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万人被赶出家园，以色列自称保护基督徒，历史却是另一回事

以色列努力将自己塑造成基督教的保护者，但多年的占领却导致巴勒斯坦基督徒这一地区最古老社群之一的衰落。埃马德·穆萨写道。多年来，正如政治学家伊恩·勒斯蒂克所言，以色列一直试图与“中东的泥淖”划清界限。起初，它以该地区唯一的民主国家自居，随后又突出其创业活跃和高科技发达的社会形象。如今，它的公共外交似乎在培植另一种身份：中东基督教的保护者。

在国际上因加沙冲突和对黎巴嫩的袭击而形象受损的背景下，这一努力明显加速，但实际上已酝酿数月甚至数年。2025年末，以色列拨款最多410万美元，发起一项针对美国福音派基督徒的宣传活动。到12月，以色列外交部又协助将1000多名福音派牧师和基督教意见领袖带到以色列。十多年来，内塔尼亚胡一直声称以色列是基督徒“繁荣生活”的地方，并将其与“中东其他地区对基督徒的迫害”进行对比。

他最近一次这样表述，是在4月的复活节致辞中。几周后，以色列外交部任命乔治·迪克为面向基督教世界的特别使节。这场“外交行动”所围绕的许多人却讲述着截然不同的故事。这个自称基督教保护者的以色列国家，主导了巴勒斯坦基督徒这一地区最古老社群之一的持续衰落。基督教在巴勒斯坦的存在，比伊斯兰教传入早了数个世纪。

今天，许多巴勒斯坦穆斯林的祖先也来自同一片土地，只是在历史进程中改宗伊斯兰。这种历史延续性在伯利恒、拜特贾拉等城镇清晰可见，几个世纪以来，穆斯林和基督徒一直在那里共同生活。巴勒斯坦基督徒的悠久存在，使他们的边缘化显得尤为突出，这种现象与现代政治变迁密切相关。欧洲列强曾以“保护基督徒社群”为借口，为其在中东的帝国干预辩护。真正的断裂和人口衰退始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

在犹太复国主义推动下，并得到英国委任统治当局配合的数十年变迁后，1948年的“灾难日”使大约750,000名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也让巴勒斯坦基督教走上了至今未能逆转的衰退轨道。1931年，巴勒斯坦的基督徒约有89,000人，占总人口约9%；到1946年，这一数字增至145,000人。“灾难日”摧毁了这个原本兴盛的社群，约90,000名基督徒流离失所，教堂关闭，住房和财产丧失，他们与穆斯林同胞一道承受了这一切。

1967年的占领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时，这两地的巴勒斯坦基督徒总数超过42,000人，约占人口的6%。到1997年，他们约为40,000人，占比降至1.5%；2007年进一步降至1.2%；到2017年约为1%，尽管绝对人数略有增长。

这种矛盾在基督教最神圣的地点周边尤为明显。2002年，以色列坦克包围了伯利恒的圣诞教堂长达39天，并向教堂区域开火，甚至烧毁了其中一部分。那是一幅令人不安的景象：象征基督和平的圣地，被“梅卡瓦”坦克围困，浓烟笼罩。在加沙种族灭绝期间，以色列的刀锋更利，压在每个人脖子上的力量也更重。无论基督徒还是穆斯林，无论教堂还是清真寺，都无处躲避伤亡和无差别轰炸。

加沙的圣波菲里乌斯教堂——世界上持续使用时间最久的基督教堂之一——遭以色列战机袭击，造成19名在其中避难者死亡。这种模式在2025年7月仍在延续。当时，以色列军队轰炸了加沙的圣家天主教堂，造成多人死亡。在耶路撒冷，这种矛盾在街头层面同样清晰可见。基督教神职人员和朝圣者常遭到吐口水的骚扰，尤其是在一些犹太极端分子中。此外，还有言语辱骂和破坏行为。

综合来看，这种衰落不能简单归因于出生率或宗教紧张关系。巴勒斯坦基督徒和他们的穆斯林同胞一样，生活在同一套占领体系之下，面临行动限制、土地被没收、定居点扩张以及政治上的不安全感。这些条件也压缩了经济机会，使移民对这个在海外已有成熟网络的社群越来越有吸引力。而这段历史，恰恰正是以色列面向基督教世界的外交努力试图遮蔽的内容。

它把自己塑造成基督徒保护者，服务于两个可以互换的目的：其一，将巴勒斯坦基督徒从巴勒斯坦民族叙事中分离出去；其二，把这场冲突重新塑造成宗教冲突。要做到第一点，就必须抹去那些与国家叙事相矛盾的历史，尤其是巴勒斯坦基督徒早在“灾难日”之前就深度参与民族运动这一事实。

耶路撒冷阿拉伯东正教知识分子哈利勒·萨卡基尼，曾是巴勒斯坦最重要的民族主义声音之一。伊萨·伊萨和优素福·伊萨则于1911年在雅法创办《巴勒斯坦报》，这份有影响力的阿拉伯语报纸明确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甚至“灾难日”这一说法，也是由巴勒斯坦基督徒知识分子康斯坦丁·祖赖克推广开来的。

这种角色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仍在延续。当时，巴勒斯坦基督徒在抵抗运动中的世俗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潮中都占据重要位置，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内部也同样活跃。比如，巴勒斯坦基督徒乔治·哈巴什创立了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

这一传统延续至今。巴勒斯坦希腊东正教大主教阿塔拉·汉纳，至今仍是占领的强烈批评者，也多次遭受以色列方面的打压。巴勒斯坦基督徒记者希琳·阿布·阿克莱也是如此。她于2022年在杰宁被以色列军队杀害，随后她在耶路撒冷的葬礼又遭到暴力冲击和亵渎。

把巴勒斯坦基督教从本地历史中驱逐出去的第二个目的，是把巴勒斯坦争取自由的斗争描绘成本质上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在这种框架下，巴勒斯坦人不再主要被视为反抗被剥夺处境的民族共同体，而被简化为与犹太人对立的穆斯林。

这种“伊斯兰化”处理，也让反犹主义获得了更广泛的政治用途，使以色列能够借助西方社会对反犹主义的敏感，将其转化为一种政治杠杆。而巴勒斯坦基督徒恰恰打破了这种思维捷径：他是巴勒斯坦人，但不是穆斯林；是阿拉伯人，但也是基督徒；同时，他完全可能与穆斯林邻居拥有同样的民族苦难和政治诉求。

法迪最后一次被抬向安息之地时，抬着他的是同一群年轻人。就在几周前，他们也抬过本地清真寺的一名看守，那人同样死于以色列之手。这也许就是对以色列所谓“代表基督徒发言”最简单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