电视塔。1965年5月1日，新中国首座电视塔在广州市越秀公园北麓落成。这座设计为八角宝塔型的全钢结构电视塔，至今仍在为广东甚至周边省份提供无线信号服务。

在本土媒介技术与建台经验匮乏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州越秀山电视塔成功兴建尤其值得关注。尽管1930年代上海已零星出现电视基础设施试建（薛毅帆，曹培鑫，2026），但在1950年代“一边倒”的科学技术政策背景下，电视技术与无线电理论大都是中国学者赴苏联或东德学习与仿制的成果（常江，2018：8-25）。不久后中苏交恶，方兴未艾的现代化事业遭遇多方面的理论与技术断供，在如此逼仄的媒介建筑发展空间之中，广州越秀山电视塔从1959年破土兴建，到1965年落成，成为新中国第一座自主建造的电视塔。本文依托基建史料，辅以对广东广播电视台技术中心、微波总站与卫星发射中心以及广州电视台发射部的技术部门人员的访谈，尝试回溯并探索在“自力更生”等政治话语下，我国首座大型钢结构电视塔如何得以完成，并对以下问题展开讨论：第一，在1960年代复杂的中外时局中，广州越秀山电视塔在何种程度上联系、吸纳与再造了跨国技术理论，媒介基建如何应对内外意识形态的牵涉？第二，在无线电媒介网架设的意义上，它在哪些向度上演化成为地方广电事业发展的物质性构架？第三，回溯与阐发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基础设施的“发生史”，启示了怎样一种本土媒介的研究路径？

二、文献述评：基础设施的诗与物

机器系统的崩溃（rupture）或故障事件的发生，能让与之隐秘相连的经济与权力关系得以“可见”（Star，1999；Graham，2010；Sliver，2015）——这条西方基础设施研究的起步路径，近年已有分野流转的迹象。其批判力渐显孱弱的原因，与“基础设施”的词源发自启蒙运动的西方语境有关（Mattelart，1996）。一来，西方人类学研究发现，全球殖民地对帝国基建不断产生误用、无用（拉金，2008/2014）、破坏（斯科特，1990/2011）与“抵抗式编码”（曹寅，2022）等排异反应。然而这些微观个案，难以在宏观上改写机器轰鸣与资本主义现代化亲密无间的元叙事，先进技术“由西向东”的演进史观仍是主流（Mostowlansky，Hirsh，2022）；二来， 战后新自由主义兴起，推动去中心化管控与经济驱动型技术在欧美普及（哈维，2007/2010）。技术的失常、不确定性与事故非但未被排除，反而被确认为资本积累与技术演进中增益容错性和创新性的活性要素（菲什，2018/2025）。在此逻辑下，“崩溃”已非揭示权力关系的关键征候。

（一）基础设施研究的“诗学”转向及其偏见

2013年，人类学者拉金（Brian Larkin）总结凝练出基础设施“诗学”（poetics）的研究取向。所谓诗学，即基建物质的“拟像”（simulacrum）形态，意味着研究眼光更侧重表征而非现实、情感而非理性、符号与美学行为而非物体本身。除了梳理欠发达与殖民地区的系列研究，拉金还大量述评前社会主义政体的基建案例，以论述“国家把基础设施作为表征塞给公众，要求他们将其视为社会事实并接受”的诗学观点（Larkin，2013）。实际上，关于苏联巨型设施对“新公民”的塑造模式，已有不少历史学研究的探索：工厂、工业城市、地铁站、教育机构、政府部门或电视塔等具有现实主义的美学建筑，都在符号、物质的双重意义上创造了新社会形式和道德价值的基础设施样态（Humphrey，2005；Buchli，2007）。与拉金的想法如出一辙，这些在规模上凸显社会主义乌托邦色彩的系列机器（Fitzpatrick，1982）被历史研究者们评价如下：苏联推崇生产宏阔意义的国家机器，而实质上其产能却严重不足——因此，基础设施的诗学，是一种剥离了技术功能的形式（Larkin，2013；Todorov，1995：10）。尽管也有关于水电时代的美国政府热衷生产巨型物质系统的讨论（Nye，1996），但总体看来基建“诗学”研究仍偏重前社会主义国家高可见度基建的案例分析。

其实，高度表征化的基建在任一现代化模式中都必然存在。面向崭新的未来政治形态时，缔造者自然希望那些凝视基建的公民对政治进步抱有期待（expectation），而非指望异常（exception）的发生（Knox，2017）。基础设施研究路径的“诗学”转向本身无可厚非，但其有意无意地将国家历史压缩为审美与意识形态批判。质言之，政治的想象和物质现实之间不可能毫无缝隙，但西方学界的偏见叙事，持续表述一种“前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承诺，总是言过其实、无法兑现”的论调，似乎坐实了福柯晚期对社会主义生命政治的评论（陶东风，2024）——东方誓与西方为敌，但各类技术实则借自其敌手，只能联系于各类型的技术，而不存在自主的技术（福柯，2018：117）。为此本文将返回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历史现场，打捞、重述那些被忽视的基建生命史，以审度基建研究“从崩溃转向诗学”的迷思。

（二）重审不稳定的社会主义基础设施

“诗学”真如拉金所说，一定是从技术“剥离而出”的形式吗？如上所述，“诗学”的批评路线更多针对基建后期运转“言不符实”、无法达成初期承诺的案例。而实际上，大部分研究都明确定位于“把社会主义建构成一种活生生的现实”的预设，其实验性规划中也蕴含丰富的物质化潜能。有学者重新考察了“大跃进”时期的“卫星”表述，指出词语或符号在社会主义中国建设中，并没有简单停留于展演层面，而是深嵌于一种全国性的“语言唯物主义”（verbal materialism）运行逻辑中（Cao，2025）。

“诗学物质化”的研究观点，使基础设施的发生过程呈现出“诗学与实体”互为因果的缠绕性。如在Dalakoglou（2010）的早期研究中，阿尔巴尼亚的新社会主义政府先是动员国民修建道路，之后又限制私家车和机动化交通网发展，是国家现代化中基础设施拜物教（infrastructural fetishism）的表征；但是，两年后他从非西方视角重新看待民族志档案发现，阿国共产党人确有将道路与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相结合的严密计划（Dalakoglou，2012）。这种新物质空间不仅具有触达国家边陲与贫困地带的宏大愿景，还是将中央政权与基层公民有效连通的特别政治设计（王浩宇，2023）。另外，关注苏联向新自由主义演进的Collier（2011）发现，社会主义遗产在物质、文书、官僚与法律监管等诸多方面，仍具有强烈抵制基建私有化的能动性。诸研究启示本文，基础设施研究无需在“表征”与“物质”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另一种叙事可能是，从“发生”（genesis）的视角，将诸表征与规模性的技术体联系起来，重新考虑物质形态与诗学间的关系，以及词与物的缠绕过程。

（三）诗与物——电视塔研究的双线索

在诗与物的“发生”视角下，福柯所谓“社会主义总是联系各类型技术”也有了别样的深意——其批评让我们关注机器与政体之间协调的能动性，而非仅是贬斥某种政体。Joyce与Mukerji（2017）从历史社会学视野一直强调，现代国家是在物质群的实验性构造中形成的。国家在其建设初期往往是“目光短浅”或“无意为之”的。坚实可靠的后勤系统，总是以权力之分散、意图之不明、行为之混乱等为代价兑换得来的（Mukerji，2010a，2010b）。无论何种政体，新型技术原理、机器与社会制度在社会变革中经受的，永远是悖论、两难与无法调和的矛盾（Prozorov，2016：42）。

要感受这些历史内部的张力，我们要像机器理论家一样理解基础设施，并承认机器物质与人在本体论上有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技术客体不是设计图纸的完美复刻，它们在遭遇现实环境阻力时只有重组要素，才能从抽象理性走向具体现实（西蒙 东，2024：217-218）。本文所关注的电视塔，同时作为跨学科物件和美学对象，至少从其特殊性上就否认了将“建筑理论”与“媒介构架”互相割裂的探索路径。法国机器理论家西蒙东在其晚年所作《论技术美学》一文中，曾对电视塔的“母体建筑”——埃菲尔铁塔，有过精彩表述：它有无可否认的美学力量。“铁塔刚落成时，它没有任何具体功能。它只是一个高处的观景台。但它很快成为法国最好的信号发射塔，至今仍然如此，而且越来越重要——天线从它的最高一层升起，使塔变得更高”（Simondon，2012）。与基础设施诗学有所照应的是，他认为技术物谱系学中的“技术美学”（techno-aesthetics）可能就是机器组装之后不断稳定运行的解决之道（公维敏，2023），这对考察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建造的广州越秀山电视塔具有极好的启示意义。电视塔不只是承载政治诗学的力学钢架，它必须不断丰富自身物质形态，不断接入广袤的电磁波谱与微波网络，方能完成“媒介基础设施”的发生。这要求研究者返至技术史与媒介史，考察庞大的技术集合体如何在不确定的、临时架起的、渐进调节的时空中，与政治诗学同步发生。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筚路蓝缕，种种现实结构，只能在“里应外不合”、“两头不到岸”的状态中发生联结。因此，对“落后辩证法”的历史打捞，将技术攻关联系于本土政治话语，是本文对话西方研究盲点的关键起点（王洪喆，孔煜也，2023）。

三、电视塔的基建诗学与物质发生

（一）诗学之辩：跨国基建理论与“自力更生”话语

中国首座电视塔基建设计的理论起点发端于20世纪初俄国结构主义建筑理论。这一流派重视空间被物体结构所塑造的力量与美感，以1922年落成的“舒霍夫广播塔”为标志，苏联陆续设计出不附装饰的、双曲面钢斜肋网格结构、展现钢结构本真力量感的无线电广播塔。这些删繁就简的“去装饰”实践，触达着广播塔架功能的本质，苏联就此进入一个炙手可热的“媒体塔”（media towers）时代（Buck-Morss，2002：134-140）。遗憾的是，饱含结构主义力学与美学的崇高建筑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主义洪流（Stalinist steamroller）中被贬斥为“资产阶级艺术”，媒体塔建筑潮戛然而止。直到1954年，赫鲁晓夫政府召开第二次全苏建筑工作者会议，重新提倡与斯大林时期“现实主义”相悖的结构主义建筑理论（Åker，2010）。对于彼时急于架设高空塔架、实现信号发射的广东电视台来说，苏联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建筑经验有如神助，成为在内政外交上兼具合法性的参考坐标。在引介苏联钢结构力学理论后，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金属结构室于1959年6月完成了建塔设计（杨更新，1966）。

在中苏交恶前，设计团队在引进外来基础设施理论时就曾发生过争执。其中一派认为要“遵从苏方设计经验”，另一派则提出“不走苏英美的老路，沿着‘自力更生’道路前进”，甚至主张废除结构主义方案。基建团队在多番争论与自我批评后决定折衷处理：依循毛泽东“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的语录，将其视作“巧用”结构主义理论的依据：破除迷信并不等于不尊重前人经验，但也并不等于照抄照搬，而是要自己去探索新的道路，确定了“部分借鉴，自力更生”的原则（成宾学，杨更新，1966）。作为共和国建设初期的技术政治话语，“自力更生”看似是宏大的精神纲领，其在基建发生期间实则有着详细而辩证的面貌。一方面，强调中国1958年与苏方在内政外交生发嫌隙后重提的“自力更生”。另一方面，发现确实无法完全自主设计后，一些人认为，我们第一次做电视塔，没有设计经验，对国外资料不应有迷信思想固然是对的，但他们的一些经验是要尊重的（成宾学，杨更新，1966）。可见，后勤基建的合法性往往不是非黑即白的，它们流动于本土和域外、新旧理论材料的张力之间，甚至混合着国家政党不同时期的政治话语。甚至可以说，作为一种流动的政治诗学，“自力更生”在电视塔内部已然开启对苏联结构主义建筑理论进行改写的尝试。

（二）诗学物质化：基建断裂、本土方法和肉身组装

电视塔开工不久，新中国就面临“大跃进”，又与苏联关系恶化。急转直下的政治生态使传媒、建筑等方兴未艾的事业遭遇各种意义上的窘迫和断裂。在这时，党明确独立自主的原则，全国科学与工业界响应自主研发的号召，但在实践中却遭遇重重困难。对于仍在建设蓝图中的广州电视塔来说很快面临诸多问题：首先，钢材生产原材料、设计规范等方面与原理论严重脱钩，不仅接连面临钢节点焊接遇挫、筹建经费与材料短缺、高塔吊装方法受限、设计图纸不实用不完整等困境，全过程更是遇到无数次的返工与大停工，还不幸遭遇“穿晶裂缝”等严重技术错位。据时任建塔技术主管尹敏（2003：233-237）回忆，广州越秀山电视塔是他参与建设过的上百座广播发射塔中“最棘手的一个”：（1963年之后）先是塔节对接不好无法继续施工，接着在塔架到100米高时意外发现铁塔构件焊接时，因不了解国外进口的锰钢焊接标准出现“穿晶”现象，被迫停工。我们求教在广州参加焊接学术会议的国内知名专家，他们经现场查阅资料检查构件得出一致结论：全塔报废。“好不容易架到半截，又要全塔报废，这怎么向上级交代？加之建广州电视塔一事，香港已多次见报，又怎么解释”（尹敏，2003：234）。

焊接组装时，理论与实践的间隙总是如影随形。如同西蒙东对马克思技术异化论的反思一样，当技术系统尚未自动化运作时，那些受到机器“异化”的人，实则也无法完美运作机器，只能向它们输入反作用，最后两者共同承受了“异化”。其间被拉扯开来的间隙，需要人与机器重新介入彼此，才能再形成同一（蓝江，2025）。电视塔的初建阶段也是如此，在建筑队看来，人和技术相互“异化”的实践可谓是充斥全过程，因为无论大小攻关，只能有赖于本土方法、工人肉身与现代机器开展无数次的重新组合。比如，在设计不够充分的情况下，“边施工、边出图、边改图”就成为四年磕磕绊绊施工的关键。“差不多可以说，有一工序，就有一措施，有一措施，就有一次交底的研究会议”；从没有200米高工程基建的施工经验，设计人就代为解决结构上的问题……设计与施工配合得好，设计人经常到现场，一有问题，就共同商量解决；工地技术主任经常细致钻研图纸，能够事先发现问题，提出解决办法，避免了临时忙乱（广州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1964：4-6）。如《大公报》多次报道的那样，电视塔是由青年技术员和工人们一起设计的，参与设计、制造、安装的50多个部门在工作过程中富有创造性地解决了许多技术难题（大公报，1966年4月25日，1966年5月4日）。建筑队在数年间穿针引线，频繁与多地研究所、高校建筑系论证与攻关大小技术问题，如访谈中省台技术中心主任所说的那样——“这座塔是倾全国与全省之力推进的宏大工程”。最后，经历千余节点的补焊、反复论证与异地实验后，“报废”等系列危机得以一一化解。

在不断调试的建造实践中，“自力更生”从不是落空的诗学口号，而是基建物质化的动力。广东电视台技术中心留下了珍贵的“电视塔建筑全过程”的胶卷影像显示，在缺乏现代高空塔吊情况下，技术人员从中国农村延续千年的“鸡笼罩”（原片记为“雀笼”，一种倒扣式的竹编笼子）手工编织经验中汲取灵感：设计图纸只有要求，但没有明显的结构方法，我们经过反复研究后，经设计人同意，决定做成“雀笼”。中建部及省设计院两份图纸里没有雀笼这个名称，只系我们施工部门将这12条圆钢组成便于安装的过渡性独立构件，结果满意达到了原定要求，这是施工最后和最主要的关键（广州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1964：3-5）。施工人员通过滑轮组将钢铁雀笼构件运上八大塔脚，每个塔脚、每处节点、每个吊装机器上配合着工人的身体力量，将构件层层拉动、对准、向上垒起并实现咬合。每一处“理论上”的承重缺憾，都在纵横交错的雀笼中得到一次次实践论证的“加固”。如此，纸面理论与肉身劳作、施工焦虑与攻关决断之间紧密无隙，才实现规定范围内的精准咬合。这些异于原理论设想的建设方法与地方性知识，是维系也是超越机器与人相互“异化”的具体方法，其间隙被本土化改造所填补，电视塔也由此被注入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

（三）国家诗学：钢铁叙事与自主知识的生成

电视塔的落成可以说形成了关于国家现代化的物质性话语诗学。首先，广州电视塔、长江大桥等一系列巨型基础设施的建造，强烈表述着新中国“自力更生”的钢铁诗学。“大跃进”及之后，中央组织了多次“反左倾”会议并强调“实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作为首要建筑方针。节约钢材、降低造价等几乎是所有建筑设计者强调的因素，电视塔的基建也不例外。在设计阶段的技术民主会议中，团队反复论证我国20世纪50年代改造德国进口ST52锰钢的高强度低合金钢16锰钢，可以让整体用钢更轻便和节省。最后，武汉钢铁集团大量生产的16锰钢如愿撑起200米高的电视塔（大公报，1966年4月25日），其588.3吨的落成重量之轻，领先于同时段国外电视塔。即便各国电视塔高及用途有所差别，但在多种专业教材的专业话语上，首座电视塔节省钢材的成就，成为“比肩国际”的建筑诗学。其次，基础设施的物质落成，在国家现代化叙事中成为“自力”的话语政治。在1961年国家指示“不惜一切代价，研制生产出建造南京长江大桥所需的特种钢材！”并决定基建不依靠进口钢材后，16锰钢从“拿来主义”时期的仿制产物，变为“自力更生”时期的“争气钢”。广州电视塔和南京长江大桥等也被《土木工程学报》、《大公报》等学术与大众化媒介反复表征为“自主研钢”的成果——“语言唯物主义”就此在基础设施与媒介之间循环往复，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将话语、图纸、拟像孕育为物质系统的信任。在国家钢铁生产的质和量几经低潮时，电视塔等“国家形势推动下完成的实践”，无疑为国家现代化提供了振奋精神的实践成果，也同时塑造了钢铁诗学的表述（成宾学，杨更新，1966）。

在国家建筑的自主理论方面，电视塔的建设实践很快得到了本土化的提炼表述。第一，本土钢材在与外来结构主义理论对话中，生发出最早一批跨国理论对话的经验：试验中出现了反常现象，……同志们对试验情况认真地进行反复分析，最后终于找到原因。原来，国外的理论忽略了底部两层塔柱斜度的影响……提出的多边形空间塔架位移计算方法，比国外的理论更为合理，工程更为经济。这种方法至今仍为设计部门采用（吉林建筑工程学院职业道德编写组，1986：87-91）。而1920年前后在苏联曾建造了一些网状的灯塔和无线电塔架，这种网状塔架目前在国内外都很少采用。“根据我们在设计中研究比较的结果，这种塔架的优点是能用小型钢材，但它的缺点很多，主要是用钢量较大，加工及安装均不方便”（原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金属结构室，1972：35）。

第二，广州越秀山电视塔落成，为媒介与建筑等领域带来第一次技术标准化，用建筑人员的话说就是“重新拟定了我们自己的原则”。在1965年“中国钢结构学术会议”上，专为广州电视塔主建团队设学术主论坛，汇报内容后来也陆续发表；建筑团队还着手将本土经验与结构理论编写成《塔桅钢结构设计》，以教材出版等知识流动方式融入我国自主建筑基础理论体系的血脉。在早期的广播电视事业有了媒介设施支撑的同时，无线电发射载体的塔桅结构，也应用至输电高塔、通信塔甚至排气塔等。

1965年，这座高达200米的媒介建筑正式落成。无论是这座电视塔之高大，还是总用钢量之轻、自主建造之史无前例，均是极度匮乏条件下产出的丰硕成果。它生产着国家钢铁的、媒介建筑的基建诗学，甚至成为中国首批跨学科的自主理论的案例之一。但作为“媒介基础设施”，这具中空的钢铁骨架仍在等待它的发射机、天线阵列与看不见的电磁波谱，以开启其作为地方信号枢纽的真正使命。

四、高塔纵横：

垂直空间构架与省域信号覆盖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百名自称“破旧立新”的“红卫兵”，气势汹汹地包围刚落成的电视塔并向其投掷石头（华侨日报，1966），但越秀山电视塔的媒介技术加装与自主科研情况并未停止，中空的钢铁骨架嵌套着米波频段的广播电视发射电磁波谱，在体制上整合了调幅电视广播、调频声音广播与微波干线传输等多元信号制式，悄然从建筑体向地方媒介中心功能迁移。

（一）垂直空间天线迁装的技术政治

动荡时期的广州越秀山电视塔曾在发射器具的垂直架构上，不断调试电磁波技术规律与央地传播秩序的基本关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团队将转播中央台节目的天线迁向制高点的过程。在电视塔落成后，技术员便将之前架设于150米中山纪念碑顶的发射机房及设备拆卸下来，用一年时间在未建电梯条件下往返攀高，于电视塔中部98.4米的转角平台完成信号机房预备建设。1970年，中央广播事业局向邮电部租借微波讯道以传送中央广播电台信号，机房随即接入信号并兴建“京广微波108站”。随着彩电发射技术的研发，1974年12月在条件尚未就位时，就在越秀山电视塔塔身123米处安装了临时性天线，转播北京电视台彩色电视节目。由于米波电视信号有赖于“点对面”的直线视距传播特性，容易受山体和建筑物遮挡，1975年10月1日，技术人员于188.8~200米塔尖桅杆上加装8层蝠翼天线，正式全天稳定、清晰转播北京电视节目。

这段硬件迁装小史，侧面展映着基础设施在垂直空间的“诗学-物质”关系，以及中央的声音在最大理论值范围实现地方广播的过程。Graham（2016：3）在提出“垂直性”（verticality）分析视角时，认为空间高度、深度直接决定了权力控制范围——电视塔垂直架构即如是。将中央的声音在最高空间、最远距离、最广范围实现传播——这是央地话语秩序的初期布设下，同时兼顾电磁波传播规律与“制高点”权力象征的必然结果。多位受访技术人员也都提及，“广电系统里，（电磁）波的技术往往是政治性的”。意即，后勤技术系统的建设、迁装和新建从不是随意为之，而是深切依赖技术规律与政治诗学的双重运作。由于大型钢结构便于挂载各类发射器的特征，广州越秀山电视塔运行情况“一直很理想，甚至是全国领先”（广东省台技术中心主任）。

（二）微波收发网的省域钩织

在横向空间的向度上，广州越秀山电视塔顶下方的塔身空间则持续钩织“省-市-地”的信号覆盖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广东省各地陆续建成500多座差频转播台的铁塔网络——一个将省级信号捕捉、放大并下沉到地方基层的接力网被不断组成。然而，由于在远距和多轮接力传输中，高频电磁波会持续衰减，其他地区群众收看时往往出现彩色图像变为黑白、画面滚动与声音嘶哑等情况。为突破技术瓶颈和满足群众需求，省政府决定从1981年起建设专用的微波干线网络。与漫射的模拟信号不同，微波系统是信号的“高速公路”，承担省台对下级台站“点对点”的远距传输任务。广州越秀山电视塔凭其充足的高度，再次成为全省广电微波网的中心发射源。这一专用路线，从广州蔓延向四周山川，信号一段段接力传至粤东鸿图嶂、粤西大田顶、粤北天井山等海拔数百至千米的骨干转播站（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1999：259-266）。

至1987年，广东省建成总长1833公里、包含37个传输站的专用微波干线，织起以广州越秀山为中心、贯通多地的“全省性微波收发网”。至此，全省967座电视发射台、差转台组成的铁塔群落，配合四向的微波干线拓扑结构，中央台与广东台的信号从越秀山出发，经由基建网络克服了岭南复杂地形，落入了基层千家万户。技术人员还在干线中设计了回传波道，使深圳、珠海等地的新闻——比如1987年第六届全运会的实况，得以不断逆向传回广州，塑造了全省新闻双向流动的传播格局。传播纵横的线路交汇里，电视塔在媒介的发生意义上完成了物质与空间的构架，使电视信号覆盖了全省86.3%的人口。至此，中央电视台信号凭借横跨南北的微波讯道，长距离传输至南国广州的电视塔，其垂直制高点向城市撒播电视信号的同时，也向四方延伸着覆盖全省信号的微波干线通路。在电视塔为核心的媒介基建组合中，国家与省市城乡逐渐编入一个收视收听的共同关系之中。

媒介构架搭建完备后，高塔也悄然形塑着城市地形、生活空间与技术系统层次。在有线电视普及前，珠三角市民的收视普遍依赖屋顶天线的架设。千家万户的“鱼骨天线”在调试下一同指向越秀山电视塔，形成珠三角地区独有的媒介实践景观。据广州市电视台技术人员回忆，广州市在1980年代筹备“花果山电视塔”建设时，放弃了在天河区广阔腹地选址的方案，最终选择与老塔比邻而居，原因之一便是“市民收看习惯指向越秀山，平时不方便把天线摆来摆去……建在接近越秀山方位，可在天线方面保持同个方向”。虽然今天有线、网络电视已经普及，电视塔上发出的无线信号却从未中断。因为“广电灾备制度、实践、体系是极度完善的。所有信号源和设备至少多备一份，以免任何播出中断。如果哪里有遮挡、电缆光纤被挖断，我们马上调成卫星发射，天气状态不好，又马上将卫星调成电视塔的信号源”（广东省广电卫星站技术人员）。

总之，越秀山电视塔在地理、节目播出和技术系统中的先在性，锚定了诸媒介基础设施至今的架设方位，还为广州城区赋以“一城双塔”的奇景，乃至“老中轴城市风景线”的都市美学。

五、余论：史学与诗学——媒介的双向显影

通过考察新中国首座电视塔的媒介建筑发生过程，本文尝试回应西方基础设施研究的历史盲区与理论局限。首先，针对关注物质系统运行中途“崩溃”的惯性研究路径，本文提示“秩序不畅”的基建考察情境除了关注运行中的突发事件，还可以前置于历史发生阶段予以考察，以照亮新的问题意识。具体到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时段，由于存在物资匮乏、技术断供和理论不适等客观现实，国家兴建电视塔等科技攻关过程必然遭遇艰难险阻。无论是团队内辩驳结构理论的使用合法性，还是电视塔的建造过程遇到“穿晶裂缝”的报废危机，“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建设者乃至于国家现代化的基本实践环境。正是在重重故障之中，新中国的自主科研事业才生长出无数本土化实践。其次，社会主义媒介基础设施在“诗学”方面的思考，远不止于拉金等西方学者所谓“政治表征大于实际功用”的观点。本文对电视塔发生史料中“诗学”与“物质”的辩证关系加以突出：基建团队在面临外来图纸不适用、钢铁无法进口等境遇时，是“自力更生”等政治话语为“外来理论本土化改造”给予合法性，并驱动诸多物理实体的建造、改造，最后落为自主研发钢铁、建筑与媒介技术的国家基建诗学。

在地方电视史与技术史料的回溯与打捞中，本文发现媒介基础设施的发生视角不仅是理解建筑学、无线电军事与政治诗学等交织关系的关键，且有益于否思西方研究者的偏见。在表征研究中，后者常常预设社会主义的机器是僵死的、教条的、无法涵容张力的，这种偏颇思路只围绕在形式质料的外部，并简单对技术与文化的因果关系加以判断（陶宇杰，2024）。其实，在活生生的历史现实内部，任何政体语境下技术物的发生、组合和转型均不可能是完全僵化的，在理性上更是远远无法实现完全协调，只能从交汇领域的实践中不断卷入人和技术等行动者，使其功能得以运行（Simondon，2012：109；黄旦，2024）。这便是技术人员在本文访谈中提及的，“一座空前的电视塔，它一定暴露着所有的问题，我们只有见招拆招，出现什么问题就补什么，建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可行之处便是‘理论化’本身。这座电视塔，是一个‘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指导实践’的典型产物”。另外，社会主义中国有其持续生产“自主”政治话语的优势与意涵。无论是“研发自主”还是当下学界呼唤“自主知识”，诸多“自主”之真义不限于对某发明孰前孰后的刨根问底，反而是一种“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科研胸怀。自主，体现在福柯所谓“社会主义总是联系于各类型技术”的开放性，它让我们将建设性或试错的经验，转化、注入到具本土解释力的知识体系中；在更深远意义上，解放着将技术作为霸权封锁工具的进攻性逻辑，甚至可想象为前沿技术全球开源的世界主义愿景。

最后，任何庞大且平稳运行的系统必然存在“表”、“里”秩序循环往复的良性运转。电视塔等基础设施种种“诗学-物质”辩证关系的平衡，依赖于一直与电视塔亲密无间的广电系统技术人员。基础设施研究中，媒介的诗学及其隐喻总是溢于言“表”，技术人员则是传媒事业后方的无名氏。但实际上，他们往往才是理解与实现媒介“表”、“里”融会、内外合一的关键行动者。本文对广州电视塔的物质与诗学关系研究的意义，还在于提供“重新思考每一种基础设施”的意识与方法。这使我们回归历史的原初点位与发生张力，从具象而非抽象的路径，重新探照与评估我们熟悉的国家历史。

（杨子曦 曹培鑫：《建设国家的媒介基础设施：新中国首座电视塔的物质诗学发生史》，2026年第7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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