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我因为不孕被婆家赶出门,改嫁给一个石匠,前夫全家笑话我,婚后三个月我去检查,医生一句话让我后背发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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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粒子砸在瓦片上,沙沙的响。婆婆把包袱扔到我脚下时,我没站稳,往后退了一步,靴底在雪地上打了个滑。

“三年了,蛋都下不出一个。胡家不养绝户的媳妇。”

胡高韵蹲在堂屋门槛上,火柴划了三下才点着烟,火光照亮他的脸。从头到尾,他没抬一下眼皮。

我一个人走了十里雪路,回了娘家。

后来改嫁,嫁了一个打石头的。

没人能想到,婚后三个月,我去镇卫生院做了个检查,老大夫一开口,我后背上的汗毛全竖了起来。



01

大年二十八那天的雪,下得邪乎。

一大早就阴着,半晌午开始飘,到午后已经积了半尺厚。

我在灶间刷碗,听见堂屋里婆婆把茶杯墩在桌子上的声音,心里就咯噔一下。

那声响我太熟了,跟了三年,一听就知道她要发作。

果然,没出一刻钟,她掀帘子进了灶间。手里拎着一个蓝布包袱,也不说话,就那么往灶台边一放。

“忆柳,”她的声音不高不低,带着一种我说不上来的冷静,“吃完晌午饭,你收拾收拾走吧。”

我手里的碗没拿住,滑到锅里,咣当一声。

“妈”这个字刚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三年了,喊了三年妈,可我知道她从来没把我当半个闺女看过。

外面纷纷扬扬的雪片子贴着窗户玻璃往下滑,像是老天在偷听。

“妈,我……”我的声音发虚,像踩在冰面上。

她打断我,语气还是那样不急不慢:“三年了,你肚子一直没动静。老话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高韵是单传,老胡家的香火不能断在你手里。”她顿了一下,“我不是赶你走,是替胡家列祖列宗做个了断。”

我张了张嘴,又闭上。

想说的话有一箩筐,可一桩也说不出口。

嫁过来头一年,婆婆隔三差五地念叨,说隔壁老周家的媳妇进门三个月就怀上了。

我听着心里堵,但没有办法,那时候我坚信是自己的肚子不争气。

第二年,婆婆开始每天熬一碗药汤,说是她娘家那边传下来的助孕方子,多少年多少人喝好了。

那药汤又苦又涩,色如酱油,我捏着鼻子往下灌,灌了整整两年,一碗不落。

后来我才知道,那碗药里泡的是什么。

“东西我都给你收拾好了,”婆婆指了指灶台上的蓝布包袱,“你娘家那边,我托人捎了信。过了年你就回去吧。”

我站在灶台前,灶膛里的火烧得正旺,可我浑身发凉。

我攥着满手的油沫水,指甲掐进掌心,可一点也没觉着疼。

这个屋子我在灶间站了三年,站出感情来了。

墙角那块砖被我擦得发白,灶台上的油瓶搁在那儿从没挪过位置,连窗台上那盆没怎么打理过的仙人掌,都是我从集上买回来的。

三年了,我以为这里是我的家。

如今才知道,我不过是一个客人。一个该走的客人。

那天晌午饭,我炒了三个菜:一盘白菜炖粉条,一盘酸辣土豆丝,还有一盘从腊月里腌的咸肉上切下来的肉片。

这是胡家过年的定量,猪肉十五斤,咸鱼四条,白菜一筐。

我低头扒拉着碗里的米饭,一口一口嚼,嚼得腮帮子发酸,才把饭咽下去。

胡高韵坐在我斜对面,端着碗看都没看我一眼。

小姑子胡丽玲坐在她妈旁边,一边吃一边拿眼瞟我,嘴角带着那点藏不住的笑。

那一顿饭吃得极安静,只有碗筷碰撞的声响和窗外风卷着雪粒扑打窗棂的呜呜声。

吃完收拾好,我把该刷的碗刷了,把该擦的灶台擦了,又把自己的几件衣裳叠好,放进婆婆给我的那个蓝布包袱里。

包袱皮是结婚时裹被面用的那块,大红底子,鸳鸯戏水的花样,如今已经洗得发白了。

我掂了掂包袱,轻飘飘的,好像我在这个家住了三年,留下的东西就这么点儿。

婆婆站在堂屋门口,把门推开,一阵北风卷着雪面子冲进来,灌了我一脖子。

她站在门边,意思明明白白。

我弯下腰,拎起包袱就往外走。

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我看见胡高韵蹲在门槛边,正在划第三根火柴点他那根始终没点着的烟。

他像是准备抬头,又低下去了。

我走出院门,踏进雪地里。

身后传来婆婆的声音,不大,但我听得清清楚楚:“把门关上。”然后,胡丽玲的笑声跟着飘了出来,银铃一样,脆生生的,像过年挂的铜铃铛被人拿手拨了一下。

门在我身后吱呀一声合上了。

雪还在下,铺天盖地的。

我站在巷子里,四周围静悄悄的,只有雪落的声音。

我缓了缓,把包袱往肩上紧了紧,朝村外的土路走去。

这一段路我嫁过来时走过,锣鼓班子敲敲打打走了快一个时辰。

如今我一个人走,脚底下一踩一个雪坑,深一脚浅一脚,前前后后除了风声,什么都没有。

走到镇上那条土路与公路的交界处时,我停下来,回头望了一眼。

胡家坳村口那棵老槐树在雪雾里只剩一个黑黢黢的影子。

我在心里问自己:我这算什么呢?

被赶出门的媳妇,回了娘家能住几天?

我还年轻,才二十二岁,以后的路怎么走?

没有人回答我。

风把雪沫子吹进我领口,凉得不打一处激灵。

我咬了咬牙,继续往前走。

十里路,我走了很久,久到后来脚指头在鞋子里已经冻得没有知觉,久到我心里那一丝说不清的委屈,也慢慢冻住了。

到了娘家,天已经黑透了。

我嫂子开的门,看见我,愣了一下,又看见我手里那个蓝布包袱,脸色就变了。

她没说话,侧身让我进去。

我娘坐在堂屋里纳鞋底,抬头看了我一眼,放下鞋底,又把脸别过去,什么也没说。

可她的手指一直在摩挲那块布底子,反复摩挲。

那天晚上,我睡在娘家的西厢房,那是我出嫁前住的屋子,炕上还铺着我旧年的被褥,灰扑扑的,有些潮。

我躺下去,望着屋顶的椽子,一夜没有合眼。

耳边是一家人压抑的呼吸声和我嫂子半夜起来上了趟茅房时窸窸窣窣的声响。

窗外雪停了,月光照在院里的雪上,白花花的。

第二天吃早饭,我嫂子坐在对面,一边往嘴里扒拉着咸菜,一边跟隔壁院子的媳妇隔着墙头说话。

她声音不高不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嫁出去的姑娘,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让婆家给撵回来了。搁我这儿住着,算怎么回事?”

隔壁院子说了些什么,我没听见。

我低着头,夹了一口咸菜,咸得发苦。

我娘坐在上首,筷子停了停,又接着夹饭。

我嫂子那句话就像一根细针,不重,但扎在肉里,你能感受到它的存在。

我知道,这个家我也住不长。

02

过完正月十五,家里的气氛越来越不对劲。

我嫂子说话不再拐弯。

她当着我的面跟我哥说:“家里就三间房,你妹妹占了西厢,咱闺女跟咱们挤一个炕。这不是长法。”我哥闷头抽烟,不吭声。

我娘坐在炕头,手里纳着一只鞋底,针走得越来越慢,偶尔停下来,往发际线里蹭蹭针尖,像在琢磨什么。

我懂。我在这个家,就是一个多余的人。

后来是村东头一个走村串户的媒人,姓周,五十多岁,男男女女的事儿知道得最多。

他来我家那天,提了一袋果子,坐在堂屋里跟我娘说话。

我端了碗水过去,隐约听见他说:“……东河镇上,一个石匠,姓徐,前年死了老婆,没孩子。人本分,手艺好,就是年纪大了点,三十五六了。不过他有一个好处,手头攒了些钱,家里三间大瓦房。

我娘没吱声。

媒人又说:“人家听说是个老实巴交的姑娘,不嫌弃。要是能看中,过了年就把事情办了。女方这个情况,也挑不得什么了。”我端着水碗站在门帘后面,指头把碗沿攥得发白。

是啊,都这样了,还有什么可挑的。

一个不会生孩子的女人,在乡下就跟残废一样。

我娘最后答应了,替我做的的主。

我没反对。

那时候的我觉得,嫁到哪里都一样,日子能过就行,跟谁过不是过?

我唯一担心的是,万一那个石匠也嫌我不能生,那怎么办?

媒人走后的第三天,我跟着我娘去了一趟镇上,远远地见了那个石匠一面。

他站在镇口的石料场旁边,正弯腰搬一块青石板。

他穿着件灰色的旧棉袄,棉花从袖子口露出一截来,手上全是茧子和青黑色的石粉,一看就是干粗活的。

个子不算高,背微微有些驼,走路不快,脚底下很稳当。

我娘看了一会儿,嘴里说了句:“看着倒是个踏实人。”我没说话。

我看着他笨拙地弯下腰,拍打膝盖上的石粉,又抬头望了一眼远处,那一眼正好撞上我的目光。

他愣了一下,居然低下头,像做了亏心事一样,转身回了院子里。

我忽然觉得,这个人大约坏不到哪里去。

过了年,二月十八,我坐着一辆借来的平板车进了徐家。

车上绑着一个红疙瘩被褥,是我娘不知道从哪儿翻出来的,大红大绿的,跟新的一样。

媒人在前面引路,车上就我一个人,手扶着车帮,看着路两边的麦田慢慢往后挪。

没有锣鼓班子,没有鞭炮,没有人来闹新房。

徐家那三间瓦房在镇子的边上,位置偏,但院子很大,院墙是新修过的。

我进院子时,他没在门口迎,而是蹲在灶间门口,正拿一根火钳拨拉灶膛里的火。

看见我进来,他猛一下站起来,嘴皮子动了动,半天才憋出一句话:“外头冷,屋里坐吧。”

说着他转身,从灶间端出一碗姜茶来。

那碗冒着热气的姜汤端到他手里的时候,他的两只手被烫得轮换着捏耳垂。

他走路的姿势有点急,像是怕汤凉了。

碗放下后,他把手往裤腿上擦了擦,退后半步,站在那里看着我。

我低头,把那碗姜茶端起来,喝了一口。

辣,烫,从嗓子眼一路烧到胃里,连心窝子都暖了。

我忽然想起在胡家那三年,每天早上五点起来烧灶、做饭、洗碗、锄地,从没有人给我倒过一碗热水。

我端着碗,没有抬头,眼圈却红了。

他站在旁边,没催促,也没说话,就是等着。

半晌,他开口:“家里冷锅冷灶的,你要是不嫌弃,往后……你想吃啥,说一声就行。”他话音很闷,像在石头堆里滚过一圈。

我嗯了一声,算是应了。

他又站了一会儿,像是还想说什么,到底没说出口,转身出去了。

我坐在堂屋的木凳上,把那碗姜茶喝了个底朝天。

碗底留下一小层姜末,黄澄澄的。

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

我不怕苦,更不怕累。

嫁过来第三天,我就把徐家的三间屋从里到外拾掇了个干净,灶台上的油垢刮得能照见人影,堂屋里的桌椅擦得亮堂堂。

老徐,镇上人都这么喊他,他从石料场回来,推门进屋,看见屋里变了样,站在门口愣了一下,然后弯下腰换鞋,说了句:“费心了。”就两个字。

可我从他那个动作里,听出了实打实的满足。

他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出门,晚上天黑透了才回来。

挣的钱,一个钢镚不落,全摊在我面前的桌上。

我数过来,有时候一天能挣个五块八块的,有时候一块都赚不着。

可他从来没有因为挣外了少,脸上露出过一丁点不高兴。

我管账,管饭,管洗刷。

时间久了,我也摸出他的脾气来。

他不爱说话,但心眼细。

比如他知道我不吃香菜,有一次他去镇上买菜,竟绕到了菜市场那头,都没买一把香菜。

比如他知道我喜欢坐在院子里择菜,就专门用青石板给我在葡萄架下垒了一个小墩子,不高不低,坐着正好。

我心里动过一次念头:要是能这样过一辈子,倒也是福气。

可转念又想到自己身上那个永远好不了的毛病,心里那团火苗就又暗下去几分。

我不能生,我不能拖累他,我可不能心安理得地占着一个本可以娶个能生孩子的女人的位置。

这个念头,像一根刺,扎在我心底最深处,平日里不动,一动就疼。

每天晚上,他躺在东屋,我躺西屋,中间隔着一面墙。

墙不厚,翻身时木板床的吱呀声清晰可闻。

我攥着被子角,看着屋顶,心里什么都想,又什么都没想明白。



03

日子一长,不出门也不行了。家里油盐酱醋总得添,柴米油盐总得买。

四月里,我拎着个竹篮子,去镇东头的集市上割肉。

那是老徐头天晚上交代好的,说隔壁老陈家儿子办喜事,要过去送礼,得割两斤五花肉。

我应着,心里头盘算着:肉票带着了没?

割完肉要不要顺道买点菠菜,晚上做汤?

我过去的时候,集市上人正多,五花八门的吆喝声搅在一起。

肉摊前围着几个人,我站在后头排队,心里正想着晚上做什么汤,事情就来了。

“哎哟,这不是忆柳嘛。”

那声音又尖又热,像烧开了的水壶盖子抖出来的动静。我顺着声音看过去,心口就猛地一缩。

肖秀兰。

我前婆婆。

站在斜对面的布摊子前,手里正扯着一块灰蓝色的布料往身上比划。

她身后跟着胡丽玲,手里攥着一把瓜子,嘴里嗑得咔嚓咔嚓响。

我本能地想低下头,装作没看见,然后赶紧走开。可脚步不听使唤,像被钉在了原地。

肖秀兰把布放下,笑盈盈地朝我走过来。

她穿得比在村里时洋气不少,夹克衫,裤子笔挺,脚下一双黑皮鞋,像要去县城开会一样。

她走到我面前,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目光从我发白的旧外套滑到脚上的布鞋,再滑到我手里的空篮子。

“啧啧,”她咂了咂嘴,“听说你嫁了个打石头的?镇上那个姓徐的?干活是挺实在,就是估摸着挣不了几个钱吧。”她笑着,声音不大,但集市上人多,不远处的几个婆娘已经扭过头来看热闹。

胡丽玲跟在后头,吐出一片瓜子皮,乐呵呵地接了一句:“找个打石头的,能打出个娃来不?”她说完,跟她妈对视一眼,两个人一起笑。

那笑声在嘈杂的集市里格外清脆,像两片铁皮刮在一起。

我提着肉摊上刚割下来的五花肉,指头抠得纸包上的绳都勒进肉里,嘴唇抿成了一条线。

我没有接话。

这个时候越是接话,越是让她们得意。

我看了一眼肖秀兰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忽然觉得她那碗“助孕药”的苦味又从嗓子眼里泛上来了。

我转身走了。背后,笑声还在追着我。

我没有回徐家,而是在镇口的石拱桥边坐了很久。

桥下是一条浅水沟,水流不急,能看到水面上一层油花在日常的波光中浮荡。

我看着那条水沟,心里翻来覆去就一个念头:我要是能生,她现在还敢这么说我吗?

这念头绕着我打转,像一只赶不走的苍蝇。

后来我回到家里,把那两斤五花肉放在案板上。

老徐回来后看见肉,随口问了一句:“买了多少?”我说两斤。

他点点头,没再问。

但我看得出他扫过我的脸时目光顿了顿,像看见什么异样的东西。

他什么都没说。

晚上吃饭时,他往我碗里夹了一大块红烧肉。

那肉烧得油汪汪的,冒着热气。

我扒拉着饭,把那块肉和着米饭一口一口咽下去,喉咙管里有些发紧。

老徐坐在我对面,低头扒饭,也不看我。

过了好一会儿,他说了一句:“镇上有家卖布头的,新进了一批碎花布,颜色挺亮,你要是闲着没事去扯几尺,做件衣裳穿。”我嗯了一声,算是应下了。

可他这句话像一根小小的火柴,擦亮了我的心头一角。

我知道,他是看出我的不对劲了。

他不问,是怕我不好答。

那顿饭吃得格外安静。窗外的暮色把院子罩得灰蒙蒙的,灶间的灯亮着,将两个人的影子拉得老长。

04

五月中旬开始,我的身子不对劲了。

最开始是反胃。

那天下午老徐在院子里支了个灶台炒菜,葱姜蒜下了锅,油花滋啦一响,一股油烟味飘进屋里,我正坐在堂屋里叠衣服,胃里忽然一阵翻涌,压都压不住。

我冲到水缸边,弯着腰干呕,呕得眼泪都出来了,却什么也没吐出来,只有几口酸水。

老徐听见动静,放下锅铲跟过来,站在我背后,犹豫了一下才伸出手,拍了拍我的背,力道很轻,像拍怕吓着什么东西。

他说:“是不是吃坏肚子了?要不我陪你去卫生院看看?”我直起腰来,擦了擦嘴角,说没事,可能是天气热,肠胃不适。

他看了我一眼,没多问,转身回去继续炒菜。可那一锅菜下了锅之后,他的铲子一直没翻两下,像是在琢磨什么。

又过了半个月,我发现我越来越嗜睡。

午饭后坐在门槛上择个菜,眼皮子就打架,脑袋一点一点的,好几次睡着了栽了一跌,猛地醒过来,手边的豆角还没择完呢。

以前嫁到胡家那三年,我也困过。

那时候我以为是累的,现在回想起来,那两年多,我几乎每个午后就头昏目沉,只想打瞌睡。

只是那时从来没有人提醒我,这不对劲。

老徐看在眼里。

他憋了几天,终于有一回傍晚收工回来,坐在院子里的小石墩上,一边拿毛巾擦脖子上的汗,一边像是随口提起似的开口了。

他说:“我寻思着,明儿带你去趟卫生院吧。让大夫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别是什么慢性病。”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你要是怕花钱,我多打两天石头就挣回来了。”话说到这个份上,我知道不能再推了。

可我确实有点怕。

我怕万一查出什么不干净的病来的,又该给老徐添麻烦。

第二天清早,老徐没去上工,借了邻居的一辆自行车,他骑着驮着我去了镇卫生院。

镇卫生院不大,一间青砖砌的平房,门脸刷着白漆,有一半已经剥落,露出底下灰扑扑的墙皮。

挂号、排队、等叫号。

大厅里坐满了人,有几个抱着孩子的妇女坐在长椅上,孩子哭得哇哇响,一个老汉不停地咳嗽。

我坐在那条长椅上,手心里攥着一把汗。

老徐站在我旁边,也不坐,就那么站着。

轮到我的时候,坐诊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大夫,戴着老花镜,头发花白,桌上摆着一沓处方签。

我瞄了一眼旁边的诊室铭牌,上面写着:“刘建强,内科主任。”刘大夫问了我的情况,我一五一十说了:反胃、嗜睡、闻不得油烟味。

他嗯了一声,又问了几个问题,突然顿住笔,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

目光里带着一点我没见过的东西。

他问我:“你今年多大了?”我说二十三。

他又问:“以前在别处住的时候,有没有过这种情况?”我心里咯噔一下,犹豫了片刻,摇了摇头,说没有。

他没有追问,只是提笔开了一张化验单,递给我:“去二楼做个检查,验个尿。”他说,声音平淡得像在吩咐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

我拿着那张化验单上了二楼。

检验室的护士给了一个小塑料杯,指了方向,我在那个狭小的、弥漫着消毒水气味的小房间里,看着杯子接满了自己金黄透亮的尿液。

我那时还不知道,这只杯子即将装下的不止是一份化验样本,更是我此前半个人生被推翻的开始。

半个小时后,我拿着化验报告单走下楼,递给刘大夫。

他接过去,扶了扶老花镜,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像是不敢相信似的。

然后他放下报告单,摘下老花镜,看着我的脸,语调仍然平稳,但每个字都像锤子,一下一下砸在我心里:“你怀孕了。快两个月了。”我的耳朵嗡了一声,像有一窝蜂子钻了进去。

我张了张嘴,觉得这不是真的,可我喉咙发堵,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

然后,刘大夫又问了一个问题:“你以前在婆家,是不是常年喝过什么药?



05

那间诊室不大,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上贴着褪色的宣传画。

窗户半开着,外面是卫生院后头那片荒地,长满了野草。

风一吹,草梢摇动,沙沙作响。

我的心跳声在耳朵里闷闷地响,像一个年久失修的风箱,呼哧呼哧拉扯着。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回来的,干巴巴的:“是……喝过。婆婆说是暖宫助孕的偏方。”刘大夫嗯了一声,沉默了片刻。

他放下手里的钢笔,在桌上搁着,摘下老花镜,拿拇指和食指捏了捏鼻梁。

这动作他做得很慢,像要把什么话在心里先压一遍,再决定要不要说出口。

然后他抬起眼,看着我,语气低沉:“闺女,我当了一辈子大夫,有些话我见得不——我得跟你说实话。”他顿了一下:“你怀上了,这是好事。但你之前那些年怀不上,不是你的毛病。”

“你之前喝的那个药,有问题。”

那一瞬间,我觉得屋子里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

窗外的风、墙上的挂钟、走廊里走动的脚步声,全部静止,只有我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越来越重。

“怀不上……不是我的毛病?”我重复着这句话,声音发虚,像是要把每一个字都拆开来嚼碎了才能咽下去。

“我在卫生院坐诊这么多年,”刘大夫把老花镜重新戴上,又摘下来,“见过不少被婆家抛弃的媳妇,到头来一查,男方的问题占一半,剩下的一半里,又有好些是年纪不到、月份不到,或者太过操劳、营养跟不上。”他说到这里,声音压得更低,“可你这情况不一样。你那个脉象,还有你描述的症状,不是正常的体质问题。你要是在我这儿喝了三年那种药,那不是调养的药,那是绝孕的药。”

我的耳膜不知道是不是进了水,他后面的声音听不太真切,只看见他嘴皮子在动,说了好长一段,大意是有几味中药不能长期吃,比如红花、当归尾、虻虫,炮制不得当,喝久了能把一个好端端的女人喝成终身不孕。

他说:“你自己不知道那是什么药吗?”

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三年。

每天雷打不动一碗。

我喝了三年。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那碗药。

婆婆说,村里的徐婶就是喝这个方子得的儿子,隔壁村张家的媳妇也是喝这个才有的娃,她娘家那边的传世秘方,多少年多少人喝好了。

我信了。

我捏着鼻子一口一口往下灌,灌了三年,灌得我那几年连例假一年比一年稀少,几乎没有,我还以为是自己身子虚,从来没有往那碗药上想过。

谁会往那碗药上想呢?

她是我婆婆啊,她盼孙子比谁都急啊。

“那……那个药……”我的声音在发颤,几乎连不成句,“还能治吗?”

刘大夫沉默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

那一个摇头的动作,比任何语言都有分量。

他说:“脉象上已经伤了根基。能怀上这一胎,是一点运气加很大的意外,说难听点,是个奇迹。往后想再要,怕是难了。”他顿了顿,又说,“你现在这个胎要保住,先别想那些有的没的,好好养着。”

我坐在那把硬邦邦的木头椅子上,手里攥着那张化验报告单,指节发白。

刘大夫问我是哪个村的,嫁的谁,我没有正面回答。

我要走了,他叫住我,递过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字:“细辛、枝子、红花,这三味药要是同一个方子里,且长期服用,断子绝孙。”他说:“你去查查吧。你要是查不清楚,来找我,我帮你写证词。”他说这话时眼神里有种硬邦邦的东西。

我接过那张纸条,折好,塞进贴身的口袋里。

从诊室出来时,我的腿是软的。

老徐站在走廊那头,看见我出来,提步走过来。

他什么都没问,可我注意到他攥着衣角的手指头松开了。

我们走出卫生院的大门,阳光白花花的刺眼。

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抓着他腰侧的衣摆,风把衣摆吹起来,拍在我手背上。

我脑子像一团乱麻,理不出头绪,可那几个字像烙铁一样刻在我心里:

绝孕的药。

我婆婆端给我的。

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想起一件小事。

那年冬天,小姑子胡丽玲有一次在灶间帮我烧火,随口说了一句话:“嫂子,我妈这药可贵着呢,比肉都贵,你可要好好喝。”她说完,又自顾自笑了一下。

那时候我觉得她嘴甜,觉得她是个好妹妹。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笑里藏着的东西,怕是比药渣还凉。

回到家里,我站在灶台边上发愣,老徐在院子里卸自行车,支好腿,走进来,手里握着一个布包。

他打开,里面是几个黄澄澄的橘子。

他说:“卫生院门口有个卖橘子的,我看着新鲜,买了几个。你吃。”他把橘子放在我面前,转身出了门,到石料场去了。

我拿起一个橘子,慢慢剥开皮。

橘子的清香一下子充溢出来,我咬了一口,酸得牙根发软。

我坐在堂屋门前的台阶上,把那只橘子一瓣一瓣全吃完了。

酸味在舌尖上盘桓了很久,像什么东西在心里扎了根,又像什么东西在破土而出。

我决定回一趟胡家坳。

我想起一个人。

胡家隔壁住着一个老婶子,我嫁到胡家的头一年,跟她最亲近。

她像半个娘一样教我做菜,教我怎么腌咸菜,怎么把灶台的火烧得旺。

婆婆把药端给我的时候,她时常在院子里。

有一回她来借扁担,正撞见婆婆端那碗药从灶间出来,她随口问了一句:“这又熬的什么?”婆婆说:“给忆柳调的补药。”老婶子没再说什么,但我总觉得她当时多看了那碗药一眼。

那一眼里似乎藏着一点疑虑。

但也可能是我多想了。

可我还是得回去。不是去闹,不是去讨说法,我只是想知道那药渣里装的到底是什么。我手里有刘大夫那张方子,只要找到药渣,一切就都清楚了。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有风吹过院子里的枣树,叶子沙沙地响,像有什么话要说,又说不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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