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拒绝成为不朽之人——奥德修斯的返乡与现代人类的困境

观察家

文/朱嘉明

“在地面的族类里，人是最羸弱的一种”。

——《荷马史诗·奥德赛》陈中梅 译

引言

公元前8世纪前后，爱琴海一带的游吟诗人把一批流传已久的故事编成两部长诗。一部讲人如何赴死的《伊利亚特》，一部讲人如何返乡的《奥德赛》。两部著作被统称《荷马史诗》，荷马因此享有世间最为崇高的荣誉。3000年过去，《伊利亚特》依然是关于战争的最高文本，《奥德赛》的性质却一再发生变化，不再只是奥德修斯长途跋涉的返乡故事，而是成为西方精神史反复取用的一副骨架。凡是历史需要重新讨论离开与归来、身份与时间、代价与意义的时刻，人们都会重新打开这部诗。

在《奥德赛》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概念是“返乡”或者“返回”（nostos），以及“痛苦”（algos）。2400年后的1688年，巴塞尔的医学生霍弗在其博士论文中，将“返乡”和“痛苦”合成一个新的概念nostalgia，用以描述和诊断远离故乡的瑞士雇佣兵出现的身心症状。正是这个姗姗来迟的医学词汇，赋予了《奥德赛》以科学、医学和心理学的深层解读。奥德修斯其实就是一个深陷nostalgia的英雄；他在卡吕普索的岛上，面对“免除一切痛苦、获得永生”的诱惑时，主动选择了一条充满痛苦的道路，去换取作为凡人的回乡。

（一）每一个时代都在重写奥德修斯

《奥德赛》的现实意义之所以逐代变化，根本原因在于它的主人公奥德修斯是一个可以不断被不同解读的人物。全诗第一行给他的形容词是“多转向的”（polytropos）。这个词的语法处境本身就含混，既可以理解为主动的“多计谋的”，也可以理解为被动的“被命运翻来覆去摆弄的”。

古典时期的雅典人并不喜欢奥德修斯。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的索福克勒斯在晚年所创作的《菲罗克忒忒斯》中，奥德修斯是一个劝人行骗的政客。在智者派修辞术泛滥的城邦，机智（mētis）失去了荷马赋予它的褒义，退化为操纵术。自认是特洛伊人后裔的罗马人更加不客气，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绝世史诗《埃涅阿斯纪》中，以拉丁语称谓“尤利西斯”替代希腊语称谓“奥德修斯”后，他被冠以“残忍的”“凶狠的”这类修饰词。这是奥德修斯命运的第一次翻转。

意大利中世纪伟大诗人但丁彻底改写了《奥德赛》主人公的命运。但丁在其巨著《神曲》的《地狱篇》第26章中，把尤利西斯放在第八层的诡诈谋士之列，并包裹在一团火焰中。关键在于，但丁笔下的尤利西斯根本没有回家，而是从喀耳刻的岛再度启航，说服年迈的同伴驶出赫拉克勒斯之柱，向西南方向作一次“疯狂的飞行”，航行五个月后望见炼狱山，随即被风暴吞没。但丁并不通晓希腊文，他对这个人物的了解全部来自三位古罗马文学家维吉尔、奥维德和塞涅卡。历史的精彩之处在于，正是没有读过荷马原著的但丁，把奥德修斯从归乡者改造成探险者，为其后的地理大发现提供了现成的叙事原型。

到19世纪，英国桂冠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在1833年创作无韵诗《尤利西斯》，主人公尤利西斯完成了一次极具现代精神的升华与重塑，变成一个永远拒绝停歇、渴望探索未知极限的先驱者。这既是时年24岁的作者哀悼亡友的私人挽歌，也是工业帝国向外扩张的心理写照。

20世纪上半叶，奥德修斯，也就是尤利西斯的形象发生了两个方向的转型：被缩小和被放大。其一，被缩小。1922年，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在其创作的《尤利西斯》中，将20年压缩成18小时，将国王降格为都柏林的广告推销员。一位史诗英雄在20世纪转变为一位都柏林泥泞街道上行走的最普通凡人。其二，被放大。1938年，希腊作家尼科斯·卡赞扎基斯则反其道而行，写出33333行的《奥德赛：现代续篇》，让主人公离开伊萨卡，穿越斯巴达、克里特、埃及和非洲，最后死于南极的冰原。

战后对《奥德赛》的解读普遍转向阴郁。1944年的欧洲笼罩在纳粹法西斯的集中营和大屠杀的阴影之下，两位德国哲学家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专设一篇附论，题为《奥德修斯，或神话与启蒙》。文中把奥德修斯读作资产阶级个体的原型，他通过持续的自我否弃锻造出自我。原著中塞壬女妖一节则是将“划桨者塞住耳朵不能听，捆在桅杆上的人可以听却不能动”的情节看作是劳动分工的寓言。德国犹太裔学者奥尔巴赫在《摹仿论》开篇的《奥德修斯的伤疤》中提出另一个判断：荷马风格是把一切置于均匀的前景之中，没有背景，没有暗处，也没有需要解释的深度。法国犹太哲学家列维纳斯在《总体与无限》中，则把“奥德修斯的归返”与“亚伯拉罕的出走”对立起来，前者是同一性的圆周运动，后者才是不求回报的伦理行动。这些论断彼此不同，共同点是都把《奥德赛》当作诊断现代性的工具。

进入21世纪，关于《奥德赛》主导性的读法再度切换。2002年，美国精神科医生乔纳森·谢伊在《奥德修斯在美国》中，彻底剥离了这首史诗的“神话滤镜”和“哲学滤镜”，将其还原成一份极其精准的退伍老兵心理病历。他认为归家的真正困难不在路上，而在于共同体无法接收归来者的记忆。2017年，英国当代古典学学者艾米莉·威尔逊在英语世界第一部由女性完成的《奥德赛》全译本中，用“complicated”概括主人公。这个译法本身就是一次立场声明。

简言之，《奥德赛》主人公具有超出想象的张力，可以承受每个时代的各类焦虑，可以忍受人们按照自己的需要对他重新定义，还可以根据时代转变其身份。例如，成为大航海时代需要的探险者，工业时代需要的不安分者，两次大战之后需要的幸存者，创伤时代需要沉默的返乡者。

（二）银幕上的填空与史诗留下的空白

荷马没有背景和立体形象。19世纪，摄影机被发明。公元前8世纪中叶产生的《奥德赛》成为摄影机青睐的对象。摄影机实现了对史诗缺憾之处的强行填充。《奥德赛》的每一次改编，都暴露了那个时代的偏好。

在20世纪：1954年，意大利导演马里奥·卡梅里尼执导的《尤利西斯》的选角就是一种论断。意大利女星西尔瓦娜·曼加诺一人分饰了苦等丈夫的贤妻佩涅洛佩，也演了用魔法挽留英雄的荡妇/海妖喀耳刻。让诱惑者与妻子共用一具身体，男人的漂泊不过是在同一张面孔的两种版本之间徘徊。1963年，法国新浪潮大师让-吕克·戈达尔的《蔑视》走得更远，所拍摄的是《奥德赛》没有表现的某些想象。例如，奥德修斯迟迟不归，是否因为他已经知道佩涅洛佩不再爱他。这是现代性给出的锋利误读，把史诗压缩为一场婚姻危机。1968年，弗兰科·罗西为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拍摄电视版的奥德赛，被公认最忠实于原作。1995年，希腊电影大师西奥·安哲罗普洛斯的《尤利西斯的凝视》则将尤利西斯改变成一名叫A的希腊裔美国导演，将返乡改写成寻找三卷未冲洗的胶片，路线穿过解体中的巴尔干，终点是围城中的萨拉热窝，nostos的对象不再是家，而是“最初的凝视”。

在21世纪：2000年，当年电影界最高级“类型解构大师”的美国导演科恩兄弟通过《逃狱三王》，将奥德修斯的故事移入1937年的密西西比，独眼的圣经推销员就是库克罗普斯。两位导演声称从未读过原作，恰好证明史诗已经溶解为文化的地下水。2024年，意大利导演乌贝托·帕索里尼的《归来》是里程碑。这部影片只改编史诗的后半部分，从奥德修斯赤身漂上伊萨卡海滩开始，删去全部海上奇遇，删去了神。导演在多伦多电影节明确表示，他要保留的是人的情感与心理，是做人和做一个好人的困难。这个删削带来的后果是决定性的。一旦拿掉雅典娜，所有动机都必须从人身上寻找。奥德修斯不再是一个受神眷顾的英雄，而是一个无法原谅自己弄丢了全部同伴的幸存者，一个抗拒重新做王的人。

2026年，刚刚上映的由英国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的《奥德赛》，选择了完全相反的路线。诺兰同样以威尔逊译本为主要依据，但保留了神，将奥德修斯的罪责重新定位在对待客之道（“xenia”）的破坏。影片中最残酷的改动是，奥德修斯向船员隐瞒了提瑞西阿斯预言的全部内容，于是那些人死于他对自己智力的过度自信。全片的结局是，奥德修斯屠杀求婚者之后，没有复位，而是自我放逐，王位交给独生子忒勒马科斯。最后，他与佩涅洛佩一同登船，向着落日的方向驶入西方。向西的“疯狂的飞行”是《神曲》《地狱篇》的发明，而不是《奥德赛》的情节。这个结尾看似创新，实则是将但丁请回到荷马的位置。

至此，离观众最近的两部当代作品的分工已经清楚。帕索里尼填补的是史诗对内心的沉默，诺兰填补的是史诗对结局的沉默。它们共同标记出了荷马未曾展开的几处空白：他失去600名同伴之后的自责，史诗只用一句免责声明带过；他在卡吕普索岛上七年、每天坐在岸边流泪时究竟在想什么，史诗没有一个字；他杀死108名求婚者之后如何与这些人的父亲共处，史诗用女神强加的休战草草了结。此外，忒勒马科斯对一个陌生父亲的感情，佩涅洛佩二十年的内心，同样被留在暗处。

荷马要感谢摄影机，3000年后摄影机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在史诗幽暗之处点燃了的灯火。

（三）作为人的弱点与悲剧性

荷马从未把奥德修斯写成完人，将他的批判藏在情节的结构里。其中最深的伏笔是外祖父奥托吕科斯所取的奥德修斯名字，其词根意为招致怨恨、施加与承受痛苦。命名即预言，奥德修斯一生所做的与所受的，都写在自己的名字之中，其并非完人的一生，主要体现在：

本体转化。奥德修斯作为希腊文“智谋”化身，在库克罗普斯洞穴陷入绝境时，通过自称“nobody”（Outis），即没有身份和成为的本体转化而获救。可是脱险之后，他无法忍受一场不署名的胜利，隔着海面喊出了真名。于是海神波塞冬的诅咒降临，之后十年的漂泊与全部同伴的死亡由此而来。虚荣不是他的缺点之一，而是他的核心结构，因为他无法忍受谦卑，他必须是自己事迹的作者。全诗的悲剧性在于他不再有任何代表他存在的称谓，又要坚持成为特定的人而失去一切。

失败的领导者。风神埃俄罗斯赠奥德修斯一只装满逆风的皮袋，他独自掌握这个秘密，不告诉任何人，却在望见伊萨卡海岸的时刻睡着了。船员以为袋中是他私藏的财宝，解开绳结，风把船队吹回原点。保密是奥德修斯的生存术，也因此导致他治理的失败。隐瞒直接成为杀死全部船员的原因。

谎言成瘾。奥德修斯登陆伊萨卡之后，他对着乔装的雅典娜编造身世。女神大笑和抚摸他，说他在神面前都改不掉这个毛病。此后他讲了四五段结构完整的“克里特谎言”，每一段都自成一部传记。最令人不安的证据出现在第24卷，面对田庄里衰老的父亲拉埃尔特斯，他仍然要先撒谎试探，直到老人抓起尘土撒在自己白发上痛哭，才肯相认。20年的生存技能沉淀成了人格畸变。那已经不是策略，而是损伤。

暴力过度。在第22卷，奥德修斯屠杀108名求婚者。这还不够，经奥德修斯的老乳母确认，他的儿子忒勒马科斯用船缆绞杀了所谓不忠诚的12名女仆。对此，荷马做了残忍的描述，说这些女仆像撞进罗网的画眉，双脚抽动片刻便停止。在这个问题上，奥德修斯还有另外一面，制止了老乳母因死者受到惩罚而夸胜。这个血腥屠杀的场面，不仅展现的是奥德修斯扭曲的报复心理，同时也展现他因战争而彻底重塑，成为暴力内化为绝对秩序的冷血和傲慢统治者。

奥德修斯的所有弱点共同指向他的特定悲剧。他作为一个见过冥府、拒绝过女神、听过塞壬歌唱的人，最终无法真正回归和融入那座在史诗中被反复描述的伊萨卡岛，即多岩石、只适合放牧山羊的家乡。第11卷里，阿基琉斯的亡魂说，宁可在人间做无地者的雇工，也不愿在冥间称王。这句话既是《奥德赛》对《伊利亚特》的回答，也是奥德修斯选择活下去的全部合法性所在。可是活下来的人要为此支付的代价，恰恰是他自己。

（四）归来之后和再次出海

《奥德赛》第23卷的相认场景，是全部古代文学中最精密的一次身份验证。识别不能依靠身体，因为伤疤是被老乳母偶然发现的；不能依靠语言，因为他从不说真话。妻子佩涅洛佩最终采用的方法，是当着他的面吩咐仆人把婚床搬出卧室。而那张床是他亲手用一棵仍然扎根于地下的橄榄树雕成的，根本无法移动。他当场暴怒，暴怒即是证明。

荷马在《奥德赛》中最不寻常之笔是：相认之夜，两人在床上互诉别情，他告诉她的第一件大事是他还要再走。归来之内已经包含了离去，抵达之中已经安放了出发。他必须扛起一支船桨走向内陆，一直走到遇见一群从不识海、食物中不放盐、也不知道船与桨为何物的人。当路上有人把他肩上的桨认作簸谷的木铲，他就在那里把桨插进土里，向波塞冬献祭，此后方可回家安度余年。

这是在践行盲人先知特瑞西阿斯的预言。所以不是惩罚，而是一次解职仪式。桨在海边是桨，在内陆只是农具。他必须一直走到自己的身份符号彻底失效的地方，走到定义他一生的那件工具被彻底误读的地方，才能被释放。要摆脱海神，就必须抵达一个“海”这个概念根本不存在的所在。荷马在这里给出的，是关于身份如何终结的最古老也最精确的方案：身份的终结不是来自于否定，而是来自于脱离它赖以成立的语境。

预言的结尾还留下一处著名的歧义：死亡将“ex halos”降临于他。这个短语既可解作“从海上来”，也可解作“远离海而来”。古代注家为此争论不休，荷马没有裁决。后世无人愿意让这个歧义保持沉默。失传的《忒勒戈尼亚》让太阳神赫利俄斯之女喀耳刻与奥德修斯的私生子忒勒戈诺斯持一支以魟鱼刺为锋的长矛误杀了父亲，随后娶了佩涅洛佩，而忒勒马科斯娶了喀耳刻。这个结局荒诞，泄露了古人的不安，他们无法让奥德修斯的故事停下来。所以，3000年里，几乎没有一个后来者愿意让他留在家中，说明返乡在叙事上无法充当终点。于是，但丁安排他根本不回家；丁尼生让他为了出发而出发；卡赞扎基斯让他一路南行死在冰上。希腊诗人卡瓦菲斯在《伊萨卡》中给出最温和也最冷酷的一版，说目的地本身无物可赠，它给你的只是这段旅程。如今，诺兰让他被放逐，带着妻子驶向落日。

深入分析，归来者面对的真正敌人其实不是求婚者，而是时间。在奥德修斯的20年中，他可以向佩涅洛佩描述独眼巨人和塞壬，但奇遇不是他真正经历的东西，真正经历的是600个人在他的判断下陆续死去。这类经验无处安放。对此，奥德修斯很可能是清楚的。他选择再次出走，还不仅仅是践行提瑞西阿斯的预言，也是一个面对现实的理性选择。

《奥德赛》第8卷出现了超越时空的场面。在斐埃克斯人的宫廷上，盲诗人德摩多科斯唱起特洛伊，唱到木马，奥德修斯拉起头巾掩面痛哭。他成了自己传说的听众。一个人的生平一旦变成别人可以传唱的故事，他就不再拥有它。这或许才是他必须再次出海的最深理由。传说已经完成，而他还活着。要重新占有自己的存在，只能去制造尚未被唱出的部分。

（五）苦难和人的终极意义

现在回到《奥德赛》第5卷提出的全书最深问题：羁绊奥德修斯7年的神女卡吕普索给他出的条件是不朽、不老、一位女神、一座岛。她还提醒他，佩涅洛佩在容貌和身量上都不如自己。奥德修斯完全承认。但是，他仍然选择一个会衰老的凡人妻子和一座石头小岛。这是整个欧洲文学中最重要的一次拒绝。因为在这个拒绝的背后是一个永恒的哲学问题：人的意义系于其有限性，而不朽会彻底破坏人的意义。

因为人的意义决定于四个条件同时成立：生命的有限性；历史的不可逆；个体的独自体验；痛苦的记忆。奥德修斯之所以成为3000年来的史诗级人物，正是因为这四个条件在他身上全部成立。1904年6月16日，作为尤利西斯化身，或者“现代版奥德修斯”的利奥波德·布鲁姆在都柏林重演的就是同一件事。布鲁姆知道下午四点家里会发生什么，于是整天不回去。凌晨两点他回到家，从床脚爬进去，躺在另一个男人躺过的位置上。作者乔伊斯用问答体审问他的反应，在嫉妒与自弃之后给出的最终答案是平静。他不杀求婚者，他吸收求婚者。现代版本的英雄主义是不复仇。布鲁姆证明了一件要紧的事，史诗性的能力可以存活在最平庸的身体里。条件只有一个，那个身体仍然必须独自承受。

与奥德修斯相比，现代人类的真正挑战不是能力本身，而是不再具备奥德修斯所处的历史环境。其一，道路的坐标化。现代导航系统消灭“离开”的可能性。奥德修斯的漂泊依赖于世界存在一个外部，而当每一个坐标都已被标定，就不再有“别处”，也就不存在nostos。其二，内陆与海洋的连通。桨与簸箕仪式在一个完全连通的世界里无法举行。再也没有一个不识海的内陆村庄，每个地方都知道每个地方。其三，隔绝的地理消失。现代世界，任何不幸在发生的同时就被分享、被评论、被算法归入某个既有类型。转化所需要的沉默期，被即时的共同反应填满。所有真正有价值的转化必须独自完成。其四，不可逆的削弱。原本世界是不可回滚和反转，如果一切可逆，创伤和痛苦就降级为可修正的参数设置。

所以，奥德修斯真正的成就并不是经过千辛万苦活下来。他离开时是青年国王，回来时是被女神变形的老乞丐，中间成为过“nobody”，做过俘虏，当过女神的情人，下过“阴曹地府”，经历如此彻底的断裂，他仍然是同一个故事的同一个主语，仍然能够说出“我是奥德修斯”。人格如何在剧烈的不连续中持存，这恰恰是现代人类和后人类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在身体可以替换、人格可以分裂、记忆可以外置、生命数据可以分布存储于不同系统，那个主语是否还成立？

在这个意义上，《奥德赛》不是一部与现代人类无关的古书，而是人类留下的第一份关于主体如何穿越彻底断裂而仍然持存的档案。那支被插进内陆泥土的桨，标记的从来不是海，而是海的尽头，是一个人自愿走到自己一生的本领不再被辨认的地方。奥德修斯从未选择受苦，他是被迫的，正因为被迫，转化才成其为成就。当受苦变成一个可以退订的选项，转化就降格为一种爱好，而无人练习的爱好会在两代人之内消失。

3000年后的今天，卡吕普索的诱惑正在从神话成为人类技术与产业的议程和行为，成为永生不朽的升级版。但是，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人的不朽是否能够兑现，而是当人类身体突破生命极限，苦难被算法终结，人类就会彻底失去对“归途”的渴望，失去因渴望而产生的痛感。到了那一天，奥德修斯并非被遗忘，而是被永久地剥夺了在场资格。如果有这样一天，没有风暴、没有风浪与无常命运，没有凡人经历破碎，将再也没有任何灵魂值得成为奥德修斯，这恰恰是超越任何人间悲剧的悲剧。所以，奥德修斯拒绝诸神是捍卫凡人的尊严，是宁愿流血也要“成为一个人”的痛苦挣扎。

此刻，终于可以深刻理解奥德修斯面对卡吕普索的永生诱惑时所发出的那句呐喊：“如果哪位神明在浩瀚的暗海上将我击碎，我将在船上默默忍受，因为我胸中有一颗忍受苦难的心。此前，我已在波浪中和战场上经历了太多的悲惨与苦难，就让这新的苦难也加进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