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自己的能源转型失败了，凭什么让中国背锅？

眼看着在新能源领域追不上中国，一些西方国家和媒体动起了其他心思，所谓“中国煤电悖论”、“中国气候悖论”、“中国煤炭悖论”又开始传播。

在这些西方气候保护人士和媒体的口中，中国被描述为一个两极化的实体，他们宣称即便中国已成为可再生能源的领导者，是能源转型的先锋，但中国仍是全球最大的煤炭使用国，因此也是碳排放的最大来源。

但在专业人士看来，这种说法根本是站不住脚的。长期研究中国能源产业的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电气与电子工程系副教授副教授乔尔达诺·斯卡乔蒂（Giordano Scarciotti）就在一则视频中，系统分析了中国可再生能源与煤电装机同步增长的工程、制度及地缘政治逻辑，并指出西方政客常以中国煤电建设为由延缓本国能源转型，实属推卸责任。

【文/乔尔达诺·斯卡乔蒂 翻译/王冬晓】

在分析全球能源转型时，我们会发现，中国似乎正在表现出一种鲜明的矛盾。

一方面，国际能源报告强调，中国是可再生能源部署领域无可争议的领导者。另一方面，全球数据追踪机构的数据显示，中国仍在持续批准、资助并建设燃煤发电基础设施，其建设规模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

这种鲜明的对比，已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经济学家和政界人士争论的焦点。今年，中国还将获准新建数百座燃煤发电站。批评人士常以中国不断扩大的煤电机组为例，指出全球最大的排放国正在从根本上削弱国际脱碳努力。相反，绿色转型的支持者则会引用中国在太阳能和风能方面的数据，认为清洁能源革命已然成为定局。

中国在太阳能光伏技术的制造、部署和出口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025 年 7 月 22 日，江苏宿迁，员工们在江苏 DMEGC 新能源有限公司的一个车间的生产线上工作。 福布斯

而要客观评估这一局面，我们必须剖析中国能源体系的内在运行机理。接下来我将会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首先，我们会分析一些工程和经济方面的数据，更好厘清这一矛盾的本质。其次，我要具体告诉你，在能源转型的讨论里，这个“中国煤电悖论”是怎么被部分人当成一种话术来使用的。让我们就先从工程层面说起。

要想弄明白中国的能源决策是怎么做出来的，我们首先得聊聊背后那些驱动政策的制度机制。

中国在2020年制定了长期的能源计划，那一年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承诺要实现“双碳目标”。而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抓手，就是中央政府每五年发布一次的“五年规划”。2026年，也就是从“十四五”迈向“十五五”的节点，中国的能源实施政策发生了一个转变——从原来的“双控”制度（也就是以能耗强度和能源消费总量为目标），转向了“双碳”控制体系（以碳强度和绝对碳排放量为目标）。

这样一来，从省级电网运营商到国有银行，国家主导经济的各个部门，都得按照2030年碳达峰的要求来调整资金配置。政策框架定下来之后，就可以来分析那些和中国电网相关的实际数据了。

当我们审视2025年及2026年初的各项指标时，可以观察到两个并行的趋势，它们乍看起来似乎根本不相容。先来看可再生能源的部署数据，根据Ember和Carbon Brief的最新数据汇编，中国可再生能源的新增装机容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2025年，仅太阳能发电量就达到创纪录的336太瓦时，同比增长40%。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在一年内安装了超过300吉瓦的太阳能装机容量和约100吉瓦的风电装机容量。清洁能源的扩张，在2025年跨越了一个重要的结构性门槛。

在中国现代工业史上，非化石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水能和核能）发电量的绝对增长首次足以满足并超过全国总能源需求的净增长。由于清洁能源发电量的增长足以满足净需求增长，理论上化石能源发电已不再需要扩大规模。

然而，这一理论在实践中并不成立。事实上，我们不妨审视一下煤炭领域正在发生的并行趋势。根据全球能源监测机构发布的《2026年煤炭繁荣与萧条》报告，2025年全球燃煤电厂投产规模接近历史最高水平，而这几乎完全由中国驱动。2025年，中国实际投产的新增燃煤发电装机容量达到78.1吉瓦，为十年来最高。

此外，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还重启或提议新增162吉瓦的煤电装机容量，以供未来开发。这样一来，在同一年里，中国新增的可再生能源和煤电装机容量均创下历史新高。

2025年7月22日南京长江畔的大量煤堆。 法新社

要解开这个矛盾，我们需要区分电力系统中的两个基本指标：装机容量和实际发电量。装机容量以吉瓦为单位，指系统在某一瞬间能够输出的最大理论功率。而实际发电量以吉瓦时为单位，指一段时间内实际产生并输送到电网的电能总量。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讨论装机容量，但一旦单独考察实际发电量，就会呈现出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尽管2025年中国煤电总装机容量增长了约6%，但这些煤电厂实际发出的电量并未增加。事实上，2025年中国煤电发电量下降了1.2%至1.6%。这个数字听起来可能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下降是自2015年以来中国煤电发电量的首次绝对下降。

由于装机容量增加而发电量下降，产能利用率，即电厂在一年中满负荷运行的时间比例，出现了大幅下滑。从历史上看，中国煤电厂一直作为连续运行的基荷电源，产能利用率远高于60%至70%。到2024年，该比率降至约50%，2025年进一步降至48.2%。

伍德麦肯兹的预测显示，随着可再生能源在“十五五”期间持续部署，中国煤电机组的平均利用率到2035年将降至约32%。实证数据表明，中国正在建设新的煤电基础设施，但对现有装机的运行频次却在降低。这意味着整个系统正在经历装机增长与实际利用之间的脱钩。煤电机组正在经历结构性转型，从传统的主要能源供应者角色，转向一种为整个电力系统提供保险的定位。

而从工程角度来看，用煤电来支撑可再生能源发电是非常低效的。太阳能发电在日落时会下降，因此电网运营商需要具有快速爬坡能力的电源，即能够迅速调整输出以防止停电。

通常来说，天然气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常规工程方案。燃气电厂基于勃朗登循环（注：又称焦耳循环，是燃气轮机装置的理想热力循环模型。该循环以理想气体为工质，通过绝热压缩、定压加热、绝热膨胀和定压放热四个可逆过程构成闭合回路。它是燃气轮机等热力发动机的工作原理基础）运行，使用高度压缩的空气，有点像陆地上的喷气发动机，并能在30分钟内完成并网并达到满功率输出。

相比之下，燃煤电厂属于大型高惯性设备，最初是为稳定的基荷运行而设计的。它们基于朗肯循环（注：指以水蒸气作为工质的一种理想循环过程，主要包括等熵压缩、等压加热、等熵膨胀、以及一个等压冷凝过程。用于蒸汽装置动力循环。）运行，通过燃烧燃料将水加热成蒸汽。但煤电机组无法像燃气机组那样快速启停。实际上，冷态启动往往需要数小时。

更为关键的是，强制煤电机组快速调整出力以应对风能和太阳能的波动，会引发热应力问题；而在偏离设计工况下运行，则会降低热效率。因此，如果仅从效率和运行灵活性来考虑，规划者很可能会选择建设灵活的天然气调峰电厂，而非燃煤电厂，以平衡间歇性运行的可再生能源电网。

然而，中国仍在继续建设燃煤电厂。要解释这一工程上的“反常”现象，我们不能只关注热力学本身，而需要分析塑造中国国家的更广泛的经济、制度和地缘政治变量。

可再生能源的快速部署与煤电装机的扩张同时存在，这一现象背后有三个相互关联的驱动因素。中国偏好煤电而非天然气，首要原因在于能源安全与自主性。尽管天然气在运行上更适合平衡波动性电网，但它也构成了一种战略上的脆弱性。

中国是碳氢化合物的净进口国，目前全国天然气消费总量中约有40%至50%依赖进口。这些天然气要么通过来自俄罗斯和中亚的陆上长距离管道输送，要么以液化天然气（LNG）的形式经海上贸易路线运输。这些LNG运输船必须经过马六甲海峡和南海等咽喉要道，因此容易受到地缘政治紧张、贸易中断或军事冲突的影响。

2026年初，受海上运输中断和中东冲突升级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等重要能源通道受到波及，这一安排的脆弱性由此暴露无遗。全球LNG市场经历了严重的价格冲击和供应链摩擦。今年3月，中国天然气进口量同比下降约11%，凸显出外部地缘政治波动能在多短时间内影响国内燃料供应。

因此，对中国而言，为追求更高的供电可靠性而过度依赖进口天然气，反而会使能源战略变得更加脆弱。如果在重大国际危机期间LNG进口出现严重中断，可能会给能源安全带来严峻挑战，推高电力成本，并对制造业密集型经济造成压力。因此，降低此类外部风险的敞口，已成为中国长期能源规划中的重要考量。

2020年的霍尔木兹海峡卫星图像 NASA

相比之下，煤炭提供了高得多的能源自主性。

虽然中国缺乏大规模的天然气国内储量，但煤炭储量却十分丰富，主要集中于内蒙古、山西和陕西等北方省份。中国的煤炭开采量和消费量均占全球一半以上，而且关键在于，这一供应链几乎完全在本国境内。因此，中国看重煤电并非因其热效率，而是因为国内煤炭储量比进口LNG远不易受到海上运输中断或国际供应冲击的影响。煤炭相当于经济的一个可靠国内保险。

第二个因素则源于制度层面。中国国内电力市场历来在高度刚性的行政体系下运行。长期以来，发电和电力交易受固定的年度发电配额所约束。这些制度性合同在法律上保障了某座燃煤电厂在一年内获得固定的运行小时数和保障性电价，以确保其产生足够收入来偿还投资债务。弃电现象因此产生，即放弃一部分清洁能源产生的电，因为系统在法律上有义务保障煤电机组完成其行政性发电的配额。

第三个因素则项目审批的分散化，以及中国地方上的政治经济格局。虽然中央政府设定了宏观能源和气候目标，但电力基础设施的实际建设、审批和资金筹措，主要由地方上的主管部门负责。近年来，中国经历了几次严重的极端气候，持续性热浪叠加历史性干旱，导致主要流域的水位大幅下降，严重削弱了部分省份大型水电站的发电能力。由于这些省份需要水电向东部沿海的工业制造中心输电，发电量的突然下降可能会导致轮流停电，工厂生产线停摆，全球供应链中断，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这对地方官员的压力无疑是巨大的。

因此，为了避免在自己辖区内出现因电力短缺而导致的经济受损，部分地方官员形成了深层次的风险规避意识。保护地方经济免受未来电网不稳定的负面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各地主管部门开始在本辖区内积极审批并资助新建燃煤电厂。从地方官员的角度来看，在自己直接管辖的地域内拥有一座实际可靠的燃煤电厂，可以提供稳定的电力保障，确保当地工厂无论天气条件、省际输电瓶颈或外部燃料供应，都能持续运行。

一旦我们理解了中国电网的工程现实和地缘政治现实，一个关键问题便浮现出来。为什么西方政客如此频繁地拿中国燃煤电厂的话题，来反对我们自己的可再生能源？

当你在辩论或政治演讲中看到他们对此夸夸其谈时，通常会听到三种常见话术。

第一种是“涅槃谬误”，也称“完美解决方案谬误”。批评者仅仅因为一个现实的、非常有益的解决方案达不到某种不切实际的完美标准，就将其全盘否定。他们的论证逻辑是：既然中国的排放量如此巨大，那么在英美建一个地方性的风电场并不能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所以这个风电场没有用处。

而戳穿这种话术的一个有效方法，是严格重新定义讨论目标。批评者将可再生能源纯粹框定为一种全球气候牺牲行为，而这本应该集中在本地工程和经济层面的讨论上。一座本土风电场不仅仅是关乎全球气温；它提供主权可控的本土能源，不受国际价格冲击，还能它降低本地电力成本，并增强电网韧性，而这对本国国家安全都极具价值。

第二种话术，也许是最常见的，是“XXX呢”，一种经典的转移策略。

当本国面临现代化本地电网或转型汽车工业这类复杂艰巨的任务时，指向外国并直接说“那中国呢？”，便会起到即时转移注意力的作用。这种话术将行动责任从说话者身上移开，其背后依赖的是一种负担预设框架。他们认为能源转型是一项昂贵的经济负担，而我们正在不公平地独自承担。

要反驳这种话术，需要先放下“能源转型是为了他人利益而承担的负担”这一观念。正如我们从数据中看到的，中国并未放弃转型；它正在大规模投资可再生能源、电气化、先进电池和现代电网基础设施，因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认为这些技术具有相当的战略价值。

因此，基于事实的回击其实很简单：投资清洁能源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中国做什么。可再生能源可以改善能源安全，降低燃料价格波动的风险，增强工业竞争力，并提高电网的韧性。如果这些投资本身在经济上和战略上都是合理的，那么指向中国的煤电机组并不能否定它们的价值。

在美国代表团没有出席的情况下，中国在第3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发挥了更为核心的作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会上发表讲话。 新华社

而最后一种话术则是含糊其辞，用一个在技术上真实的数据来暗示一个虚假的结论。比如通过不断谈论审批和建设煤电机组，有意将装机容量与实际发电量混为一谈。例如：“中国今年正在建设一百座燃煤电厂”或“中国今年将获准再建数百座燃煤电厂。”

戳穿这些话术，只需指出对应的正确的数据。当批评者说中国正在建设创纪录的煤电装机时，可以承认这一事实，但应当纠正其衡量指标：是的，他们正在为地缘政治安全而建设新的煤电厂，但他们的利用率正在持续下降。这意味着煤电厂的运行时间越来越少，清洁能源现在正满足其新增电力需求。要知道建设一个大型备用发电机组，和让它全天候运行是两回事。

归根结底，以中国的煤电机组为由，来反对本国脱碳行动，无论在经济学上还是在工程学上都不成立，这不过是一种为自己不作为开脱的政治转移策略。

在讨论全球能源转型进展的过程中，关键是要明白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相同。在评估本国脱碳进程时，必须超越自身的国内偏见。电网的规划和建设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模板。一些国家拥有地处欧洲高度互联中心的地理优势，而另一些国家则必须作为孤立的岛屿电网运行。一些国家拥有核能，一些拥有丰富的地热资源，一些拥有大型水力发电。还有一些国家，正如我们刚才讨论的中国，则是在严峻的地缘政治和供应链约束下运行。由于初始的条件不同，那么对应的工程解决方案也会不同。

真正重要的，并非每个国家都遵循完全相同的蓝图。基础数据已显示，能源的结构性转型正朝着脱碳的未来快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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