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一代报风，铸党报之魂——记《大众日报》首任总编辑匡亚明

齐鲁网·闪电新闻8月13日讯“第一条，这是个党的报纸，代表山东分局的机关报；第二条是一个统一战线的报纸，一切消息、言论等等都要考虑到有利于统一战线；第三条是广泛发动群众。”1938年底，在沂蒙山腹地一个简陋的农家院落里，时任《大众日报》首任总编辑匡亚明与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孙陶林、《大众日报》首任社长刘导生一起敲定了这份报纸的办报原则。这三点后经1942年时任社长陈沂凝练为“党的立场，群众的报纸”，影响八十八年，至今仍是《大众日报》不变的宗旨。正如大众日报社史陈列馆馆长于岸青所言：“这样一个宗旨，到今天思想依然熠熠闪光。”而提出这一切的匡亚明，彼时还是一名党籍“悬而未决”的革命者。

匡亚明像

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重走山东新闻干部‘北上南下’之路”项目组于2026年6月30日赴济南大众日报社，聆听了于岸青的专题讲座——《匡亚明与大众日报》，了解了《大众日报》首任总编辑匡亚明的办报实践与精神遗产。于岸青以其著作《匡亚明与山东》为基础，系统梳理了匡亚明确立“党的立场，群众的报纸”办报宗旨、开创版面语言与编辑制度、领导华东军事报道土改报道以及对外宣传等一系列开拓性贡献，以期还原这位党报奠基人“从放牛郎到开创者”的传奇人生，探寻其信仰如磐、求真务实的报人风骨。

重走山东新闻干部“北上南下”项目组和于岸青的合影

牛背求学，烽火砺志

匡亚明，1906年3月17日出生于江苏丹阳导墅镇匡村一个贫苦的塾师家庭。七岁丧父，靠寡母一人艰难维持。他在自述中写道：“家中自父亲去世后，经济不甚充裕，所以切身感到穷的痛苦。”穷到饭都吃不上，他却坚持着要上学。白天放牛，趁空隙跑到私塾旁听，课间再跑出来给牛喂草。这个在牛背上长大的放牛郎，凭着一股不认命的拗劲考入了江苏省立第一师范（苏州一师）。之所以选择师范，是因为免学费。

青年时期的匡亚明

在苏州一师，匡亚明结识了改变他一生的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中国青年》杂志主编恽代英。恽代英主编的《中国青年》杂志，发行量达三万份。他在上面开设通信栏目，亲自回答包括匡亚明在内的各地青年的提问。恽代英成为匡亚明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后，匡亚明持恽代英的介绍信考入上海大学，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时的恽代英

此后的革命生涯，充满惊涛骇浪。大革命失败后，一时间党内“左倾”盲动主义情绪高涨，匡亚明因在会议上提出反对意见遭到怀疑，竟至于上级决定将他“除掉”。派来的枪手枪法不得了，只开一枪子弹便正中他面部，所幸子弹被门牙阻挡，未击中要害。他被送到医院后，国民党特务闻讯赶来诱降，匡亚明一言不发。他后来回忆：“这是我们共产党内部的事情，我决不会受你们挑拨，也决不会向反革命投降！”他忍着伤痛设法逃离了医院。于岸青在讲座中特别强调：“匡亚明的革命历程充满了历险，充满了惊涛骇浪，也充满了传奇。其中最根本的一点是：他一旦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曾动摇过，也不曾变更过。”

12年地下斗争，他4次被捕入狱，辗转关押于江苏反省院、浙江反省院、南京首都反省院，把国民党在江南的监狱几乎坐了个遍。直到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经周恩来领导的南京八路军办事处营救出狱。然而，出狱后的党籍恢复之路并不平坦。因条件不具备，他未能通过延安的审查。回到江苏，经曾经的同志、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的安排，他进入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所办的“抗敌青年军团”任教员。1938年，匡亚明率200余名结业的学员来到山东参加抗战。在山东，经中共山东分局派遣，任国民党第六十九军政治部副部长，从事统战工作。

沂蒙初创，开一代报风

国民党第六十九军逐渐走向反共后，匡亚明坚决脱离。于岸青在讲座中转述匡亚明当时的态度：“我不能跟他们走，他们要走到反动一面去了，我坚决不能去。别的工作我干不了，办报可以。”这句话恰好契合了山东分局正在筹备机关报的迫切需求。1938年11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任命刘导生为社长、匡亚明为总编辑，《大众日报》筹办正式启动。编辑部的六七个人当中，匡亚明是唯一有办报经验的。

《大众日报》1939年1月1日创刊号

办报从零开始，比如电台就是郭洪涛从延安带来的两部之一。于岸青在讲座中特别指出：“一部留在分局跟中央联络，一部就给了《大众日报》。可见当时分局对我们党报是多么重视。”印刷厂选址沂水县云头峪村，匡亚明亲自上门做群众工作，村民刘茂菊将婚房腾出做印刷车间。于岸青用八个字概括这段历程：“筚路蓝缕，亲力亲为。”

大众日报社印刷厂所在地——云头峪村

比物质建设更重要的，是思想建设。匡亚明认真研读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文件，领悟中央抗战宣传方针。他身边带了一本英文版的《The Life of Lenin》，从中借鉴列宁的办报理论，尤其是党报应成为“党的集体的宣传员、鼓动者和组织者”这一思想。于岸青指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中许多重要内容都与列宁的新闻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尤其是这一思想影响甚巨。

1939年的《大众日报》上刊载了《列宁与<火花报>》

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中，以匡亚明为代表的早期党报人提出了“党的立场，群众的报纸”办报宗旨。匡亚明的这份政治自觉，在当时的党报实践中具有突出的前瞻性。

《大众日报》的版面语言突出表现出匡亚明的办报思想。一创刊，他将版序设置为：第一版社论，第二版国内新闻，第三版国际新闻，第四版综合（副刊）。社论为头条，每篇社论都体现山东分局的意志，这是党报必须承担的政治责任。创刊第一年共出72期报纸，完全遵循这一模式。三年后，延安《解放日报》在改造党报运动中调整版面布局，将边区新闻和中央活动置于更突出位置，体现出与《大众日报》初创时相似的版面语言。于岸青对此评价道：“匡亚明很有超前性，提前三年，他已经摸准了中央希望的一个党报是个什么样子。”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刊出《怎样办党报》

匡亚明还建立了集体编前会和集体编后评议制度。于岸青在讲座中强调：“这一制度在《大众日报》一直沿用至今。大家到现在还依然坚持。”而他本人，更是这份报纸最优秀的评论员——首任期间《大众日报》三日刊共出72期，他撰写社论46篇，约十万字。

于岸青在讲座中深入分析了“党的立场，群众的报纸”这一宗旨的巨大历史价值：“统一战线建立之前，中国共产党不是执政党，没有根据地，党报是作为政权的批判者和群众运动的向导而面世的。统一战线建立以后，我们有了根据地、有了局部政权，党报不能再以批判者和揭露者的形象出现，就要转型。匡亚明提出的‘党的立场，群众的报纸’，就是转型的根本指针。”“党的立场，群众的报纸”88年来在《大众日报》一以贯之，于岸青将这句话称为“大众报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再掌帅印，铸就报业丰碑

1945年抗战胜利后，匡亚明主动要求回到山东。他对组织说：“一定要到战斗的第一线去。”1946年初，他二度担任《大众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同时兼任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社长。这期间，他带领《大众日报》出色完成了华东战场的军事报道和山东解放区的土改报道。同时，面临新形势，他还做到了许多个《大众日报》史上的“第一”。

1946年，匡亚明在山东解放区

第一场硬仗是军调报道。1946年1月，为保证停战命令的有效执行，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美国三方各派代表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大众日报》首次涉足外事斗争，无经验可循，匡亚明的工作方法令人印象深刻。于岸青在讲座中这样描述：“他每天坐在家里，一直等记者回来。不管多晚，进门第一件事——先给对方递一支烟。匡亚明本人不抽烟。他说：‘你先抽一支烟，缓口气；再倒一杯茶，喝口水，稳下神，给我讲讲今天发生了什么。讲完了再研究报道什么。’记者写完稿，必须念一遍——念出来就能听到一些仅仅看而看不出来的问题。标题拟三四个，两个人挑，哪个好、哪个不好，统一意见。最后携稿向华东局宣传部汇报，签字方可发出。”于岸青的评价是：“整个军调报道期间，《大众日报》没有出现任何纰漏。”她进一步总结：“主动作为，遵照中央制定的统一原则，勇于担当，掌握斗争主动权，突出策略灵活性，摆事实扎实有据，讲道理有理有节，《大众日报》为打赢这场有国际影响的舆论战做出了独特的山东贡献。”

也是在这一时期，《大众日报》发出了山东解放区对外宣传的第一声。美国合众社记者罗尔波到访，匡亚明派采访部副主任王中全程陪同，稿子不干预、择优刊发。于岸青评价：“直接通过外国记者向国际社会展现真实、生机勃勃的解放区面貌，《大众日报》的外宣第一声起点不可谓不高。”

美国合众社记者罗尔波在山东解放区采访写稿（康矛召摄）

匡亚明还主持了红色新闻史上极其壮观的南北大会师。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合并到山东后，《新华日报》（华中版）全员北撤山东与《大众日报》合并，一时间报社总人数增至1200余人，分散在渤海、滨海、鲁中、胶东各地，甚至跨海到了大连、青岛。于岸青在讲座中特别强调：“匡亚明的领导力十分强大。”他不仅有条不紊地安顿了队伍，还成立了一个报社极少设立的机构——研究部（后分研究一部、研究二部）。研究一部从公开资料中做统计分析，首创“数字新闻”——用数据曲线说明战局走向。从这里走出了中国档案学泰斗、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首任系主任吴宝康。

1947年南北大会师后，大众日报社部分同志在山东解放区合影

匡亚明还有一项极具前瞻性的布局。于岸青在讲座中重点讲述：“1947年，烟台是当时中共掌握的唯一有出海口的城市。匡亚明向华东局写报告，提出派队伍到烟台办报，探索城市办报——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执政建设做准备。这件事非常有前瞻性。”报告获批后，他用缴获的三辆日本大卡车将人员和行李送到烟台，参与创办《烟台日报》。国民党正在重点进攻山东，匡亚明已在思考胜利后的新闻工作。

这一时期，匡亚明还参与创办了新华社华东总分社、华东新华广播电台。他创办的山东大学新闻专修班，全部经费由《大众日报》承担，匡亚明亲自授课。于岸青在讲座中转述一位年近百岁老学员的回忆：“我们都觉得这个专修班的校长就是匡亚明。”

山东大学新闻专修班部分师生在沂河边合影

1949年7月出版的济南城市地图上，第一次出现了“《大众日报》社”的标注——位置在今天济南民康里。进城后，匡亚明的主要任务是做济南市和山东省高级知识分子的团结工作。

报人风骨，山高水长

1950年，匡亚明离开山东。此后他先后任东北人民大学（后吉林大学）校长、南京大学校长，77岁出版《孔子评传》、创办中国孔子基金会、主持编纂201部6000万字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于岸青在讲座中感叹：“有谁能想得到，这是一位77岁的老人到91岁，14年间所做的工作！而这几项工作，随便哪一项都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但无论走到哪里，他始终牵挂着《大众日报》。1996年12月16日，匡亚明在南京逝世，享年90岁。临终前，他留下遗愿：将骨灰撒在云头峪云头崮下——《大众日报》的创刊地。这位从牛背上走来的放牛郎，这位把“党的立场，群众的报纸”刻进中国新闻史的老报人，最终回到了他的精神故乡。

匡亚明撰写的《孔子评传》

是什么支撑着他走过如此波澜壮阔的一生？ 于岸青说：“是坚定的信仰。”他经历过十多次危及生命的险境，也多次遭受党内误解和委屈，但他没有一次拂袖而去，没有一次消沉怨恨。早年与邓中夏共同战斗的经历让他终身铭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即使遭受委屈，也要把党的事业放在第一位。正是因此，他才能在革命低潮时不退缩，在被误解时不辩解，在被打倒时不放弃，在晚年依然迸发出惊人的创造力——这一切，最终都回馈给了他热爱的新闻与文化事业。

这份信仰，也体现在他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一生廉洁自律。退休后江苏省委分配给他一所很大的住宅，他只携夫人进住。儿子结婚想住一间，他说：“这是组织分配给我的，你没有资格住。”儿子小两口只好栖身于媳妇单位的12平米单身宿舍。匡亚明去世后，夫人第一时间将房子归还组织。于岸青在讲座中评价：“匡亚明的一生中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他一生持续学习，在监狱中研读了《易经》《诗经》《论语》《孟子》《老子》《荀子》《庄子》《王阳明全集》，熟练掌握英语、粗通俄语，1941年从英文、俄文翻译出版列宁著作。于岸青引用匡亚明的格言：“马克思主义者的格言是——走进书斋是真正的学者，走出书斋是积极的实际工作者，是革命活动家。学就真学，当真的学者；干就真干，干出名堂。”

于岸青在讲座结尾用这样一段话为整场分享收束：“匡亚明所代表的《大众日报》，见证了沂蒙精神的诞生，记录了沂蒙精神的发展，参与了沂蒙精神的创造与弘扬。不忘初心，就是不要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

从沂蒙山腹地简陋的农家院落，到云头峪漫山的青松翠柏——匡亚明用一生回答了“党报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命题。而那句“党的立场，群众的报纸”，历经八十八载风雨，至今依然在每一张《大众日报》上熠熠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