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收割机在田垄间轰鸣了几日，那片密不透风的灿黄便被剃得精光，只剩下齐崭崭的麦茬，像大地刚理过的短发，又像一行行潦草的书简——写给刚刚换季的夏天。然而生命延续是等不及的，麦茬缝里已有星星点点的嫩绿破土，是玉米，是豆苗，抑或只是一些不知名的野草。它们趁着阳光正好，打着下一季的算盘。
从初春那一片毛茸茸的绿意开始，我便成了这条回乡路的定期信徒。每个周五傍晚，驱车九十公里去接寄宿的儿子大宝。窗外的风景都是过客，唯有麦田是这流动中沉静的锚。起初是怯生生的浅碧，贴着地皮，风一过便羞怯地哆嗦。不知哪一天它们忽然站直了，抽穗扬花，空气里浮起懒洋洋的甜腥，吸一口，像咽下青色的雾。再往后就不大看了——八月日头反复熬着，某次抬眼，满地已是熔金。我的眼睛从试卷的铅字和屏幕的蓝光里挣脱出来，在这绿色与金色的往复潮汐里，做了许多次无声的深呼吸。
车过村口，轮胎碾过铺在路面上的麦秸，发出细碎干燥的噼啪声。那声音像谁在嚼一段陈年的往事，嚼着嚼着，就把我嚼回了三十年前的夏天。
那时的麦收是一场漫长的苦役。毒日头底下，麦芒针一样扎着裸露的小臂，我一面割，一面拿眼睛去勾地头的树荫。父亲从不多话，只沉默地挥镰，他的脊背弯成一张满弓，汗珠砸下去，干裂的土地“滋”的一声就吸干了，连个印子都不留。老牛拉着石磙在打麦场上转圈，吱呀吱呀的声响里，时光仿佛也被拉长、拉黏，粘在鞋底上甩不脱。最得意是扬场，父亲一木锨将混着麦糠的麦粒高高抛起，风是天然的金筛子，麦粒雨一样簌簌落下，落成一座小小的、温热的山丘。新麦磨的面蒸出馒头来，有一种别样的糯白，不用配菜，只那纯粹的麦香在齿间缓缓漾开——怎么形容呢，像把一整个夏天的日光含化了。
有一年跟父亲去粮站交公粮。地排车上的麻袋码得小山似的，我在后面撅着屁股推，五里土路，碎石子硌得脚心生疼。粮站门前的队伍从院里蜿蜒到院外，人们脸上都挂着同一种虔诚的焦灼。验粮官持一根空心长钎，“噗”地扎进麻袋，带出几粒麦子丢进嘴里，咯嘣一咬，神色就判定了大半年的收成。父亲那时是有光的，他的麦子，从来都是一等。
奶奶也带我去拾过麦穗。她的小脚在收割后的地里捣得飞快，枯瘦的手指像捡拾散落的珍珠，一穗一穗归拢。而我总被地头的野甘蔗或一只弹跳的蚂蚱分了神。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细长，篮子满了，我的手心里只剩一把捻碎的麦芒，和满掌的青涩清香。
后来这些味道被我装进行囊，带进了省城。父母老了，地也租了出去。父亲做过砖窑、卖过布匹，最后半辈子浸在一身刺鼻的焦油气味里，那气味慢慢啃噬他的肺，在晚年落成一场险些过不去的大病。他不再种地了，可每逢麦收，他总要拖着走路不太便利的右腿到田埂上坐一坐。收割机的轰鸣里，他浑浊的眼睛追着那些倒下的麦子，那眼神，像一位被废黜的君王，隔着宫墙听旧部操练。
今年麦收后路过村头的农业合作社。巨大的仓库里，金色的麦粒正沿着传输带源源不断地流动，沙沙地、没有停顿地，注入另一座更高的粮仓。那声音匀净、冷漠、不知疲倦，不像当年老牛石磙的吱呀里，还夹着父亲的喘息和我的抱怨。这些麦子将被运往千里之外的城市，变成便利店的早餐、写字楼里的便当、某个孩子手里的馒头片。
我站在那里看了很久。从地排车到传输带，从石磙到收割机，麦子的路变了，但麦子本身没变。它还是那样诚实地黄着，诚实地香着，诚实地喂养着一代又一代急于离开又终于归来的人。
麦收之后是播种，是等待，是下一轮收割。麦子可以一季一季从头再来，人却只有一程，走过了，就是走过了。
年少时我们拼命跑出那片金色，以为远方有更好的东西。等跑不动了回头，麦浪还是那个翻法——一浪推着一浪，不急，也不停。
我的车子后备箱里总塞着一袋母亲新磨的面粉。夜深时偶尔打开，那一缕麦香固执得像某种咒语。在这水泥浇筑的森林里，它不指路，只是隐隐地、朴素地存在着。
作者：程丽平（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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