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上海书展｜敦煌文献是活的，丰富的历史面相蕴含其中

8月13日上午，由浙江古籍出版社主办的“走近敦煌：新时代敦煌学研究丛书”第二辑的新书首发式在上海书展现场、上海展览中心一楼中央大厅举行。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副总编辑、党委委员叶国斌，丛书主编、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山东大学副教授武绍卫、南开大学副教授沈琛、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王旭斌齐聚现场。

“新时代敦煌学研究丛书”是浙江古籍出版社依托2024年成立的敦煌学出版中心打造的重点学术出版项目。第二辑一共推出了五种六册，分别是张惠明《从昆仑到鸣沙：中古西域佛教艺术史与图像学》、武琼芳《隋时风尚：敦煌石窟隋代供养人服饰》、武绍卫《抄经：敦煌佛教文献的写本学研究》、孟彦弘《文献与史事：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中古史探研》、沈琛《四方来盟：七至十世纪吐蕃与周边地区关系史研究》，覆盖佛教艺术、石窟服饰、写本学、中古史、吐蕃交流史等多元方向，持续填补敦煌学细分领域研究空白。

澎湃新闻经主办方授权发布当日嘉宾发言的精华内容。

荣新江：去年我们在这里推出第一辑五种，今年又推出了五种六册。这是我们敦煌学学者努力工作并且产出量最好的一个时期。我们要“走近敦煌”，要接近这个敦煌学的最高领地，所以我们选择的书第一就是学术性，要代表当今中国世界敦煌学的最高水平。我们第二辑的作者队伍里第一位张惠明老师，可能在国内大家不是太熟悉她。因为她是一位旅法学者，她常年在法国从事研究，博士论文也是法文写的，她跟我过去一起做过一个敦煌与于阗的项目，从中产出了非常多的研究成果。她对法国阿富汗的考古非常熟悉，所以把我们敦煌的、于阗的一些图像跟中亚的图像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国内学者比较难达到的，因为我们知道犍陀罗艺术，但是我们对法国阿富汗考古队在哈达、在兴都库什这些地方发掘的东西不是这么熟悉。张惠明老师做的是美术史的这个方面，书做得非常漂亮，非常扎实，里面有大量的外文参考文献。另一位作者武琼芳老师，她是敦煌研究院的，所以她对敦煌壁画的观察极其细致。我们知道隋代只有三十年，但是隋代非常特别，在敦煌开了七八十个窟，所以留下了大量的图像资料，她把这里面的服饰专门提出来谈，这其实是她的博士论文，但她把论文再提升了一步，还加上了敦煌研究院提供的大量的高清彩色图片。这本书我觉得也是一本从艺术史和美术史上讲都非常好的书。我们第一辑只有一本偏艺术史的，但因为敦煌学，艺术史是占大头的，敦煌学是文献和艺术两驾马车齐头并进，所以我们这一辑就专门推一些艺术史方面的书。当然，从第一辑到第二辑，学术的热点我们也是要抓住的。比如现在敦煌文献、敦煌写本提供的书籍史研究。其实在第一辑里已经有这样的书，但第一辑的书，还不是专门做这个的。这次我们有武绍卫老师，他就是专门做书籍史的，所以这本《抄经》是非常好看的，做得非常细，而且不仅是学术层面，比如敦煌的小孩子怎么抄经，怎么背书，怎么识字，敦煌的识字率是多少，这里面都有探讨。这是敦煌文献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我们传世文献里看不到的层面，一些社会文化、社会教育层面的东西。当然，敦煌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它的跨学科性。洞窟里保存的各种各样、各种题材的壁画，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不管是宗教的、考古的、历史的、美术的、文学的、语言的，都可以从这里面汲取材料。但是经过了一百年来的研究，如何把这些东西综合起来，再来看这个敦煌文献的价值，从这里头提取出一些材料呢？比如孟彦弘老师，他用敦煌文献、吐鲁番文献研究中古历史，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还有我们沈琛老师，他做吐蕃方向，吐蕃的对外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交往，包括跟中原的交往，跟河西走廊的交往，跟塔里木盆地的于阗的交往，跟南亚次大陆各个国家的交往，甚至跟西亚、波斯的交往，都在这本书里，所以他这本书扩展成了两本。这原来是他在北京大学的博士论文，经过这么多年的打磨，变成了一本跨敦煌学和藏学、中西交通史，或者丝绸之路研究的一本非常重要的书。我想这本书出来之后，它的国际影响力可能更高，本来敦煌学就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学科，而这个题目又是一个特别国际化的课题。所以整体上来讲，这套丛书大致每年至少五种，随着我们学术界的更大的热情，可能我们还会增加篇幅，但是老中青结合、研究的这种跨学科性和前沿性的方针我们会保持不变。目前，第三辑我们也已经约好了，希望明年能够有机会跟大家再次见面。

武绍卫：说到《抄经》这本书的研究起点，其实是一个很朴素的出发点，大家如果了解敦煌的话，就知道藏经洞的这批东西，大约现在有七万多号，它的主体是什么，就是佛教文献，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佛教文献，而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东西就是佛教的抄经。它是敦煌文献的绝对主体。如果大家去博物馆看的话，展出的基本上全部都是佛经。但是对于这些佛经从学术的角度怎么来研究，其实在一百二十多年的学术成果中主要是从文献学角度研究。但最近这几年有一个非常好的研究方法，就是荣新江老师一直在提倡的，叫写本学的研究方法。我在博士论文毕业答辩的时候，荣老师是答辩组的，他的一句话让我醍醐灌顶。他说敦煌文献是活的，不是静止的，前人都是要用的，非常丰富的历史的面相在当中都蕴含着。但我们要如何把这些文献写活，这是我毕业以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而我觉得抄经在这方面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大量线索的。因为抄经在当时人的生活中占比非常非常高。像我们今天也读书，书的价格每年都在涨，但是我们知道中国人每年的书籍消费，或者说精神类的消费，占收入的多少？大约是百分之十。而在古代，一卷抄经，就是一本书，需要花多少钱呢？我给大家算过，古代的一张纸，就是隋唐时期的一张纸，大约是五文钱。五文钱是什么概念呢？隋唐时期的一个普通的农户，他们一年到头最后剩下的可支配收入大约是四百文钱。那一张纸是五文钱，大约他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只能够买八十张纸。一个写卷大约多少钱呢？可能是十七张到二十张一个。就是一本书，光纸张就需要用一百文到两百文钱，再加上手工抄写的费用，手工抄写费用可能在两百文到三百文，所以买一卷书就相当于他一大半年的收入，所以这个写卷非常贵。大家知道，中国古人有一个优良传统，叫作“敬惜字纸”，为什么呢？首先是因为它贵。那么这种在他们生活当中如此贵重的东西，他们如何来制作，如何来使用，在当时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但是之前学界没有关注到这一点。如果我们去看抄经的话，其实里面蕴含了大量的这样的信息。我的这本小书其实就是要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他们如何来制作书籍，如何来使用书籍。我的书名主标题叫作“抄经”。其实，“抄经”是有两层含义：一个是抄写的动作，有抄写佛经、动笔解读；另一个就是抄写完成的佛经。大家去博物馆、图书馆看到的那些已经抄好的佛经，都要用手来抄写的。手抄就意味着，不像我们今天印刷时代，印刷时代你的书跟我的书，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因为是印刷的。但是在写本时代，我抄的跟荣老师抄的、跟沈老师抄的，肯定都不一样。即使是我个人在不同时间抄的同一本书，肯定也不一样。所以在抄写的过程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意思、很有趣的话题。

活动现场

当然，还可以再分成其他的情形，就是有私人抄经，还有公共抄经。什么叫私人抄经？就是我上课做笔记；我要用教材，我手抄一本教材，自己看自己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抄经所的抄经。抄经所可以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出版社。你作为员工给出版社干活和给自己干活是两个概念，给自己干活肯定更加用心，你给公司干活可能会存在摸鱼的现象。我们现在摸鱼，古人也摸鱼，如果仔细去看佛经的话，里面有大量的摸鱼现象。比如他抄错了，一张纸抄错了就要报废，但是我刚才讲了，一张纸五文钱啊，这在收入当中是一个他们不可承受之重，那么抄经的人就要想办法来掩盖自己的错误。怎么来掩盖错误？这里面的方法五花八门，就跟我们各种各样的作弊手段一样。我在书里面就展示了很多这种有意思的现象，在这里就不展开了。还有一种是个人抄写，为自己写的话，就会百分之百的投入。我在书里写了一则个案，有一位僧人，一位非常普通的僧人，在历史上都没有留下名字，他是怎么来给自己抄一部书的呢？他用了四年的时间来抄一本书，校对了十九个版本。他为什么要校这么多版本？因为在当时的敦煌这个边缘的小城，他根本不知道标准本是什么。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非常标准化的时代，我要说现在几点了，大家看看手机，时间完全是一样的。但是在古代，作为一个普通人他不知道如何来判断自己拿到的东西是不是绝对正确的，所以他就抄了十九个版本，把所有自己看不懂的、跟自己拥有的底本不一样的都抄上去了，他用了四年的时间来抄一部书，并且他最少用了八十张纸，是当时僧人一年的收入。我们可以想想，当时他在抄经的过程当中，投入的时间和情感是一个什么概念。如果不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批佛经的话，你就不能够感受到古人在当时的投入和对于书的重视程度。这是我这本书最核心要讲的内容。

第二个我要讨论的是他们如何来使用如此宝贵的东西。因为我研究的抄经，它服务的群体是僧人，这群人对书的使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小沙弥跟大法师用的方式就完全不一样。比如他们刚刚入门的时候，怎么样来背佛经，比如说他一天背几行字？我之前都难以想象，他们一天能背两行到三行。两行三行是什么概念？一行十七个字，他们每天背三十个到五十个字，这就是他们一天的工作量。但其实我们今天的小孩子教育也是一样的，一天背一首唐诗，背个七言绝句，二十八个字，也差不多是不是？但是之前学者都没有关注到。我们从这些字里行间其实能够完全揭示敦煌当时的人他们是如何学习，如何来运用抄经的。

我的书的第三个部分是来揭示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们都知道这些人是僧人，但是僧人在敦煌这个地方是怎样的情况，我主要是从识字率的角度来讨论的。识字率在国际上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为什么热门呢？因为它关系到整个社会的进步。我们现在社会如此发达，是建立在高识字率水平的基础上的。我们今天研究识字率的非常多，但是对于古代的识字率怎么研究，在明清以前，或者说15世纪以前的识字率怎么研究，都没有很好地解决。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材料。所以敦煌这些材料非常宝贵，我找了三类材料：一类是签名的；还有一类是抄经的，就是他们要抄写佛经的这个名单；还有一类是转经的，是念经的名单。得出了一个从唐代前期一直到唐代中晚期的变化，唐代前期识字率高达百分之八九十，归义军时期到了百分之五十，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变化。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这些敦煌文献我觉得是一个有全局性的话题。

沈琛：《四方来盟：七至十世纪吐蕃与周边地区关系史研究》这本书是我在北京大学的博士论文，论文的指导老师就是荣新江老师，所以这本书是在荣老师指导下写出来的。当时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吐蕃与周边地区文化交流史研究》，经过毕业后这些年的扩充，扩充到现在的《四方来盟》的体量，版面字数应该是七十万，正文可能约五十万字，其中有二十万字是注释。所以，如果只看正文也不会特别吃力。

为什么我要选吐蕃这个研究方向呢？这既是追随老师们，也是我自己深思熟虑的选择。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在他入门之初，选择什么题目，研究什么方向，这是决定他未来终生研究进程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如果你题目选错了，如果这个题目本身就不成立，或者是已经研究透了，最后就会徒劳无功，甚至连论文都写不出来。所以我其实是比较有幸的，在硕士入学之初，可能过了一个学期，就选了吐蕃这个题目。但是我选这个研究题目之前，有几个先决条件，一是我们在本科阶段读的书，读的最多的是陈寅恪先生的书，我们是以陈寅恪先生的研究为研究标的的。他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提出了三重证据法。这三重证据法是从二重证据法之上演变而来的。第一个就是要以地下之宝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第二个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相互补正，就是说拿非汉语的材料，包括藏语的、梵语的、突厥语的等等材料跟汉文资料相互印证；第三个就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互参证。这就是要在史学理念上、方法上、思想上来进行互相的印证。另一个是张广达先生给荣老师的《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写的序。我在本科阶段就读了好几遍，这里面除了表彰荣老师的学术贡献外，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理念，是要用他者的视角和他者的材料来认识中国、古代的历史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加看清我们的历史状况。

我在选方向的时候，我的师兄、师姐都非常厉害，每个人专攻一块。敦煌文献里材料最多的除了汉文文献之外就是藏文文献。敦煌藏经洞里，藏文文献有几万件，具体的号也数不清，相当多，包括社会文献、佛教文献，国外学者做的就是这个，成果日新月异。但国内这方面研究，相对来说处于比较落后的位置。所以我就选了吐蕃研究这个题目。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吐蕃统治时期的于阗》，也是在做荣老师项目的时候，我们一起想出来的，有三篇文章也收到了这本书里。我博士期间荣老师就建议我做一个大一点的题目。其实他很早就对藏学下过很深的功夫，他让我来做这个题目，而且着重说要做对外关系史。我的师伯王小甫老师，他的《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的序言也是张广达先生写的，他说当时王老师想做的就是吐蕃对外关系史，所以荣老师就嘱咐我来做这个题目。

当然首先要学藏文。荣老师嘱咐我要下苦功夫，真正学的时候，发现确实是太难了，阅读速度特别慢，敦煌藏文卷子读起来也很费劲，而且没人交流，所以好多同学都已经发了好多论文了，我还没什么论文，藏语还学得不太行，每回就非常自卑。但是坚持了十几年，现在慢慢地已经摸出门道了，最后写出了这部书。

“四方来盟”这个标题其实是吐蕃视角的一个说法，它跟“四方来朝”不一样，“四方来朝”是中原视角的一个说法，我们要用本民族的材料、本民族的文献来研究本民族的历史，要从吐蕃的视角来看待它所处的世界，所以就用“来盟”。为什么是“来盟”呢？这个是有典的，来自《唐蕃会盟碑》藏文部分的叙述。因为吐蕃想构建一个天下秩序，要以吐蕃为中心，它自己认为是雪域高原，大河的源头，是天下之中，他要构建天下秩序的手段就是会盟制。会盟就是盟誓，起源于吐蕃早期部落联盟时期，是吐蕃赞普和各个小邦以及各个家族的首领进行盟誓，缔结君臣关系的一个手段。后来吐蕃把这个内政的制度扩张到整个的对外关系当中，像唐蕃会盟其实不是唐朝原来的外交制度，唐朝的外交制度是什么呢？是朝贡加册封，你来朝贡我册封，是四方来朝。但吐蕃不一样，吐蕃就用自己的会盟制度，说我要跟你会盟，我们签一个文书，签一个协议，你不打我，我不打你，我们哥俩就是比较匹敌的状态，就是敌国之礼。后来唐蕃关系的很多波折都是从这个会盟制度产生的。但最后长庆会盟的时候，唐朝最终承认了这么个体系。所以吐蕃在《唐蕃会盟碑》藏文部分说，四境诸王皆来会盟，这是它的一个理想状态。所以我就用这个来作为我书的主标题。全书分成了中原、河陇、于阗、中亚和南亚五个部分。第一章是吐蕃的历史地理，把整个吐蕃7到10世纪的历史，包括9世纪中期崩溃之后分裂时代也在内，整体梳理了一遍。希望这本书对于藏学和东方学的发展能够起一点作用。

方晓燕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