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彭步钦（中间戴眼镜者）在给群众放映电影。
孙维海摄，AI修饰生成素描画
我是彭步钦，是黑龙江富锦市南岗社区红色电影放映队队长。十里八村的乡亲们都习惯叫我老彭。他们只要看见广场上拉起的白幕布，就知道我又带着电影来了。算到今年，我跟电影放映这件事打交道，已经52个年头。
我1969年入伍成为一名铁道兵，那时候部队里常放红色电影，像《地道战》《铁道游击队》这些片子，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我总觉得，那道从放映机里射出来的光，不光能照亮漆黑的夜晚，更能照进人心里，给人打气、给人方向。1974年我复员回到富锦向阳川公社，正好公社招电影放映员，我想都没想就报了名——能把这份光亮带给乡亲，什么都值得。
那会儿乡下文化生活匮乏，只要听说哪个村晚上放电影，乡亲们白天干活都格外有劲儿，孩子们早早搬着小板凳去银幕前占位置，十里外的村民都赶着过来。
为了让大家看上更多新片子，我平时省吃俭用，攒下钱就用来购置设备、更新拷贝。东北的冬天寒风刺骨，积雪常常没过脚踝，百十斤重的设备运起来费劲，我就用手推车推、用铁爬犁拉，踩着雪深一脚浅一脚地走村串屯。
到了上世纪80年代，电视机慢慢走进寻常百姓家，看露天电影的人越来越少，公社的放映队也就解散了。身边的同事一个个转了行，有人劝我，都没人看了，还费那劲干啥？
可我心里认准了一个理：这块阵地不能丢，别人不干了，我得接着干。我一个人扛起设备，继续骑车下乡放电影。从肩挑扁担到自行车驮，从机动三轮车到后来添置的微型面包车，运输工具换了一代又一代，我走村串屯的脚步从来没停下过。
2000年，我牵头成立了科技放映队。我琢磨着，光给乡亲们放故事片还不够，得给他们送点实用的致富本事。我挨家挨户走访农户，记下大家的需求，自掏腰包买来种植、养殖类的科普影片，把“致富经”送到田间地头。向阳川村的养殖户谢明看完《小尾寒羊》的科普片后，照着片子里的方法改进养殖技术，当年收入就上了一个大台阶，特意跑到家里来谢我。
2005年，我注意到城里工地的农民工兄弟白天干活累，晚上没什么文化生活，就办起了“农民工电影夜市”，免费给务工人员放电影，让在外打拼的人也能感受到一点家的暖意。
2013年黑龙江同江市遭遇特大洪涝灾害，我当时听说受灾群众安置点的乡亲们情绪低落，装上设备就往灾区赶。前后辗转6个安置点，连续放映了6天。看着大家坐在银幕前，脸上的愁容慢慢散开，我心里很欣慰。
前些年我查出了胰头癌，手术后体重一下子掉了40多斤，医生反复叮嘱要安心静养。身体刚有点好转，我就不顾家人劝阻，又背起了放映设备。
当时，我买了一辆微型面包车，租了35毫米提包机，拖着病体两个月跑遍了37所中小学，义务放映抗日题材影片《常隆基》。看着孩子们盯着银幕，被英雄故事打动的样子，我觉得自己充满力量。
这些年我获得了不少荣誉，可在我心里，再多奖状都不如乡亲们一句“老彭你来了”实在。
最让我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放映队，这份光影里的初心，正在慢慢传下去。有人问我打算放到什么时候，我说，只要还走得动，只要乡亲们还爱看，就一直放下去。
（本报记者郭晓龙采访整理）
《 人民日报 》（ 2026年08月14日 1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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