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齐临床证据、完善定价机制，让“独家好药”走出医院

（健康时报记者 林敬）“西苑医院的酸枣仁膏又断货了，有人出吗？需要两瓶。”在社交媒体上，这样的求购帖并不少见。这种仅在医院内凭处方使用的明星制剂，因疗效确切、价格亲民，备受欢迎。

然而，与患者热捧形成鲜明反差的是，院内制剂的发展举步维艰，成本与价格倒挂，新药转化率低，致使一药难求。

患者根据处方领取院内制剂。受访者供图

有些已消失，有些仍坚守

院内制剂，即医疗机构根据临床需要，经批准而配制、自用的固定处方制剂。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副院长高月求介绍，院内制剂源于上世纪50年代，那时我国制药工业相对落后，医院获准自行研发制剂以解临床用药之需。这些制剂多为名医经验方，历经长期临床验证，是中医药传承创新的“活化石”。

然而，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许多制剂室正加速萎缩。深圳市光明区中医药传承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涛阳提供了一组数据：2000年，全国尚有8398家医院制剂室，到2019年仅剩378家，20年间淘汰率超过95%。

成本倒挂是院内制剂难以持续生产的重要原因。以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网红产品酸枣仁膏为例，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唐旭东透露，由于原料价格暴涨，而制剂售价受政策限制无法同步上调，医院一度面临“卖一瓶亏一瓶”的窘境。即便后期小幅上调售价，面对全网激增的需求，现有产能依旧难以匹配。

高月求坦言：“由于院内制剂只能在医院内部使用，销量有限，生产成本居高不下。比如，曙光医院虽有132种院内制剂，但能保障供应的仅有60种左右，另外70余种因用量太小常常断货。其中一款专门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特色制剂，临床疗效稳定，但适用患者人群少，小批量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医院只能断断续续安排生产。”

黄涛阳也谈到，2020年广东全省1884个院内制剂年销售额仅约7亿元，平均单品年销售额不足40万元，很多品种“生产即亏损”。

明星制剂为何困于院内

公立医院的院内制剂数量庞大，但大多数停留在院内层面，未能转化为惠及更广泛人群的新药，究其原因在于多重难以逾越的壁垒。

高昂的研发与时间成本，让医院、药企望而却步。唐旭东算了一笔账：一款院内制剂想要转化为合规上市的中成药，完整走完药学制剂工艺、质量控制、药理毒理、一至三期临床试验，流程顺畅也要6~8年，耗时久的项目长达10年左右，整体投入数千万元，药企还要承担临床失败、市场滞销的风险。

从医院角度看，成熟的院内制剂是稳定的“院内现金流”，爆款品种每年院内销售额可达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还能持续吸引专科患者就诊；成果转化只能拿到一次性转让费，对比长期稳定的院内收益，有些医院主动转化意愿不强。

神威药业集团轮值总裁张特利表示，药企筛选合作品种时，会优先核算投入产出，若是适应证覆盖人群少、市面上同类中成药多、疗效没有明显差异化优势，合作意愿就不高。小众疑难病制剂临床价值突出，但市场规模有限，很难覆盖巨额研发投入，少有企业愿意承接。此外，有些院内制剂年代久远，知识产权不清晰，转化收益分配常存争议，导致企业承接转化动力不足。

硬件与标准也是转化鸿沟。黄涛阳解释，国家要求医疗机构制剂配制要参照《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执行，对洁净级别、设备设施提出了严格要求。很多医院制剂室是几十年前建的，改造达标动辄需要投入数百万元，中小医院无法承担。同时，院内制剂注册门槛远低于上市新药，许多制剂有几十年“人用经验”，但这些数据分散在病历中，缺乏严格的随机对照试验证据。要申报新药，必须从头补齐药学、药理、毒理等研究资料，难度较大。

唐旭东从专业技术角度补充道：院内制剂多是汤剂或膏剂，而新药多为胶囊、片剂等固体制剂。改剂型后，药品承载有效成分的能力大幅下降，直接影响临床试验能否获取有效数据，这是转化硬门槛。

转化通道已经打开

尽管困难重重，但近些年，国家密集出台政策，为院内制剂打开通往市场的大门。2023年，国家药监局发布《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确立了“中医药理论、人用经验和临床试验相结合”的审评证据体系（即“三结合”体系）。唐旭东表示，这一政策出台后，客观缩短了中药上市的审批流程。

在地方层面，广东省的探索尤为积极。黄涛阳介绍，广东以“岭南名方”遴选为突破口，全省121家医院申报了317个品种，已评出16个“岭南名方”和12个孵育品种。截至2025年底，心阳片、三芪口服液、贞术调脂胶囊、小儿安神醒脑颗粒4个品种已进入转化阶段。

“上海曙光医院132个院内制剂中已有十余个成功转化，转化率约10%。”高月求介绍，医院将成果转化金额的80%给到团队，并在院内设立“揭榜挂帅”专项，拿出1500万元支持院内制剂规范化临床研究。

打通上市“最后一公里”

政策的暖风频吹，但院内制剂大规模走向市场，仍有几块硬骨头要啃。

唐旭东表示：“并非所有院内制剂都适合上市，那些高度个性化、需随证加减的治疗，一旦固定处方工业化生产，可能失去中医辨证论治的精髓。”

高月求也认为，适合上市的品种需满足疗效有优势、市场上缺乏同类品种、有足够的目标人群等条件。

“人用经验”证据的规范化仍是最大痛点。黄涛阳直言：“很多制剂在临床上用了二三十年，但病历记录零散、疗效评价标准不一，申报时无法形成规范证据链。”他建议，药监部门建立省级统一标准与数据库，把“沉睡”的临床数据唤醒，并进行规范化处理。

院企协同机制也有待深化。张特利介绍，信息不对称是院内制剂转化的关键堵点。“医院的好方好药没有做好宣传，企业也不太了解，双方应更加积极主动，早期介入。”

剂型与定价等现实问题仍需破解。唐旭东强调，院内制剂转化为新药时，剂型承载能力不足是技术难题。同时，院内制剂定价机制的不合理、中药制剂转让价格的不合理也导致医院缺乏生产和转化的积极性。高月求则建议，国家层面应设立院内制剂研发专项，鼓励医院开展规范化临床研究和机制探讨，让更多好方达到企业的转化要求。

从“院内好药”到“上市新药”，是理念、标准与利益的深层重构。院内制剂转化已步入提速期，但要真正打通“最后一公里”，仍需医疗机构、制药企业、监管部门三方协同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