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华北第一报人，可耻的文化汉奸管翼贤，曾为“九一八”振臂高呼，却因嗜报如命附逆，51年被枪毙时还在狡辩

1951年5月，北京街头贴出一张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的布告，白纸黑字写着：管翼贤，男，湖北省蕲春县人，原住本市小英子胡同甲三号，汉奸，充"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局长等要职，积极为日寇搜集情报，管制新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据说临刑前此人曾哀叹一句："一本书换来个死刑！"他口中的那本书，正是他在日伪时期编纂的《新闻学集成》。

一个把新闻学做成奴化学的人，最终被自己的"学术成果"钉死在耻辱柱上，这大概是历史最辛辣的讽刺。

管翼贤生于1899年，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政治经济科。二十年代步入新闻界，任天津《益世报》驻京记者及神州通讯社记者，是当时北京新闻界的活跃人物，以写政治报道见长，颇得同僚赞赏。

1928年10月4日，管翼贤在北平宣武门内嘎哩胡同创办《实报》，一份四开四版的小型报纸，自任社长兼发行人。

这份报纸初创时印数只有区区800份，但管翼贤确有办报奇才，他采取"小报大办"、"精编主义"的方针，用六号字排版，每行之间不加条，每版容量在7800字以上，用主要篇幅刊登国内外重要政治时事新闻，对中外通讯社稿件加以缩编，社论每天必有一篇，四百到七百字，简明通俗地说明一个观点。

副刊每日刊发言情、武侠小说四五种。陈豹隐、李达、张友渔、张申府、丁玲、沈从文、老舍等左翼和进步文人，都曾应邀为《实报》撰写社论、通讯和文稿。

这份报纸以底层市民为主要读者对象，"大报"的价钱，"小报"的内容，很快风行华北。到1935年已拥有六万两千八百余名读者，沿铁路线发行到南方、西北及东北，甚至远及日本，在东京、大阪设有支社，最高销数达十四万份，居华北各报之首。

老报人张友渔后来评价这一阶段的管翼贤，"以其进步的政治倾向和办报方法的成功，获得广大读者特别是知识界的赞赏"。

"九一八"事变的当晚，管翼贤接到来自东北的电话报料，第二天即将日本侵占东北的消息抢在各报之前发了出去。他还在报纸上开展了为抗日捐物活动，对捐款捐物人登报表扬，把捐来的财物送往抗日前线。其新闻报道和评论呼吁人们在"国难当头"时要"息争御侮"，号召国人"速起救己，收复失地"，先后发表了《中日不并存》《抗敌惟赖决心》《舍奋斗无以求生》等抗日救国社论。他甚至一度拒绝使用来自日本的新闻纸，举办为抗日战士募捐药品和钢盔的活动。

西安事变中，《实报》以报道及时、消息灵通著称，一时风头无两。1937年1月，他还出任过北平市政府秘书长。可以说，抗战全面爆发前的管翼贤，站在民族大义的一边，这一点没有任何争议。

然而，正所谓"岁寒识松柏，疾风识劲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民营报纸产生了分化，大部分"义不受辱"，要么毅然停刊，要么易地再办。管翼贤先是将《实报》迁至济南，济南沦陷前夕又迁往汉口，在后方努力维持办报。

但现有的史料表明，他并未在后方坚持多久。日本学者李杰琼的研究指出，管翼贤在日本军进驻北平前离开，先到济南、汉口努力办报，但1943年又回到了北平，"通过日军报道部追回已被人占据的《实报》资产"，投身日伪。

这中间五六年的空白，他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心理挣扎，史料没有留下直接记载，但结果很清楚：他选择了回头。

1943年回到北平后，管翼贤很快与日伪打得火热。他通过日军报道部追回《实报》资产，使《实报》复刊并沦为日伪宣传工具。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陷南京，举国悲愤，而《实报》却抛出了"国民再生论"，大谈"南京之陷落，实给与中国一般民众以彻底反省之重大机会"，称这是"中国再生纪元之一大转变，……应重新建立以东亚文化为基础之新中国"，规劝中国人民"乘机彻底反省，决心努力新中国之实现"。

12月16日，《实报》推出精心策划的庆祝南京陷落特刊，将南京失陷称为"最可庆幸的事件"，"南京陷落之日，就是讨赤反党军事工作大告成功之日，就是我们大家得到复苏之日，我们要庆祝皇军的告捷。"

1938年9月15日，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治安总署机关报《武德报》出刊，管翼贤兼任第一任编辑局长，社长为日本人龟谷利一。

在他们的经营下，《武德报》很快成为日伪对华北各报的统治中心，设在北平王府井大街的《武德报》报道部对华班经常与华北各省联络。

1941年秋，管翼贤升任华北情报局局长。1939年，又正式出任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局长，帮助日伪制订华北地区的有关宣传纲领，指导"华北宣传联盟"、"华北新闻协会"的宣传工作。

他还兼任华北"剿共"委员会事务主任，下令华北各省、市、道、县各级"总会"加紧反共，编印大量"剿共、防共"刊物、书籍。

1940年7月，日寇华北军报道部为了培养敌伪新闻骨干，在北平成立中华新闻学院，日本人佐佐木健儿任院长，管翼贤任教务长兼新闻学总论教授。

他编纂《新闻学集成》九册作教材，在序言中写道："本书篡辑之材料，系就以往燕大、平大、朝大、民大及最近三年来于本院讲述新闻学总论之教材，重加整理而成。"

在这本书中，处处可见他对新闻力量的崇拜。他认为"新闻好像是一根魔术杖，一切东西，甚至空虚的东西，只要经新闻的魔术杖一接触，就获得客观性和具体性"，新闻可成为"支配多数个人的意识内容、以支配统一多数力量，而展开新的创造或高贵的社会目的的一种方法"。

武汉大学单波教授的研究指出，带着对新闻力量的这种崇拜，以日伪报人之立足点，管翼贤"很自然地步入了法西斯新闻价值观的轨道"，认为新闻负有对国民教导的责任，"使国民对建国之理想、国民之使命，有深刻之认识与坚强之自信"。这与希特勒"新闻是一种教育手段，它要使七千万国民归于一个统一的世界观"的论调已是高度一致。

关于战时新闻之作用，管翼贤赤裸裸地写道："吾人欲达目地，在吾国力能控制敌人之一切，由国家新闻发挥其威力，以我之思想，转移敌人之思想，以我之精神，征服敌人之精神，使敌人由心理上之崩溃，进而为国家之崩溃，必如此方称战略上之全胜，必如此方足以言国防。"

1944年5月1日，日伪政权紧缩华北地区报业机构，将《实报》、天津《庸报》等五家报纸合并改组为《华北新报》，委任管翼贤为总社长。

创刊号为两大张八版，次日改为一大张四版。管翼贤在创刊号上宣称，该报的宗旨有三点："一，确立新闻新体制。二，大东亚战争之必胜与完遂。三，推进新华北之建设。"周作人也兼任了《华北新报》经理和报道协会理事。

此后报纸版面不断缩减，至1945年5月1日，"为战时节约物资起见"，改为每日出版八开一小张。直到日本投降的第二天，该报还在社论《和平，奋斗，救中国！》中大谈"国人今后努力之方向"，但无论如何包装，这份报纸毕竟是依附着日本人生长起来的，与侵略者有不可分割之联系，随着日本人的投降，它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一度"利用汉奸防共"，这帮汉奸摇身一变成为所谓"先遣军"，但这种局面没有持续多久。

1945年12月5日，军统头子戴笠借李宗仁北平行营指挥所的名义，在北平东城北兵马司一号举行盛大宴会，向王克敏、王荫泰、齐燮元、周作人、汪时璟、刘玉书等五十多名特任级、简任级大汉奸发出"敬备菲酌，恭请光临"的请柬，管翼贤也在受邀之列。

汉奸们一进院子，只见军警林立，戒备森严，已知是鸿门宴。匆匆吃完后，戴笠拿出经蒋介石审定的名单，当场宣布逮捕。从1945年9月至12月，军统在南北各地共捕获汉奸嫌疑者四千二百九十一人，管翼贤就在其中。

被捕后，管翼贤由河北省高等法院检察处侦查审理，以"通谋敌国，危害本国"的罪行提起公诉。法院初拟判他死刑，后来又改判他无期徒刑。

这个改判引起了社会强烈不满。1946年重新开庭审理前，进步新闻工作者赵孝章将《管翼贤言论集》加以摘编，以实录方式揭露其叛国言论，于开庭当天清晨在北平《益世报》头版登出，并配以社论。

1946年11月5日，河北省高等法院根据这些确凿证据，判处管翼贤死刑。当法庭宣布判决时，管翼贤骤然脸色惨白，哀叹道："一本书换来个死刑！"他上诉请求复判，拖延数年未能执行，后来国民党方面改判他无期徒刑。

全国解放后，人民法院对管翼贤的罪行重新审理。

1951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发布布告，将管翼贤列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反革命罪犯名单。布告写明：管翼贤，男，五十八岁，湖北省蕲春县人，原住本市小英子胡同甲三号，汉奸，充"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局长等要职，积极为日寇搜集情报，管制新闻，竭力宣传"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等卖国言论，任"华北剿共总会"事务主任时，曾下令华北各省、市、道、县各级"总会"加紧反共，并编印大量"剿共、防共"刊物、书籍。

布告由军法处处长王斐然署名。这个从800份报纸起家、做到华北第一报人、最终沦为文化汉奸的报人，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

管翼贤的堕落，给今天留下了几点沉痛的教训。

第一点，要警惕那些把"专业"当作堕落借口的人。

管翼贤不是不懂新闻，他是太懂了。他讲"报格"，讲编辑的"良心"，讲"发表对其读者真正重要的新闻是一个无尚的义务"，可这一切都是在为日伪统治服务的前提下进行的。

他越是精通业务，造出的毒药就越有迷惑性。《新闻学集成》从形式上看是一部学术著作，从内容上看却是法西斯新闻观的教科书。

这种人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他们永远有一套自洽的理论来为自己的堕落辩护——"我只是在办报"、"我只是在传播信息"、"政治归政治，专业归专业"。历史已经证明，在民族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没有中立的新闻，只有站在哪一边的新闻。任何试图以"专业"之名行附逆之实的人，最终都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第二点，要警惕那些"嗜业如命"到可以出卖人格国格的人。

管翼贤为什么会在1943年回到北平？日本学者李杰琼的研究一针见血：他似乎是"嗜"报如命，以至于甘愿以丧失人格、国格为代价，通过日军报道部追回已被人占据的《实报》资产，继续其已失去了新闻意义的办报生涯。

这种人对某种职业光环、社会地位有着病态的迷恋，为了维持这种光环，他们什么都可以出卖。今天看来，那些为了保住自己的学术头衔、媒体职位、社交平台影响力，而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含糊其辞、甚至主动迎合错误思潮的人，与管翼贤在精神谱系上是一脉相承的。

第三点，要警惕那些从"抗日先锋"变成"投降急先锋"的人。

管翼贤的堕落，不是一开始就坏，而是先好后坏，这种反差更具迷惑性和破坏性。他曾经是抗日的，曾经拒绝过日本新闻纸，曾经在"九一八"后振臂高呼——可正是这些"前科"，成了他后来最隐蔽的护身符。

他可以对人说，"我当初也是抗日的，现在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救国"。这种逻辑，与汪精卫"曲线救国"的论调如出一辙。历史反复证明，那些曾经站在正确立场上、后来却转向错误立场的人，往往比一开始就坏的人更具欺骗性，因为他们熟悉正确的话语体系，知道怎么包装自己的错误选择。

第四点，要警惕那些把"文化"做成"武器"来对付自己人的人。

管翼贤不直接杀人，但他编印的"剿共"刊物、他炮制的"大东亚战争必胜"言论、他在中华新闻学院培养的伪新闻骨干，对中国人民的毒害不亚于枪炮。

文化汉奸的可怕之处在于，他们摧毁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防线。管翼贤在《华北新报》上提出的"新闻新体制"，本质上是把新闻变成法西斯统治的工具。这种"学术包装下的毒药"，在今天依然值得警惕——那些打着学术研究、文化交流、国际传播旗号，实则传播错误价值观、解构民族认同、矮化国家形象的言论和作品，本质上都是在走管翼贤的老路。

管翼贤被枪毙的时候五十二岁，他创办的《实报》发行了6034号后停刊，他苦心经营的《华北新报》随着日本的战败化为灰烬。

他留下了一套《新闻学集成》，作为他"学术成就"的见证，也作为他汉奸罪行的铁证。

历史是公平的，它不会因为一个人有过才华、有过功劳、有过早期的进步表现，就对他后来的罪行网开一面。

管翼贤的下场，不仅是对他个人罪行的清算，更是对所有后来者的警告：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面前，没有灰色地带，没有中间道路，没有"专业中立"的避风港。要么站在人民一边，要么站在人民的对立面——而站在人民对立面的下场，管翼贤已经用他的人生，给出了最明确的答案。