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不改名字不搬家，湖南这座城很“固执”

1985年8月15日，醴陵撤县设市，自此气象日新。但繁华从来不是一夜降临的。两千多年不更名，近两千年不搬家，醴陵守住的，比名字和城址更多。

究竟是城址塑造了城市的性格，还是城市的性格，在漫长的岁月里，反复拣选了这片土地？不如，我们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去寻那个答案。

发源于江西的渌江，自罗霄群山奔涌而出，在湘东丘陵间弯出一个U形弧线，微微收拢“手臂”，把村庄轻轻拥入怀中。

▲罗霄山脉

这里是板杉镇（原转步乡）古城村，距离醴陵城不过七八公里。村庄位于渌江北岸的半岛——中三洲上。1986年文物普查发现，这里系西汉侯城和东汉早期县城遗址。

西汉高后四年（公元前184年），长沙国相“越”，因战功被封为醴陵侯。《史记》记载了这一事件。虽然“越”不久因罪失爵，史册上却因此留下了醴陵的名字。从“越”封侯开始，距今已2210年。

醴陵，早早便被纳入国家叙事，历史的重量早已嵌入名字中，直至今日，它依然在为这座城市背书。

东汉初年，醴陵县设立，隶属长沙郡。最初的县治便以西汉侯城为基础。今天，我们站在渌水河畔回望，这座曾经的县治，地势低洼，想必当年屡遭水患侵扰。加之空间有些逼仄，人口渐增之后，城池难堪重负。如此看来，后来县治的迁移，便也在情理之中。

▲渌水是自东向西的“逆流之河”

至于迁移的确切时间，学界众说纷纭。湖南工业大学教授彭雪开推测，这一迁移，应发生在公元５６年至１２４年之间。此后，醴陵城址落定于今城区姜岭东麓的平岗之上，完成了历史上唯一一次城址的迁移，至今已逾一千九百年。

1996年，长沙走马楼的古井窖中，出土了一批沉睡1700多年的简牍。考古人员清理时，在多枚简牍中，辨认出“醴陵侯”三字。

三国东吴，丞相顾雍被封为醴陵侯。这位端居建业朝堂的重臣，因受爵与千里之外的醴陵有了牵连。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吴简中，未见顾雍之名，只记录下醴陵普通吏民的生计与生活，证明醴陵为长沙郡下辖实县，基层行政运转正常。

当年，那些被醴陵供养的侯爷们，可能终其一生都未曾亲临这片土地，却在不经意间，影响了这座城行政框架的构建。看似平常的治理之事，没有金戈铁马的轰轰烈烈，却比任何一场战争都能更深刻地决定一座城市未来能走多远。

▲醴陵，彰仙观

古人选址建城，讲究审时度势。迁址后的醴陵城，坐落在渌江东岸，姜岭东麓的一片平岗之上。渌江，既是天然的护城河，能防御外敌，又解决了城中用水和物资运输的问题。姜岭为低缓矮丘，平岗地形既不易受洪涝侵扰，又适宜人口居住。据民国《醴陵县志》记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醴陵没有城墙，完全依靠山川地形来防御外敌。战时甚至会把桥也作为防御手段：“县河深且广，不易架桥……且因县治无城，一有军事，往往断桥以守。”

正是这种地理带来的安全感，让醴陵在历史上的动荡中得以存续。此后近两千年，城市始终扎根在这片河谷台地之上，再也没有搬家。除了隋代被裁撤并入长沙县，元代曾两次短暂升格为州外，醴陵一直保持着县的建制。直到1985年醴陵撤县设市，才翻开新的一页。

在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城市都几易其名。改一次名，便意味着一次王朝更替，意味着权力对记忆的覆盖。但醴陵从未改过名字。这不是偶然。一座城市能守住自己的名字，往往是因为它守住了自己的地位。先天优越的地理，是最根本的实力。

醴陵的地形自成一格：东北部与西南部山区夹峙相对，各自向中部呈阶梯状倾斜，最终在腹地汇聚成一片河谷盆地。丰富的地貌赋予这座城市以发展弹性——山地、丘陵与盆地交织，构建出一个立体而自洽的生态系统，各类要素在此通过优化配置而实现互补。山区蕴藏优质的瓷土资源，使醴陵成为窑火千年不熄的“瓷都”；河谷盆地则宜种植水稻，孕育出深厚的稻作农业。陶瓷产业与稻作农业，两个看似平常的变量，千百年来如双轮驱动，持续托举起醴陵的成长，堪称这座城市发展的“超级底牌”。

▲醴陵古桥芳洲

如果说地貌是骨架，那水就是命脉。从地图上看，渌江不仅是一条河，更像一根柔韧的线，一头牵住江西，一头连着长沙，在古代是名副其实的水运咽喉。南宋诗人范成大途经此地，留下“渌水桥边县”之句，足见渌江之于醴陵，自古便是命脉所系。它自东向西横切盆地，水系呈树枝状分布，输送着物资、技术、文化乃至新的生活方式。一座城市的幸运，不仅是拥有一条河，而是懂得如何借水为舟，驶向远方。时至今日，渌江依旧缓缓流淌，把外面的世界带进醴陵，也让醴陵一步步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醴陵的地理呈半封闭性，山川围合，构成一道防御性缓冲带，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素有“湘东门户”“吴楚咽喉”之称。“守住醴陵，就守住长沙，守住长沙，就守住了湖南”。尤其当威胁来自东方时，若欲保全湖南，必先牢牢将醴陵攥在手中。

五代时期，这一观点更是刻进了马楚政权的治理逻辑。彼时，湖南由马楚统治，开国君主马殷，本是河南木匠，醴陵成为他“转运之地”，他从这里走向长沙，成为一国之君。占据湖南后，东境杨吴和后来的南唐始终是最大威胁。为防御东敌，马殷特在醴陵设立五道关卡，以此为藩屏，马楚得以维持四十四年国祚。马楚之亡，也系于醴陵。马殷死后，诸子争位，陷入“五马争槽”内乱，马希崇竟引南唐为援，南唐大军进入醴陵，马楚遂覆。

▲醴陵门

醴陵，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仅是一座城，而是整个湘东的地缘枢纽——守得住，又出得去；既提供稳定的物质根基，又保有应对危机的空间韧性。这，才是一座城不改名、不搬家的真正底气。

醴陵城址地名不变，仿佛一盏永远亮着的灯，文脉因此不断，时间因此贯通，最终沉淀为城市的精神底色，一代代人口耳相传，城市便有了方向。

渌江西岸的青云山，今醴陵一中所在地，宋代时坐落着学宫和文庙。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一个人向这里走来——三十八岁的朱熹，正赶往长沙与张栻论学，途经醴陵短暂停留，并在学宫开讲。那时他尚未达到声望顶峰，但理学思想已经成熟。二十余年后，1194年，朱熹知潭州，赴任途中再经醴陵并讲学。如果没有朱熹，醴陵依然会给思想留有一席之地，却未必能在中国思想史上落下那浓重的一笔。

朱熹把文脉种在了这里，醴陵也把他的名字刻进了城市。因为朱熹等理学大师在醴陵的学术活动，催生了一场本地思想的井喷。

▲俯瞰渌江书院

西山渌江书院旁，有一座宋名臣祠，清代光绪年间所建，供奉的是南宋醴陵籍名臣吴猎、皮龙荣和杨大异。吴猎先后师从张栻、朱熹，是理学大家。皮龙荣与杨大异，虽非朱熹嫡传，却深受湖湘理学经世致用的熏染，始终怀抱济世之志。

1276年，元军兵临潭州，知州李芾死守不降。参议杨霆，醴陵人，率军巷战到最后一刻，城破，投水殉国。近现代以来，无数醴陵青年走出故土，奔赴沙场，成就了醴陵名将辈出的历史景观。

一座城市真正的人文底色，从不在于故居几处、牌坊几座，而在于一代代人能否共享精神世界，又能否持续发生新的思想、新的学问。

渌江书院大门外，有一座青砖浮雕墙，镌刻着书院走出的近现代英才，文俊铎的名字赫然在列。如果说熊希龄是振兴醴陵近现代瓷业的高层推动者，文俊铎就是落地执行者。1905年，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创办，培养了大批瓷业人才。湖南大学教授李建毛曾言，醴陵对中国陶瓷史的贡献，远不止釉下五彩的技术突破，更在于一场系统性产业转型——从作坊制转向近代公司制，从手工拉坯转向机器制作，从师徒相授转向学校教育，将中国制瓷业推入了近代。

有人留下制度，有人留下思想，有人留下精神，甚至留下一座桥，后来的人便沿着这些根基，一点点往前走。

▲渌江桥

渌江桥，南宋绍兴末年始建。此后七百多年，到清末为止，七次毁于火，十四次毁于水，醴陵人便一次次把它重新立起来。一部醴陵县志，几乎是一部渌江桥修建史——元代修了一次，明代修了七次，清代修了十三次。今天的石桥，为民国时期修建，由全城乡绅百姓合力捐资，并非官府拨款。桥面已被无数脚步磨得温润，代表着一座城百折不挠的民心。

暮色漫过渌江，一江两岸的灯火次第亮起。人影绰绰，流光溢彩。城市愈发熙攘，也愈发年轻。但醴陵还是那个醴陵，那种不急不徐的节奏，是两千年的日升月落养出来的。它从不抗拒新生，只是它带着旧时光的余温，一步步走向新的日子。

不变需要底气，改变需要勇气。一座两千年不搬家、不改名的城，才更知道自己站在哪里，也更清楚该去往何方。这样的笃定，这样的“固执”，也是一种伟大。

来源：潇湘晨报湖湘地理

撰文：欧阳烈丹

编辑：曹宇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