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现实生活中，不少家庭希望聘请外籍家政人员满足家政需求。在这过程中，若为外籍家政人员而伪造、出具虚假聘用合同，极易触碰妨害国（边）境管理类刑事红线。本案中亦是如此。笔者介入案件后，全面梳理案件事实与证据，精准挖掘案件辩护要点，结合全案情节开展辩护工作，最终促成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本文结合该案办案过程，梳理办理此类案件法律逻辑，既为遭遇同类困境的当事人提供实务指引，也供办理同类案件的法律同行参考借鉴。
一、案件基础事实
当事人为普通市民，因居家家政需求，经中介指引出具虚假聘用合同用于外籍人员签证申请，全套入境、签证手续均由中介包办，当事人未参与任何跨境策划，还自行支付中介服务费。
接受委托后，辩护人梳理全部卷宗、检索本地同类判例与专业文献，从多维度搭建辩护逻辑。
二、案件核心争议点分析
单看外在行为，雇主出具虚假聘用合同、协助递交不实签证材料，确易被纳入妨害国（边）境犯罪审查范围。本案审查起诉阶段的核心法律争议，在于是否应当对当事人追究刑事责任，具体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行为定性争议：属于刑事犯罪还是行政违法。当事人提交虚假材料虽违反出入境管理规定，存在形式上的入罪争议，但法律评价不能局限于单一行为，需结合刑法谦抑原则审查，其单纯协助行为并未达到应予刑事追责的严重危害程度。
第二，追责尺度争议：是否契合本地刑事打击范围。依据上海司法裁判口径，本地重点打击以牟利为目的、实施组织、招揽行为的中介团伙，对无牟利目的、仅居家自用、被动配合的普通雇主普遍适用宽缓处理，对当事人予以刑事追诉，与本地裁判尺度、司法导向相悖。
第三，主体地位争议：当事人系主动参与者还是被动协助者。控方可依据其提供虚假材料的行为，认定其属于非法入境链条参与者。但纵观全案流程，整体策划、运作均由中介主导，当事人仅因家政需求被动配合，未掌控办理流程、无任何牟利，并非案件核心主体。
三、案件辩护逻辑梳理
本案整体不起诉辩护逻辑遵循“定性纠错、要件排除、尺度适配”的递进式说理体系，摒弃单一的情节轻微辩护思路，结合行刑衔接规则、刑法构成要件、本地司法裁判口径，全方位论证本案无刑事追诉必要，完整构建闭环式不起诉辩护观点。
（一）定性辩护：厘清行刑边界，否定刑事追责前提
本案首要辩护核心，是严格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边界。行为有对应行政处罚规制时，运用刑法谦抑性弱化刑事追责必要性，是审查起诉阶段重要说理要点。现行《出境入境管理法》《治安管理处罚法》针对出具虚假签证材料、协助外国人非法就业均设置清晰行政处罚条款，罚款、行政拘留等惩戒手段足以对该类行为作出规制。如果抛开行政法律直接适用刑法，会造成行政规范空置，不符合行刑衔接的立法初衷。
（二）核心要件辩护：逐项排除关联罪名，彻底切断定罪依据
在行为定性基础上，结合刑法条文、司法解释及指导案例，可逐层排除全部涉案关联罪名。例如，排除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不仅要论证本罪的“组织行为”仅针对领导、策划、指挥或拉拢引诱他人偷越的行为，同时要考虑到单次入境是否达到“情节严重”的入罪门槛，再按照共犯理论决定是否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本案当事人目的仅为聘请家政，并未协助中介开展组织犯罪活动，该罪名不能适用。
（三）司法尺度辩护：以本地裁判为导向，秉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从上海地区同类案件裁判惯例与司法导向来看，本地刑事打击范围精准聚焦以非法牟利为目的、主动实施组织、招揽、倒卖证件的中介犯罪团伙。司法机关对中介组织者与普通居家雇主的评价标准、追责尺度存在本质区分，办案中不能忽视主体身份差异，仅以存在协助造假行为简单归罪，否则极易错失不起诉机会。
结语
妨害国（边）境管理类案件此类案件涉及多重罪名要件拆解、区域类案检索佐证等多层专业论证，尤其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存在严格的组织行为要件、入罪情节门槛及共犯认定规则，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核心辨析难点。（本文作者：焦璇律师，上海靖霖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靖霖全国涉奢侈品犯罪研究与辩护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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