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村口的老魏扯着嗓子喊我:“嘉雯,阿曼来的包裹!”
我站在院门口,手里的簸箕一下子没拿稳。十年了,没人从那个地方给我寄过东西。
包裹不大,牛皮纸磨毛了边,沾着灰土,贴着几张外文单据。
我拿进屋里,拿剪刀剪开。
掉出来的是一盒老式录像带、一摞文件、一枚看不出用途的印章,还有一只旧钱包。
那钱包,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是我当年送给哈桑的定情信物。
我翻开那摞文件,手指头越翻越凉。最后剪刀“啪”地掉在地上,我一屁股坐在门槛上,半天没缓过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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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那年我二十八岁。
师范大学毕业,在省城一所中学教了三年语文,本来日子过得平平顺顺。谁也没想到,我脑子一热,辞了工作去阿曼做中文教师。
那时候周围人都说我疯了。
我妈走得早,我爸丁铁生在村里务农,就我这一个闺女,他嘴上不说,心里是不愿意我跑那么远的。
我走那天,他送我到村口,蹲在路边抽了半包烟,才闷闷说了一句:“在外头,好好的。”
阿曼那地方,跟我活了二十八年的平原小城完全是两个样子。
到处是黄沙、白房子,太阳毒辣辣的。
学校在首都马斯喀特的老城区边上,我教的是当地华商的孩子,也有几个学中文的本地学生。
日子谈不上多好,但新鲜。
出事那天是个周五,我在老集市里逛。手里捏着一串刚买的椰枣,人群挤过来,一个半大孩子从我身边蹭过去。我下意识一摸裤兜,钱包没了。
里头有护照复印件、银行卡、还有四百多块人民币。那是我到阿曼之后攒的,打算寄给我爸。
我转头去追,哪里还有影子。老集市的巷子弯弯绕绕,人挤人。我追了几步,心里又急又气,蹲在墙根底下半天不想动。
“丢东西了?”
有人说话,竟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我抬头,一个穿白袍的男人站在面前,个子很高,肤色偏深,五官轮廓深,一看就是本地人。
他手里捏着一只黑色钱包,正是我的。
“一个孩子拿了你的钱包,跑太快摔了一跤。我听见响动,帮你追回来了。”
他说着把钱递过来。我愣着接住,翻开一看,钱、卡、证件都在。
“你……怎么谢你?”我说话都有点不利索。
他笑了一下:“你刚才蹲在地上的样子,跟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挺像。不用谢。”
说完他转身就要走。我赶紧喊住他:“那个,你叫什么?我怎么找到你?”
他停了一下,回过头:“哈桑。我在这边做点小生意。你要是想感谢,下周五晚上老城广场有个夜市,我请你们老师喝奶茶。”
他语气随意得很,也不等我接话,人就走远了。我攥着钱包站在原地,心跳得有点快。
那之后我才知道,他“做点小生意”这个说法,是往谦虚里说的。
第二次见面他带来两个朋友,看上去都跟了他不少年。
其中一个矮胖的,说话时目光一直扫来扫去,不像是逛街该有的样子。
我心里犯嘀咕,但还是跟哈桑聊了不少。
他中文真的很好,连“你咋嫩牛呢”这种河南话都会说,他说是留学时跟同学曹光明学的。
我问他:“你一个做生意的,学中文干嘛?”
他笑了笑,没正面回答:“喜欢。”
那段时间我总觉得这事不对劲,但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劲。
哈桑每隔几天就来学校门口等我,带我去吃老城巷子深处一家鹰嘴豆泥做得特别好吃的店。
他话不多,但总能接住我说的一切,有时候我讲我小时候在乡下摸鱼偷瓜的事,他听得很认真,眼睛里的笑意是真的。
我想我是动心了。
但有一个问题,我跟同事打听到,哈桑常去的那个圈子在当地挺有名气,好像跟王室有关。
同事好心提醒我:“咱们中文里‘王子’是个童话,在人家那儿,那是实打实要命的东西。”
我嘴上说不信,心里其实开始隐隐发沉。
直到有一次,我提前下班去他公司找他。
前台带我到会客室,门推开半扇,我看见哈桑站在落地窗前,背对着门,面前坐着两三个穿正装的中年男人。
其中一个人正弯腰递给他一份文件,称呼他:“殿下,这份和约需要您亲自过目。”
我当时站在门口,整个人像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哈桑抬起头,正好对上我的目光。
他的手顿在半空,脸上那点笑意一下子僵住了。
我转身就走,他追出来,在老城的长街上一把拉住我。
我甩开他的手:“你到底是谁?”
他看着我,沉默了很久很久。最后他说:“明天,我把所有事都告诉你。你如果听完想走,我不拦你。”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踏实。心里堵着一团东西,说不清是怕还是盼。
02
第二天下午,哈桑带我去了一家茶馆的二楼包间。
他把门关上,窗帘拉紧,倒了杯茶推到我面前。没有绕弯子。
“我父亲是阿曼王室旁支,我是他第三个儿子,按礼制,你可以说我是王子。但我去年就放弃了继承权。”
他说得很平静,好像在讲别人的事。可我看到他握着茶杯的手指节发白。
“我母亲叫法蒂玛,她说我的婚姻必须由她做主。我小时候有个保姆陪我长大了十几年,后来因为我多跟她亲近了几天,我母亲就把她送回乡下,三个月后,说她在老家病死了。”
他说到这里顿了一下,看向窗外:“我当时十二岁,知道这世上没有那么巧的事。”
我坐在他对面,心口一阵一阵发紧。
“那我们……”我话没说完。
“我跟你认识,本来也想瞒着的。瞒一天是一天。”他苦笑了一下,“我最怕的就是把你卷进来。”
“那你还来找我?”我问他。
“我控制不住。”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特别轻,轻到像是怕说重了就把什么打破了。
我之前想好了要跟他划清界限。但那一刻,我怎么也开不了口。
那之后我们就算正式在一起了。
哈桑尽量不让我接触他的家族,带我去的也都是本地人才知道的小馆子。
我问他那个曹光明的事,他说是他留学时在北大认识的,最好的朋友,没有之一。
“曹光明家里在义乌做小商品生意,他说要带我一起发财。我当时就跟他说了,我是个被家里半软禁的王子,不能随便出国。他笑了半天,说你这人生真有意思。”
我听他讲这些,总觉得他像一个关在笼子里长大的人,拼命想探出头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心疼他,是真的心疼。
但我没想到,他母亲法蒂玛的手,伸得那样快。
我刚跟他正式在一起不到一个月,学校门口停了一辆黑色轿车。一个戴头巾的女人下车,走进校门,找到我。她说话很有礼貌,眼睛却像冰一样冷:“丁老师,夫人想见见你。方便的话,就现在。”
我跟着她去了。车开了将近四十分钟,到了城市另一头的一处宅院。院子很大,种了很多棕榈树,墙根底下一排黑衣保镖站得笔直。
法蒂玛坐在廊下喝茶,看见我进来,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你是那个中文老师?”
“我是。”
“坐吧。”
她放下茶杯,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然后说:“哈桑跟你说了他的身份吧?那我就不兜圈子了。你配不上他。他是王室的人,他的孩子必须是正经的贵族血统。”
我咬着牙没说话。
“但既然他非要娶你,我可以退一步。你嫁,可以。签一份婚前协议,放弃一切王室财产和头衔。将来生了孩子,自动放弃王室身份。这是我最大的让步。”
她说的很平淡,好像这是一桩再普通不过的买卖。
我那时候年轻,气血上头,当着她的面说:“我嫁的是他这个人,不是你们家的名头。”
法蒂玛笑了一声,那笑容看得我心里发毛:“很多女人都说过这句话。”
我没接话。
回到学校,我把这件事讲给哈桑听。
他的脸色一下就沉了,说:“你别答应她,我去谈。”可是谈了三天,他无功而返。
法蒂玛不肯松口,最后是哈桑签了一份东西,把本属于他的那份继承份额全部让给阿齐兹,也就是他哥哥,才换来了母亲松口。
“这样我什么都没有了,她就不会要挟你了。”他说这话的时候,像是终于卸下了一块石头。
我们在老城区一个小清真寺办了婚礼,没有王室的人来。
他牵着我从寺里出来的时候,我心里是踏实的。
我总觉得,什么王室,什么权力,离我们远着呢。
婚后没几个月,我有天早晨吐得昏天黑地。去了医院,医生出来报喜:“四胞胎。”
四个。
哈桑在医院走廊上愣了半天,然后一把抱住我,笑得眼眶都红了。我那时候以为,这辈子最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哪里知道,这不过是开始。
消息传回王宫,法蒂玛当天晚上就派人送来一份文件。
我展开一看,是一份流产同意书。
上面写着让我自愿终止妊娠,理由是“王室血脉不容混淆”。
哈桑连夜冲进王宫,跟法蒂玛谈了一整夜。
他回来的时候天快亮了,眼下青黑一片。
他把我抱在怀里,声音哑得不像话:“她答应了,只要你签字放弃孩子的王室身份,就让孩子们平安生下来。”
我盯着他:“你信?”
他没说话。
我当着来人的面,把那份流产同意书撕了个粉碎。
“告诉他们,这婚我结了,这孩子我也生定了。谁要动我孩子一根手指头,我就跟谁拼命。”
来传话的人脸都绿了,转身就走。
哈桑在旁边沉默地看着这一切,一句话也没说。
但他走过来,把我的手握得很紧,紧到骨头都发疼。
我在阿曼的日子,像一根绷到极限的弦,风雨欲来,却不知道雨什么时候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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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那段时间,哈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他的理由是,阿齐兹开始对他施压,说他签署的转让协议有一些问题,他要处理。
我问他具体是什么问题,他支支吾吾说不清楚。
我知道他在瞒我,但我不愿意往坏处想。
我的肚子一天天鼓起来。四胞胎,到五个月的时候已经像人家八个月的肚子,走路都费劲。夜里翻身翻不动,只能侧着睡,腿肿得按下去一个坑。
哈桑每晚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给我揉脚。
他学着视频教程的手法,按得不太专业,但每次都揉很久。
有一天晚上,我半夜醒来,迷迷糊糊睁开眼,看见他坐在床边望着我的肚子发呆。
月光照在他脸上,他眼眶里亮亮的,我装作没看见,转了个身,心里酸得厉害。
第七个月的时候,我有一周没见到哈桑。
我打电话他不接,打给那个矮胖的跟班,也没人接。
我心里慌得厉害,挺着大肚子打车去了王宫。
门卫拦着不让进。
我一直等到傍晚,才看见法蒂玛的车从大门里缓缓开出来。
车停在我面前,车窗降下来一条缝。
“你来这里做什么?哈桑不会见你了。你肚子里怀的东西,他自己去处理了。你回去等着吧。”
她说“处理”这两个字的时候,语气轻描淡写。我浑身的血都往头顶涌,大声问她:“你把他怎么了?”
法蒂玛没有回答,车窗升上去,车子开走了。
那天晚上我在王宫门口站了三个多小时,直到保镖把我架开。
回到住处,一夜没有合眼。
第二天早上,哈桑终于回来了。
他进门先看了一眼我的肚子,然后低下了头。
“嘉雯,我对不起你。”
他声音沙哑,嘴唇干裂,整个人瘦了一圈。
“阿齐兹拿你和孩子的命逼我。他说,只要我不离婚,不放弃亲子权,他就让‘意外’发生在你生产的路上。”
他双手捂着脸,声音闷在掌心里:“我离了。我签了。”
他说:“我签字的时候想,我什么都不要了。我只想你好好活着,孩子们好好活着。哪怕她们不认我。”
那时候我肚子里四个孩子,已经七个多月。
我站在那里,看着这个我爱了快两年的男人,他满脸憔悴,眼眶通红,却努力挺直脊背。
那一刻,我恨他恨得牙齿发颤。
但我知道,他比我更恨他自己。
我没有哭。我问他:“那我们怎么办?”
他说:“你先回国。回你爸那里。等我,只要我把这边的事处理干净,我就去找你。”
我信了他的话。我傻,我就那么信了他。
离婚协议是他当着王室各房的面,在众人面前念给我听的。
日期、姓名、条款,一字一句。
他念完了,没有抬头看我。
他把笔递给站在我身后的护卫,然后背过身去,声音平静得不像话:“送她走。”
我被人架着往外拖,我拍着车门喊他的名字。他没有回头。他整个人像一尊石像,钉在那座华丽的王宫台阶上。
登机前,有个戴着口罩的年轻人走到我面前,塞给我一只钱包,低声说:“他让我给你的。别回头,好好活着。”
我低头一看,是我在集市上送他的那只旧钱包,里头摸起来有东西。我翻开来,只有两个字,打印在纸条上:
回去。
我攥着那只钱包,踏上回国的飞机。
窗外阿曼的沙漠在我脚下越缩越小,直到成了一片模糊的黄色。
我伸手摸了摸肚子,四个孩子在里面踢动了一下。
我想,我这辈子,再也不要跟那个地方有任何瓜葛了。
04
回到村里那天,丁铁生在地里干活。
我挺着大肚子站在田埂上喊了一声“爸”,他手里的锄头停了一下,回头看见我,愣了几秒钟,然后把锄头往地上一插,快步走过来。
没问我为啥回来,没问我肚子里孩子的爹是谁。他把外套脱下来披到我肩上,闷闷地说了句:“回来就好。”
我眼泪一下就下来了,站在田埂上大哭了一场。
丁铁生没劝我,就站在旁边抽着烟,等我哭完,才说:“地里的活我干得过来,你负责歇着。”
到家没几天,孩子就发动了。
凌晨三点,我被疼醒,喊我爸。
丁铁生披着衣服骑上三轮车,把我送到镇卫生院。
医生检查完出来,皱着眉说四胞胎早产,情况危险,要转县医院。
从镇上转到县城,颠了四十多里路。
我躺在急救床上,疼得全身衣服都湿透了。
四个孩子生下来,最小的才三斤九两,还在保温箱里住了十二天。
丁铁生把攒的养老钱全垫了医药费,又去信用社贷了两万。
我在县医院躺了三天,下床走路的时候腿还在打颤。
护士把四个小婴儿推到我床边,我低头看着她们皱巴巴的小脸,心里头乱七八糟的,又酸又软。
出院那天,丁铁生带着一个小包袱来接我。
他抱着两个,我抱着两个,一起上了回村的三轮车。
路上他把孩子交给我,自己蹬着车,汗珠子顺着后脖颈子往下淌。
我坐在车斗里,看着我爸的背影,心里头暗暗发誓,这辈子再也不让家里人受苦了。
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
四个孩子,我取名叫晓春、晓夏、晓秋、晓冬。我爸听了,说“名字好听,四季都齐了”。
孩子刚满月时最难带,一个哭,其他三个跟着哭。
我一个人照顾不过来,丁铁生白天干完地里的活,晚上起来帮我冲奶粉、换尿布。
有一次我半夜起来看见他蹲在院子里洗尿布,背弓着,头发白了一片。
我蹲在他旁边,想说什么,被他摆摆手打断:“别说了。我还干得动。”
那一年我在镇上摆了个小吃摊,卖凉皮和馄饨。
早上五点起来和面,推着三轮车去镇口,晚上八九点收摊回家。
四个闺女从小就在摊子边上长大,大的帮忙收拾桌子,小的蹲在车底下玩泥巴。
日子过得紧,但一天一天能过下去。
每年腊月底,账上总会多出一笔钱。
没有汇款人姓名,只有一串代号。
我心里清楚是谁汇的。
第一年收到的时候,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半天,最后把钱取出来,一分没花,锁在柜子最底下。
我跟我爸说:“这钱不能动。”
丁铁生看了看我,什么都没问,点了点头。
四个孩子慢慢长大。
晓春是老大,话不多,但性子稳,从小就知道帮我干活。
晓夏嘴皮子利索,脾气直冲,在村里跟人吵过不少架,特别听不得人家说我们家的闲话。
晓秋文静,动不动就躲在角落里看书,谁跟她说话她都慢半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